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总是在逃跑”：对冒险说“是”的乔琳·阿普尔比》

《纽约客》1996年5月13日

当我看到乔琳·阿普尔比的时候，这位23岁的艺术家正痴迷于玩弄文字——她只顾着低头观察她面前摆放着的木质字母盘。她在上面拼出了“Life is Pain”（生活即痛苦），随即又在后面添加了几个新的字母“au chocolat”，让那句沉郁至极的宣言变成了一句可爱的描述“Life is Pain au chocolat”，用法语来看，它是在说“生活是巧克力面包”。

她显然很得意于自己的巧思，像个恶作剧成功后的孩子似的笑了起来。她毫不在意地把她那头让她常常被比作丽塔·海华丝的红发随意披散在身后，穿着披头士主题的宽大白色T恤和一条宽松的米色棉麻阔腿裤，光着脚以一种非常危险的姿势趴在她的胡桃色摇椅上。

“别掉下来！”她的男友诺埃尔·盖勒格以一种非常无奈的语气打断了我的潜伏观察。这位绿洲乐队的吉他手和词曲作者曾经写了一首基于这把摇椅的歌，现在却只顾着关心椅子上的女人不要从她自己的杂技姿势中受伤。他以非常英国人的风格端来了款待我的茶，稍后还带来了一双舒适的室内鞋，示意乔琳把它们穿上。“你的客人到了，Birdy，别玩了！”

“对不起！我忘记时间了！”乔琳有点惊讶地扭头看向我，露出了一个有些害羞的笑容。“这是我格莱美失利的安慰奖，诺埃尔给我的！”她一边解释，一边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正好踩在诺埃尔的脚上。后者无奈地弯腰帮她把鞋子穿好。

这期间他们不断小声说着话，粗犷的曼彻斯特口音和柔和的南加州口音混杂在一起，有了一种仿若音乐的美感。这对被媒体描绘为“最不可能发生的”摇滚界权力情侣在这一刻看起来同其他情侣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乔琳端坐下来，开始同我认真交谈。她眼睛眨了眨，又俏皮地补充说：“也许明天小行星不会撞击地球，但谁知道呢？”我故意提及了科学家对宇宙威胁的监测，她坦然地点点头，附和道：“没错，科学家。我希望我能再多学一点科学知识，但我花了太多时间在人文上。时间总是不够用。”

我希望她能不要对她的知识领域太过苛责，否则这显然会让我感到窘迫——我大约在二十五年前就为不用继续学习数学而感到狂喜了，而我显然不是她，一个以在艺术领域跨界工作闻名的神童。很少有人能在20岁时拍出1993年票房最高的恐怖片《临终影像》，也很少有人能在同一年拿下金球奖的最佳女配角和奥斯卡提名，更别提在一个多白金销量的摇滚乐队紫色天鹅绒中担任主唱兼吉他手并且赢下格莱美了。她是格莱美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歌曲获奖者，她同制作人一起共享了那座金色奖杯。

“那就是紫色天鹅绒的创作概念，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像是你想写歌，你坐下来抱起吉他，开始写歌。然后你会发现一旦你开始写歌，你就无法拒绝去现场表演的冲动，你开始寻找任何能让你自己表演的地方，包括邻居家表哥的高中同学在某个市场的炸鸡店开业时的无薪演出你都不愿意放弃。甚至你不会弹吉他也没关系，这就是朋克音乐如何诞生的，对吧？我们一开始可不是抱着成为摇滚明星的愿望开头的，不过我们确实很想被唱片公司签下，至少得有人为排练室和录音室付钱嘛！”

乔琳向来以坦然地谈论音乐事业与金钱的关系著称，这或许与她的童年有关。她出生在一个特别的嬉皮士家庭，父母都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嬉皮士，这让她像传说故事一样出生在公路上。乔琳纠正我说那不是真正的公路，她母亲是在当地医生的帮助下分娩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前往下一个地点”。

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同样需要资金，一部分来自于这对父母的兼职工作，一部分就来自于家庭的艺术活动，乔琳的母亲为路过的情侣即兴写诗和画速写，而父亲就和5岁小女儿一起表演音乐。这种经历启发了乔琳将她的故事融入到她后来参与的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中。

