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下来，王加根已经有二十天没见到女儿，真的想得不行。

坐在开往方湾的长途汽车上，他总是觉得司机开得太慢，恨不得上前去催促别人，不过，理智还是让放弃了这种做法。

在方湾街上下车后，他到路边小摊儿上买了几个苹果和梨子，一路小跑着往菜园子村赶。

快到那幢熟悉的老屋时，王加根远远地就看见了女儿，她和一群小伙伴在水井边玩。

“欣欣！”他大声喊道。

欣欣站起身四处望了望，随即张开双臂向他跑过来，还不停地喊着爸爸。

王加根抱起女儿，亲了又亲。见她又黑又瘦，身上到处是痱子和红疙瘩，头上长了好几个疖子，腿和手臂上还有不少疱疹，既心疼，又心酸，五味杂陈。

欣欣依偎在爸爸怀里，小手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颈，脸贴着爸爸的面颊，口里不停地叫着爸爸，依恋之情溢于言表。

听着女儿稚气而又深情的呼唤，加根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万般怜爱，不知该说点什么。抱着女儿回到岳父母家里，见到了两位老人，以及腊梅和敬武。

大家都说欣欣懂事、听话，会吃、会玩、逗人喜爱。还列举了很多生动的事例，说给加根听，让加根相信女儿在这儿很开心。

“欣欣就是胎毒太重，受不得热。”方父不无遗憾地叹息道，“为了看她身上的疖子和疱疹，去过好几趟卫生院，打针，吃药，脖子肿得厉害时，还做过手术……”

“二老费心了！给你们添麻烦了。”王加根真诚地道谢，又对着女儿说，“快，谢谢外公外婆！谢谢小姨小舅舅！”

欣欣乖巧地鹦鹉学舌：“谢谢外公外婆！谢谢小姨小舅舅！”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因为政策性裁员，方父失去了卫生院炊事员工作，恢复农民身份，回家种责任田了。虽然有些失落和沮丧，但他并不觉得难受，更没有天塌下来了那种感觉。毕竟，家里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负担也不像前些年那样重了。

敬文上班了。腊梅也毕业了，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敬武初中毕业后，自己学着做汽水，还买了个烤箱搞烘焙，自制饼干和糕点。方父从医院回家后，除了和方母一起种责任田，还能帮小儿子打打下手，料理家务。欣欣在这儿的时候，他也有更多的时间带小外孙女。

看到了多日不见的爸爸，欣欣就不粘其他人了，寸步不离地跟着爸爸，围着爸爸转，或者歪在爸爸怀里撒娇，生怕爸爸走了。

这让王加根感动得热泪盈眶。

来方湾之前，他与方红梅商量过，如果欣欣在方湾玩得好，就让她继续在这儿，等方红梅面授结束再一起回牌坊中学；如果过得不好，就让王加根把欣欣带回家。而现在，无论孬好，王加根都想把女儿带回去。可是，几天后，他还得到孝天市教育局交材料。怎么办呢？这么热的天，他总不能带着女儿到处跑吧！

思来想去，王加根决定先在丈母娘家呆两天，然后再去孝天市教育局交材料。如果材料交得顺利，他再返回方湾接欣欣，父女俩一起回牌坊中学。

八月五号一大早，趁女儿还没有睡醒，他蹑手蹑脚地起床，悄悄地动身，坐长途汽车赶到孝天城。

喝了一碗孝天米酒，吃了四个生煎包，他就来到孝天市教育局，找到二楼的人事股。

张股长正好在，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王加根掏出刚买的一包香烟，散给屋里的每一个人抽。

“有什么事啊？”张股长接过香烟，官腔十足地问道。

显然，他不记得王加根了。

“我是来送稿子的。编《红烛颂》的稿子。”

“哦，坐坐坐。”张股长把香烟夹在耳朵上，端起茶杯问，“你哪个乡镇的？把稿子交给我就行了。”

王加根从皮包里抽出文稿，毕恭毕敬地呈到张股长面前。

“刚到么？外面蛮热吧？这桑拿天真是受不了！”张股长放下茶杯，接过稿子，认真地看起来，时不时用铅笔勾勾圈圈。

王加根坐在长条椅上，感觉很不自在，随手拿起报架上的《参考消息》，又很难集中注意力浏览。

“写得不错嘛！”翻完稿子的最后一页，张股长朗声赞叹，“不错不错。你这篇文章，选材呀，语言表达呀，谋篇布局呀，都很好。邹山青二十八年扎根农村从事小学教育，这本身就相当典型！”

“谢张股长鼓励！”王加根谦虚地笑笑，“为了写好这篇稿子，我专门到邹肖小学进行过采访……”

“是要这样。做学问就是要脚踏实地，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张股长喝了一口茶水，又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写书还应该注意社会效益——你大概忽视了这方面的问题。比方，你说邹肖小学以前没有校舍，学生分散在民房里上课，下雨时还打着雨伞。这并不是普遍情况嘛！写出来不是给我市教育工作抹黑么？还有，你还说邹山青组织学生写呼吁书，贴在村边路口，要求人们重视学校建设。这也许真有其事，但方式欠妥嘛！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什么区别？要认清形势，不能让这些东西出现在文章里。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我都用铅笔做了记号。你先把这些地方改过来，重新抄一遍，再送过来。”

