姚所长数日后向管理所内部传达了对阮静秋的处理决定：口头警告、通报批评，外加停职反省一段时间。这项决定没有对学员们公开，但消息很快传遍了所有胡同。有人为此愤愤不平，毕竟先出言不逊的那几位调查员反而没受到任何处分；也有人说不过口头警告而已，又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要挨军棍、关禁闭，根本不值一提。

当事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姚所长和她谈心时说，不要把这件事当作一种处罚，只当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散散心就好。廖耀湘和杜聿明在她收拾行李时赶来送别，一个双手叉腰，站在屋里吹眉毛瞪眼，一个坐在门口，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她看他们俩神情很复杂，反过来宽慰他们道：“你们就当我去休假了。好容易打完了仗，我可有许多地方想去看看呢！”

一直闷头抽烟的杜聿明说：“安全起见，你去一些大城市看看就好，云南、广西还是暂不要去。”

阮静秋回答：“知道。”她也曾在报纸上看到，从去年起，越南的南北两个政权就一直呈现着剑拔弩张的态势，加上仍有少数未撤离的国民党军零星游荡在缅北，这个时候确实不宜去西南边境地区。更何况，在这个交通不算便利的年代，她得搭多久的火车才能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呀！她说：“我想先去荷馨大姐那里。若回程时赶得及，也想去一趟萧县看看雨庵。”

她将两本书放进行李箱，想了想又拿出来塞给廖耀湘：“书太沉，我就不带了，你先替我保管着。”

廖耀湘接过书本，从口袋里摸出来一把钞票塞给她。功德林学员每月固定有一点津贴，不少人将其用于改善伙食，他则只偶尔买几本书，剩下的全都攒在这里。阮静秋躲闪着说：“我不要，我自己有钱。”

廖耀湘就瞪她：“让你拿着就拿着！”而后扯着她的口袋将她拖回来，又把钞票全塞进去。

临行前她给同济大学发了电报，这才从戴复东那里知道王荷馨此时已带着孩子们一并搬去了上海，和大儿子、大儿媳住在一起。她因此乘火车先行去往上海，可口袋里的这一堆现金让她实在压力山大，只能时刻保持清醒，坐在窗边远眺着逝去的景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功德林的高墙不但将国民党的将军们与新中国的社会隔开来，也几乎将管理人员们的生活牢牢地围在了这个院子里。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系统性否认了斯大林所作出的贡献，并针对苏联上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了严厉批判。这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带来了一阵强烈的震荡，在随后的半年里，格鲁吉亚、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苏共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功德林的学员们也读到了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发言内容。他们同样为北方盟友的转向而感到十分意外，一直支持走苏联路线的陈林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本土派们的“围攻”。人们在讨论会上谨慎地各抒己见，最终得出一个和高墙之外十分相近的结论：赫鲁晓夫的发言对破除个人迷信及深刻认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教训具有积极性，但不应该就此全盘否定斯大林所有的个人贡献。

阮静秋对时事政治兴趣寥寥，除却管理所内要求集体学习的情况，她其实并不太关注高墙之外的种种动向及风波，只隐约意识到这大概是中苏关系交恶的最根本的起点。但事情似乎不止于此——在这趟由北向南疾驰的列车上，在来往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兴奋的讨论声中，在他们争相传阅的最新一期的报纸上，她看到头版头条文章如此写道：

*“我们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

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阮静秋想起那几名调查员傲慢无礼的工作作风，对文章中所强调的必要性深表赞同。至于这项工作如何开展，同车的人们已作出了身体力行的示范：学生们振臂高呼、知识分子们奋笔疾书、少数工人和农民模样的年长者面带茫然，但频频点头……他们无不在诉说自己工作与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此几类作风的情况，无不想在第一时刻发出最洪亮的、批评的呐喊。