乔琳拥有的第一把吉他就是父亲的旧吉他。她在描述这件事时眼角闪起了泪光。她说：“我太小了，指腹被吉他的钢丝弦滑破，即便这样我也不愿意放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弹一整首曲子后的奖励。我父亲后来有点后悔把它送给我，因为它太大了，我甚至拿不稳，他说他应该想办法搞一把尤克里里。尽管尤克里里也很不错，但我很高兴他当时没真的那么做。”

这位将女儿领入吉他乐的慈爱父亲很早就因意外事故离开了，这成为了乔琳很多歌曲写作的潜在主题。她对此澄清说：“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就像是我在写歌时不会想着‘好的，我今天要写一首写给爸爸的歌’，歌词只是就这么从我的笔下跑出来了。”

父母对乔琳艺术之路的影响还没有结束。独自抚养女儿的母亲最终离开了嬉皮士公社，试图在以媒体业著称的加州地区找到一份工作。事实上，这位意大利裔母亲所做到的不仅仅是普通糊口。乔琳有点得意地回忆起了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我们后来有了一家音像店，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是店长，有些来买成年制品的顾客看到店里负责的人是个15岁女孩，往往吓得掉头就走。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很快就招聘了一个员工来帮忙。”

这家名为“影音时光”的音像店很快在梵耐斯地区打出了名气，因为乔琳母亲在一家电影档案编目公司工作，所以她们总能找出各种藏在角落里的特别影音作品，并且推出了当时市场上还没有的观影会员套餐。这一套市场营销手法后来成为了很多影音店的标准服务。

就这样，乔琳在青少年时期花了大量时间在音乐、书籍和电影上，她不可避免地像是其他同时期在音像店自学成才的导演一样，开始拿起了自己的摄影机。“我想要惊吓其他人，而我手边有一台很老的摄影机。当你被恐怖片吓到的时候，你总是想对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对吧？”

不，乔琳，这不是我的想法，我只会关掉电视然后上床睡觉。但是乔琳决定让其他人吓一跳的想法在她20岁那年变成了《临终影像》，它最初只是一份高中戏剧课上的剧本作业。

“我非常努力地想要吓到我的老师，她不仅没有被吓到，还推荐我去看更多电影。我确实去看了，并且进一步修改我的剧本。然后我开始真的有了一些积蓄，我就打算把它变成真的电影。我几乎剥削了我认识的所有朋友，乐队的朋友们成了剧组成员，我当时的男朋友还帮我改善了我当时的追焦手法，我从其他熟悉的剧组那儿借到了我买不起的灯光设备……现在想起来那很好玩，但其实我把所有自己赚来的钱都花在那上面了。”

《临终影像》最终创造了骇人的商业成功，以不到2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拿下了全球2.48亿美元的票房，足以让所有以制作廉价电影为生的长期职业人士低下头。这份成功也为乔琳带来了下一部电影《热泪伤痕》的执导机会。

显然，她没有让提出合作的城堡岩失望，她将这部曾经被业内评价为不可能改编为电影的史蒂芬·金小说完美地转变为影像，在为她自己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奥塞拉奖和金球奖最佳导演提名后，同样为制片方城堡岩带来了丰富的回报。截止到本文的撰写日期，《热泪伤痕》以不到15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北美市场收回了9808万美元票房，并将继续在北美和国际市场上赢得更多经济回报。除此以外，它还为电影的女主角凯西·贝茨和作曲家丹尼·埃尔夫曼赢得了他们的奥斯卡提名。

这位年轻的电影神童没有停下她的脚步，她很快就开始了新的冒险。她前不久刚刚结束布克奖获奖作品《英国病人》改编电影的拍摄工作，在剧组担任制片人同时承担了很重的银幕戏份。

乔琳思考了她从小众邪典《年少轻狂》和爱情经典《爱在黎明破晓前》到同西德尼·波拉克和汤姆·克鲁斯合作的《糖心陷阱》、同马丁·斯科塞斯和丹尼尔·戴-刘易斯合作的《纯真年代》的演员生涯，总结道：

