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春。

张秋头晕脑胀地爬起来，模糊看见外头仍漆黑一片，于是伸手去摸床头的手表。打从穿越回民国，她就没睡过几个太平觉，要么时刻警惕着敌人、要么随时准备着开刀，好容易回到后方，噩梦又一桩接着一桩。唯一称得上“幸运”的是，无论梦里头怎样洪水滔天，一睁眼她就忘得一干二净，足见没心没肺也有没心没肺的好。

外头有几个勤务兵正在院子里扫雪，这景象让她短暂地想起阔别已久的中原老家，“南漂”多年，她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大的雪。屋内的火炕快冷透了，她把炕边搭着的毛衣棉袄统统捞进被窝，将自己裹得像只浑圆蓬松的棕熊，而后才敢出门迎上黑土地清晨的寒风。柴火堆在后院，炕道则在另一头，她走在勤务兵们辛苦开辟的道路中间，自觉沾了人家很大的光，便礼貌地对他们道了声“辛苦”。

新来的一个勤务兵对这声招呼表现得很惊奇，转头问身旁的老兵：“她是和俺们说话？”

老兵则对此习以为常，也向她点点头：“阮医生早。”

彼时各部队还没有更换后世的影视作品里常见的那套装束，她日常所穿的大多还是抗战时候的军装，左胸标注着部队番号、职务、军衔以及她在这个时代的姓名——阮静秋。才清理过的路面仍有些滑，她走了两步，终究无可避免地踉跄着，四脚朝天地摔进了路旁的雪堆里。前几天外出时，她所乘的车子就是如此翻进了路旁的沟渠，那时磕碰的挫伤还没有全好利索，这下又伤上加伤，疼得她没法顾忌形象，坐在地上抱着腿一阵呲牙咧嘴。勤务兵们见此情形，纷纷放下手里铲雪的工具来搀扶，她对耽误他们工作感到很抱歉，连忙站起来，又向他们摆手：“没事、没事……我就是分神了，没留意脚下。”

老兵对她说：“雪铲到一半，路上还有冰，现在很不好走。你还是回屋稍等一会儿，等路上撒了盐，冰化开，就不易滑倒了。”

她看看自己又看看路，姑娘家的自尊心最终占了上风，与其摔得鼻青脸肿叫人看笑话，冰疙瘩似的冷炕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她哀叹道：“好吧，那我晚一会儿再出来。”

眼见她摇摇晃晃地回屋去了，那老兵才悄声对一旁的新兵说：“阮医生和别人不一样。”

新兵仍旧很纳闷：“怎么个不一样法？”

老兵看了他一眼，答道：“人家把我们当人看嘛！”

宿舍和外面一样冰天雪地，连钢笔都冻得不出墨水。她边往手心呵气，边艰难地书写早前搁置的某份报告，标题四个大字：“调职申请”。说来也怪，别人都羡慕军部的医生成日清闲得生蘑菇，她反倒在申请中慷慨陈词，痛表了一番要去前线野战医院治病救人的决心。这行文语气都实在和她往日散漫懒惰的作风大不相符，她读了几遍，竟被逗得笑出声来。自己尚且觉得好笑，廖军长那里多半更过不了关，她抓抓头，只得又找来一张信纸从头重写。

自从在一九三六年的某日像只落汤鸡似的爬上塞纳河岸，她已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近十年之久，“阮静秋”三个字翻来覆去写了无数遍，好像已确实变成了她的名字。一开始她想得很开也躺得很平，觉得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道路和主义也不能保她太平无忧，人在乱世，活着才是第一要务，其他通通都得靠边站。后来做了医生，读书加规培那些年背记的一脑子东西多少为抗战做出了点贡献，只是受限于药品、设备、技术和其他医疗条件，死在她眼前的人还是比被她救活的人要多很多。再后来，抗战胜利了，她的部队奉命北调葫芦岛，对面的敌人换成了同胞的姐妹弟兄。

她不愿意掺和进手足相残的悲剧，而使自己沦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又不可能凭一己之力而产生什么根本性的影响，于是今日装病、明日偷懒、后日摸鱼，军部迁到哪儿，她就到哪里的火炕上继续躲清闲。直到前几日，她在行军途中偶然遇上了一位同僚，对方忍受不了救不完的伤员和停不下的工作，于是便趁乱溜号，打算就此逃回关内老家。这位同僚说来也是位高材生，抗战时响应政府号召参军，曾和她一起在印度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和后来反攻缅甸的战事。这么一位有经验、有知识的军医竟然溜号逃跑了，可见前线医院忙碌到了何种地步。

这件事给她带来了很大触动，也让她仔细地反思了一番。昆仑关大战的时候她才十几岁，野战医院的棚子四处漏缝，人一抬头就能看到山上连成片的尸体，一低头就是焦糊的伤和黑红的血。入缅远征那年她则刚满二十，除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战伤，她还得学会从士兵们腿上拔除蚂蟥、分辨诸多毒虫毒蛇、以及应对层出不穷的疟疾和登革热。那是作为士兵最艰苦的时间，也是作为医生最好的时间，人人都像个永动的陀螺似的不停奔跑，白大褂上永远沾着血迹，可从没人叫苦喊累。如今她想，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本不应该以他们帽子上缀着哪颗徽章而决定伤者的命运，更何况，没准她现在多救一个人，将来东野就会多一个兵，这也算是为新中国做贡献。