在这样的情境下，阮静秋决定回到被窝里睡觉——她不擅长振臂高呼，也没有什么可奋笔疾书，心中虽然也有一些愤怒不平，但总不该在这个场合对一群陌生人胡乱倾吐。多年磋磨以后，她身上属于现代人的东西已不多了，这种i人特质姑且算是其中之一。

在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之前，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最长曾需要三十六个小时，到五十年代中后期，这段路程随火车提速而逐渐压缩，但彼时也至少要二十八个小时才能抵达。下车之后，先是阮静秋从人群中认出了那双酷似他父亲的眼睛，戴复东接着也认出了她，远远便招手道：“阮医生！”

阮静秋对于他的记性感到很惊奇，他们之前仅见过寥寥几面，最近一次还是在入缅作战之前，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她随前来接站的这夫妇俩搭乘电车从火车站往同济新村去，车厢内果然也有不少人正议论着那篇头条文章，车外则偶尔能看到墙上张贴的布告和标语。戴复东低声向她解释：“大学也在开展这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鼓励广大群众、无党派人士和党员踊跃参加。”

阮静秋点点头，她仍觉得哪里不对，但没有将这疑问说出口。同济新村是同济大学为教职员工专门修建的宿舍，分给戴复东的这一套面积不算大，一家人住得满满当当。戴家女儿藩篱和二儿子靖东平时住校，正上中学的小儿子澄东则每天午晚回家吃饭。搬到上海以后，王荷馨获邀在居委会做治保委员，平日最重要的一件任务就是负责调节邻里关系，因此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社区。她早早买好了菜，正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阮静秋不好意思坐着看她忙碌，也一并钻进了厨房打下手。在洗菜、切配的过程中，她悄悄打量着对方，这些年她独自一人将四个孩子拉扯大，非但人黑了、瘦了，手上也多了一些陈旧的伤疤和老茧。王荷馨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对她说：“不用帮、不用帮。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做饭的道理？”

“那我就不当自己是客人，”阮静秋笑答，“只当作一个远游归来的家里人。家里人在厨房帮一点忙是再应当不过，你可别赶我走。”

王荷馨也笑了：“你还是老样子！杜先生他们那时就常说，阮医生是最会说话的，只要是她想做的事，她总有别人说不过的道理。他们在北京都好吗？”

阮静秋说：“都好，只是他们还都在改造，暂时不能一起来上海。”又叹道：“杜先生觉得很亏欠你们。他说他欠戴师长一条命，后来那些年你们过得很辛苦，他又四处打仗，一点忙也没有帮上。”

王荷馨只摇摇头：“都过去了，没有什么亏不亏欠。”

饭菜上桌的时候，戴澄东刚好走进家门。父亲戴安澜入缅作战那时他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和阮静秋是头回见面。好在他并不认生，聊起学校近来的趣事，便绘声绘色地说老师和同学们响应国家号召，近来都在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有几位老师言辞很激烈，说要改良民主制度，还引用了一些人所提出的要轮流执政的观点，同学们听来很新奇，私下有不少议论。

阮静秋耳朵一抽，终于意识到自己心中不安的来由。假如批评可以不受限制、毫无边界，人们就要很快为自己过激的言论付出代价。她将一只鸡腿夹到戴澄东碗里，委婉地说：“我看，比起参与批评，聆听和思考也能使人获得进步。老师和同学们有他们的观点，你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但不妨先把它们都放在心里头，留待时间去判断对错。”

戴复东似乎听出了她话里的暗示，附和道：“阮医生是提醒你要专心学习，不要被其他活动分散精力。你说一说，你将来有什么志向？”

戴澄东咬着鸡腿回答：“我想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我想设计一条水渠，把长江里的水运到黄河去，这样长江就不会发洪水，黄河就不会干涸了。”

阮静秋吃惊地：“让我猜猜，这项水利工程的名字是不是可以叫作‘南水北调’？”