“我从未真正想要成为电影演员，我一开始只想在剧院演戏，因为那似乎是更真实的生活，但我从来没成功过，只能在学校剧团发挥点作用。不过这可能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演戏，我粗暴地认为没有登上戏剧舞台是因为我不够努力……这会让我减轻对自我的怀疑。”

尽管乔琳在谈论表演时表现出了轻微的自我怀疑，但是这位相当坚韧的年轻女性很快就重新构建起了自己那种天才式的强硬和自信心。她摊了下手，语气激烈地说：“但表演就是表演，有表演老师曾经要求我们谈论自己被性侵扰的经历好让表演更真实，这是胡说八道！我不是很相信演员会完全忘记自己什么的那一套方法，它永远不会是真实的，演员要做的是在假装时表现得真实，这是两回事。”

尽管对教导表演的学院派老师表现出了怀疑，但是乔琳其实从未真正接受过大学级别的艺术教育，她戏称自己主要靠想象学习——“读书，看录像，然后想象其他人是怎么做到，再读书，发现一个用来描述这个过程的名词，好的，它就属于我了！”

但她同样也承认昂贵的私立教育给她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她在纽约著名的斯宾塞学校接受中学教育。“我的老师们大部分都有博士学位，你可以得到所有领域的教育。仔细想想，这甚至是一种浪费，让全世界最聪明的1%教导一群16岁小孩，我们是不是在对人类的知识分子犯下错误？但那确实很棒，我可以在智力资源方面得到任何我想要的援助。而且更棒的是，那是一所女子学校。”

她很快看出了我的误解，纠正道：“人们总是对女校有所误解，那不是一所天主教学校，也不是一所新娘学校，它只是一所单一性别的学校。事实上，我很庆幸我在青春期时接受的是单性别学校教育。你得明白，在那种情况下，你不需要考虑所谓的性别角色，你可以弹吉他，你可以搞个乐队，你可以玩摇滚，除去权威本身不喜欢这种扰乱学校秩序的活动外，你其实不会在同龄人那儿得到关于性别的负面评价。也许会有一点，但是不多。”

乔琳说到这里时叹了口气，“可等到我跟我的朋友们开始在俱乐部之类的地方公开演出后，我第一次得到那么多性别方面的评价——你是个女孩，你不应该玩摇滚，你不应该弹吉他，你不应该做主唱，人们需要frontman，而你是个女人，这些东西之类的……那些家伙喊我芭比、娃娃，所有这些性别主义的垃圾一瞬间都倾倒在了一个16岁女孩的头上。说实话，我慌了。但很快我就变得很愤怒，我不需要他们认可我，我只需要把我的音乐摔在那些渣滓的脸上就行。我做音乐，而那就是我，我不需要谁给我一个准许去做这件事。”

她还对她现在的性别角色处境做了反思：“人们确实更关心我是女人的那部分，批评我的性别魅力主导了乐队的成功。可是，有人能说出来随便哪个乐队主唱以外的角色的名字吗？大部分人都不行。主唱的角色天然地获得了更多关注，而这跟我是不是女人没有关系。我站在前排，而我们的音乐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记住了我。”

但她很快又表达了对这种记忆的遗憾，“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做演员越来越艰难了，人们记住了我，当他们看到我的脸时如果先想到的是我的名字而不是角色，那这对电影而言就是一个负面资本。”

不同于大多数人对女性艺术家神经质或过分敏感的刻板想象，或者是科特妮·洛芙那种摇滚中的女性疯狂、不稳定的表现，乔琳其实表现得相当活泼、健谈和风趣。她很擅长在表达一个尖锐观点后用甜言蜜语粉饰它，甚至回避了某些争议性的问题。

可她显然不畏惧在生活里扯上争议。尽管这有点太老调重弹了（并且刚刚被她批评为只关心她的性别），但是她确实选择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恋爱对象——英国摇滚乐队绿洲的吉他手和主要词曲作者诺埃尔·盖勒格。

这位热门歌曲《Wonderwall》的创作者前不久在杂志采访中承认这首感人至深的情歌部分与乔琳有关。他对记者说：“我写了很多跟她有关的东西，尽管不全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但是她确实是我的Wonderwall。顺便一提，我从没看过那部电影，乔告诉我这个词背后的那部电影其实是有关偷窥狂的，这相当吓人和诡异，但是她能明白我的意思。说真的，我其实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是见鬼的Wonderwall，反正她知道我爱她就行了。”