写完报告，外头的天已蒙蒙亮了，勤务兵们清扫积雪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她把报告收进口袋，出门先去办今天的正事——为军医处申领下两周的常用医疗备品。军医处那些更年轻一些的小姑娘们直到这时才三三两两地，睁着惺忪的睡眼从宿舍里出来洗漱，不时互相抱怨着昨晚谁又说了梦话害大家不得好眠。她们的宿舍位于院子另一侧，双方相向而行，才刚远远打上照面，其中便有个嗓门响亮的大声问：“阮医生什么时候再给我们讲长官们的故事呀？”

阮静秋被这一声震得差点又要滑倒在地。院子里的卫兵参谋们无不闻声侧目，她心中喊冤，这群姑娘们大多是本地刚征召来的新兵，上回谈天时被她们缠得烦了，她才随口讲了讲长官们的脾气个性、行事作风，让她们不要太过畏惧而已。此刻解释也只会越描越黑，她索性板起脸来，装作很凶神恶煞地道：“不好再讲了，再讲下去，保密局就要来把我们一起抓走了。”

那个大嗓门的小姑娘吓得“咿——”一声，连忙缩起脑袋，惹来同伴们的一阵哄笑。

终于与她们一行人告别，她快步抄了条近道通向库房。仓库的管事老刘也是远征缅甸至今的一位熟人，昨天她预先说好今早来申领备品，他就和往常一样，提前在这里等着。看她匆匆忙忙，脚步又一瘸一拐，他向她招了招手，又问：“阮医生，你的腿脚怎么啦？”

阮静秋苦笑道：“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上回翻车的伤还没有好，今天早上出门又摔了一跤。”

老刘说：“哎呀，都怪东北的天气太坏了。”他是南方人，抱怨起东北的天气来可谓是百分之二百的真情实感。他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继而去翻找那些清单报表。这通常还需要些时间，他边忙碌着，边对她说：“天气冷，人都贪睡，难得阮医生还是这么早起呀。”

她向他指指腕上的手表，玩笑道：“不早啦，伙房都开始备午饭了。军医处清闲惯了，换作其他部队，早被军棍打开了花！”

老刘羡慕地说道：“现下谁不知道军医处是一等一的美差，军长又是个厚道人，一贯对下属很体贴关怀。唉，我家的姑娘要是肯学医该多好！”

阮静秋见过他的女儿一两次，小姑娘很有绘画天赋，只是老刘家中清贫，妻子又早早病逝，没有什么闲钱培养这等阳春白雪的爱好。但学医可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轻巧，单是想想自己求学的那些年，她就恨不得把“避雷”两个大字缝在白大褂上。她说：“我看小雅非但很有天赋，家务事也操持得十分稳重仔细。你总在军队里忙碌，她可帮你省了不少心。”说到这里又觉得话题跑得太远，连忙绕回正事：“下周就要开拔了，处长叮嘱我多准备些东西。现在市场的行情还是不好？”

老刘叹道：“乱得很，要是不靠美国人的援助，买点东西简直比登天还难。”他这时终于理好了清单，向她示意道，“阮医生，你稍坐会儿，我去清点备品。”

这项工作看着似乎简单，但清点及验收医疗备品还是花去了将近一整个上午。老刘负责看管仓库，不好擅离职守，她只能拖着伤腿外加两大包医疗备品沿原路返回军医处，这一路又费了不少工夫。可她前脚才踏进了办公室门，还不及坐下歇口气的工夫，后脚便有个人影急匆匆闯了进来，满头大汗地就叫：“阮医生，可算找到你了！”

来人是军长廖耀湘的副官处长。外头天寒地冻，可他竟然跑得满脸通红满头是汗。阮静秋被他吓了一跳，平日里的小事都是年轻副官或传令兵们来传话，她并不经常和这位伍处长打交道，但举凡他亲自出面，多半都是要紧的大事。前几天她“喜提”翻车事故，多亏廖耀湘和几位卫士们一同抬起车子，才及时把她救上了岸，没让她沦为东北的一座冰雕。但他的手臂却因此被划破了一道很深的伤口，且军医处那时并没有备着破伤风针，这几日她为此很是提心吊胆。看到来人是他的副官处长，又见对方神色不好，她的心一下就悬到了嗓子眼：“怎么，军长身体不舒服吗？”

伍处长双手扶膝，呼哧呼哧地喘了好半天气，而后摆摆手，笑道：“军长没事。不过，他好像有要紧事和你说，从早上起就要见你。我找了一圈，从宿舍到办公室又到仓库，虽然多花了一些工夫，但总算是把消息传到了。”

阮静秋稍微松了口气，不由得更奇怪了：“是什么要紧事，让军长一大早就急着见我？”

伍处长说：“是工作调动上的事情，他想听听你的意见。”

她于是想，果然是前线人手吃紧，要从军医处这里抽调。这恰好和她写好的报告不谋而合，不如就借今天说个明白。她将剪刀、镊子、碘酒等装进托盘，与伍处长一同往作战室去，路上听他说，廖军长这两天忙于战事指挥及部署，常常工作到夜深，昨晚更是开了一整夜的作战会，天都亮了也还没顾上合眼，反倒先急着让他来找她谈话。作战室大门紧闭，他轻敲了敲门，屋里随后探出另一位副官的脑袋，小声说：“军长这会儿睡着了。”

阮静秋连忙道：“不打扰长官休息，我晚些时间再过来。”

伍处长却拉住她说：“军长已经安排好了，说要是你中午来，就留你吃午饭。时候差不多了，你先进去，到屋里坐着等他。”

即使勉强算是军长多年的“老熟人”，她也知道作战室是军情重地，出于保密需要，军医及护士们都是非请勿入的。这个“建议”让她简直瞠目，连说话也不利索了：“这、这能行吗？”

他很肯定地说：“行！”然后大手一推，竟然把她推进了作战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