众人都笑了，一顿饭吃得很是热闹。晚间，阮静秋没有在家里留宿，戴复东出门送她到附近的招待所，途中谨慎地问她：“阮医生，我听出你刚才话里有话。你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阮静秋摇头道：“不是什么‘风声’，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觉。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批评’，就忘乎所以，殊不知‘批评’过了头，很可能就不再只是‘批评’。我不懂政治上的事情，但我觉得，少说话总比说错话要好得多。”

戴复东严肃地思索了片刻，回答：“我明白了，多谢你提醒。”

王荷馨要照顾孩子脱不开身，在上海小住几日后，阮静秋辞别了戴家老小，行前除留下一点路费以外，将大部分钞票都装进信封，悄悄塞在了她的枕下。随后，她转道芜湖小赭山，在戴安澜墓前放上新鲜的花束。*王荷馨说，最初选定墓址的时候，小赭山还几乎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为了修墓，山脚下专门开挖了一口水池，到半山腰的山路则修成了供人步行的台阶。从墓地的位置看，小赭山好像是一只大鹏的身体，小赭山两旁的两个山头就如同大鹏的翅膀，面前则是滚滚流过的长江，这只大鹏似在短暂停憩，随时都要腾空而起。*远征入缅前，戴安澜专门戒了烟，于是当阮静秋站在他的墓碑前，除了这一束鲜花之外，她竟然再找不出第二件可用来祭拜他的东西。但她想，这滚滚江水所带走的波澜与岁月，他一定都看到了。

从赭山下来再往西走出一段就是长江大堤。一九五四年长江洪水之后，沿线堤坝陆续都进行了除险加固，在又一年的雨季到来之前，沿途的水利工作者正密切巡视、严阵以待。行至滨江公园的一处堤岸附近，两个孩子正追逐玩耍着，其中一个孩子不知怎么绊了一跤，竟一骨碌从堤岸滚落，掉进了奔涌的江水之中。阮静秋远远看见孩子落水，急忙大叫一声：“救人！”而后一跃也跳进水中。

说来奇怪，从岸上往下看，这江水流速很急、水质浑浊，时不时还有些漂浮的枯枝落叶。但入水以后，周围的一切却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她甚至不能感觉到水的流动，就像是水和她都毫无来由地静止在了这里。在这片平静的水中，她看不到近在咫尺的堤坝、看不到落水的孩童、甚至不能看到这片水究竟有多深、水底究竟在哪里。她茫然地四处游动着，正打算露出水面看个究竟，一点微光忽然跃入她的视野。

这光源似乎来自水底，与她相距不近不远，似乎触手可及，又看不清具体的轮廓。她像是受到了某种古怪的吸引和蛊惑，不由自主地向着这片微光游去，游得越深，仿佛就越深地陷入某个没有出口的梦境，早已忘记自己是人，需要露出水面呼吸。她越游越深、越游越近，在水底不见五指的漆黑之中，看到了一座人形的冰雕——或者说，是一个被冰封住的人。

那点微光来自于冰雕中的一样物件。她凑近了去瞧，看出那是一只小小的、雪白的瓷罐，只大概有手掌大小，上头严实地扣着盖子，看不出里头装着什么。它并不只是被捧在手中，而是被一对手掌、一双手臂紧紧地环抱着，就像它们搂着的并不是一只小小的瓷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身体。越往上，冰层就越厚、越模糊，她看不清坚冰中的面孔，于是好奇地伸手抚摸，手掌触及之处，冰层竟然缓缓融化了。

她感到自己的心砰砰跳着，向她预示着某个正在接近的、残酷的真相和其后无可逃避的命运。她用力地摩擦那些冰层，看着它们一点一点融化、看着那张被冻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

忽然，她停住了，在水底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手掌剧烈地颤抖。

怎么会这样呢？她无声地叫道。

冰里的那个人，怎么会是她自己？

*引自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号。

*引自戴靖东《怀念父亲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