这位比乔琳年长6岁的摇滚明星与在同乐队担任主唱的弟弟利亚姆一起以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著称，他们以挑衅、不驯的音乐形象主导了1995年的英国音乐界，横扫了前不久刚刚举办的全英音乐奖，并在颁奖典礼上制造了一系列足以被英国公共电视台剪掉的闹剧。

而这对兄弟甚至还以血亲之间的争吵不和出名，他们早年间接受采访时的争吵录音甚至被媒体单独录成专辑发行，登上了英国单曲排行榜第52位，在无情地暴露了血亲间自相残杀的愚蠢的同时，足以让所有挣扎在榜单底部的乐队因妒生恨。

乔琳同年长的诺埃尔·盖勒格恋爱更是在英国直接掀起了一阵媒体风暴。显然，更性感和年轻的利亚姆·盖勒格曾对当时还在同模糊乐队主唱戴蒙·亚邦交往的乔琳公开示爱。尽管利亚姆如今与英国女演员帕齐·肯西特建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但是所有人都还没忘记这个被怀疑是去年轰动一时的英国乐队之战导火线的公开表态。尽管乐队之战的双方都否认乔琳是这场公开冲突的原因，但是这场战争无疑冲击了年轻情侣的关系，乔琳结束了同戴蒙长期异国的恋爱关系。

现在乔琳同诺埃尔在全英音乐奖后的派对上公开露面，这又引发了不少外界猜测。哥哥偷走了弟弟心爱的女孩？这会是新一轮兄弟不和的起点吗？但盖勒格兄弟们的火力似乎一致对外了，他们当众嘲讽了失败的竞争对手模糊乐队——他们做到了模糊和其他英国乐队没能做到的事，踢开了美国音乐市场紧闭了十多年的大门。

乔琳在我问起她的个人生活时坦率地回答说：“瞧，我最厌烦的问题在于人们讨论的是我被谁带走了——不！是我选择了谁！我是那种始终在逃跑的人，我也不喜欢回头。如果你回头的话，你会偏离路线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不是吗？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选择了我的犯罪搭档，诺埃尔一直是我的朋友，碰巧是我过去某个前男友的竞争对手，但最后一点并不重要，不是吗？”

在露台抽烟的诺埃尔忍不住笑着补充道：“我还见鬼地给你写了很棒的歌！你超喜欢它们的！”

“对啊，然后你把最好的那首放进了B面，你这个聪明脑袋！”乔琳用一种情侣间特有的亲密语气揶揄着他。

她还补充说“我也给你写了很棒的歌，你都脸红了！”诺埃尔无奈地点了点头，承认了这句指控。我好奇地追问到底是哪首歌，这对情侣却默契地同时摇了摇头。乔琳解释说：“我不喜欢直接揭露歌词的含义和对象，这就好像是把歌曲的意义从我们的听众那里夺走了，他们本来可以自由创造专属于他们的含义的。”

“但它是紫色天鹅绒下一张专辑里的，”乔琳最终还是透露了一点秘密，“我们的录音工作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诺埃尔又笑着插话道：“我想在里面录拍手声，她坚决不同意。”乔琳翻了个白眼，“我不需要额外雇一个人拍手，而且我们已经有两个吉他手了，他在录音室一点用都没有。”诺埃尔在一旁笑着抗议：“乔！你总会需要更多条吉他音轨的！而且我不会向你收费！”这一刻这对情侣看起来同我身边的情侣没什么不同，只是他们都因才华洋溢的歌曲创作能力著称。

在我问起乔琳接下来的计划时，乔琳笑着回答说：“我一直是那种会对冒险说‘是’的人，接下来我们的专辑会很像一场冒险，也许会不那么像紫色天鹅绒。但这就像是我之前做过的所有事一样，我会对那些可能会吓到我的东西说‘是’。”

作者有话要说：这篇文章采访时间是在1996年3月初，格莱美颁奖典礼之后诺埃尔陪乔琳休息那几天，刊登时间是在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