王加根面有难色，欲言又止。

“住下来没有？先找家旅社住下来，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张股长委婉地下了逐客令，“就这样了，准备吃苦啊，伙计！”

王加根只得告辞，怏怏不快地走出了市教育局。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张股长有点儿牵强附会，东拉西扯。可这是审稿子的第一道关卡，不按张股长的意思修改，就不能放行。

胳膊拧不过大腿。王加根来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拿到厨房的钥匙，到方红梅住的那间屋子里修改稿子。

他严格按照张股长的要求，把成绩适当拔高，能吹则吹；对存在的问题，一律进行模糊处理，抹去棱角，尽量写得圆润些。稿子全部改完后，读起来相当别扭，看上去明显没有初稿好，但是没办法，他必须迎合审稿的人。

中午见到方红梅时，王加根本来准备把张股长臭骂一顿，没想到老婆抢先通报了一件高兴的事情。

方红梅说，周菊凤和她老公昨天晚上来过，聊了调卧龙高中的事情。周菊凤夫妇俩先去找了卧龙高中校长，介绍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情况。校长听过，非常高兴，说他们学校就是缺语文教师，求之不得。紧接着，祝副乡长又与卧龙乡的几个党政领导讲了，大家的口气都比较好。尤其是卧龙乡党委书记，是靠写通讯报道出道的，对文章写得好的人特别感兴趣。周菊凤建议王加根把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拿过来，让卧龙乡党委书记看看，兴许会让他当个乡通讯干事或者乡政府办公室秘书。

王加根一听，高兴得几乎叫出声来。

家里那些“狗皮膏药”，一直没派上什么用场。他曾经想过去找牌坊乡领导兜售，毛遂自荐到乡政府谋个行政职位，因为抹不开脸面，下不了决心，至今没有行动。周菊凤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他自然非常激动。顾不上午休，也顾不上与方红梅谈《红烛颂》的文稿，他简单准备了一下，就前往孝天地区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回花园。

到家后，他先到后院子，寻找这几天母鸡下的蛋，收回放进碗柜的抽屉里。再开始清理发表过文章的样报和样刊，连同作品剪贴本，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然后，闩后门、锁前门，到花园汽车站乘长途汽车返回孝天城。在地区汽车站下车后，他径直前往孝天市第一人民医院，把东西交给周菊凤。

一去一回，只花了四个多钟头。

周菊凤看过档案袋里的材料，觉得写得最好的还是《男人的眼泪》。她让王加根过两天再来听消息，建议他抽空去见见卧龙乡党委书记。

第二天傍晚，周菊凤骑自行车来到了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她兴奋地对王加根说，昨天正好碰到卧龙乡教育组长，对他讲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情况，教育组长非常爽快，当场表态同意接收他们夫妻俩。只是提了个附加条件，就是他们两人今年后几个月的工资必须由牌坊乡发，卧龙乡的起薪时间为明年元月份。

“这个没问题！我们去找牌坊乡教育组。”方红梅马上表态，“就算牌坊乡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也情愿在卧龙乡白干一学期！”

“那还是有点儿划不算。”周菊凤真诚地说，“你们还是与牌坊乡教育组领导好好说，反正都是公家的钱，又不要他们私人出。这点儿人情，他们还是会送的。”

方红梅笑着说：“我们自然会向最好的方面去努力。”

送走周菊凤，夫妻俩久久难以平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跑调动的流程，王加根轻车熟路。当年办理方红梅与舒建新的对调手续，他积累了一些经验。

首先得写一份调动工作的申请报告，找牌坊中学及牌坊乡教育组领导签字，调出单位及主管部门同意后，再找调入单位卧龙乡教育组。调出单位和调入单位都签字画押了，就可以把申请报告递交到孝天市教育局，等候调令。

方红梅开始考虑调动之后的事情。搬家如何弄，到哪儿去找汽车。家里的东西一辆汽车肯定装不下，得找两辆汽车。为了答谢这次帮忙的人，他们应该请卧龙乡政府和卧龙乡教育组的领导吃一顿。宴请的地点就定在周菊凤家里，让敬文帮忙买烟酒，菜由他们到彭家湾农贸市场买回去，请方父到城里来下厨。她还问王加根，如果调到了卧龙高中，他是否还继续考律师……

“还没开始播种，你就筹划起了秋收的事情。高瞻远瞩得有些过头吧！”王加根嘲弄道，“当务之急是写《请调报告》。”

第二天一大早，王加根又坐长途汽车回花园。

在洪花路下车后，他径直前往丁胜安家。

丁胜安不在，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丁胜安的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是王加根教过的学生，他老婆与王加根也比较熟悉。

王加根借用他们家的自行车，骑车直奔桥西中学。先到牌坊乡教育组办公楼上找，没有。又去乡教育组其他几个领导家里找，还是没有。返回丁胜安家里，丁胜安仍然没回。

丁胜安的女儿推测说：“我爸可能去了邹肖村。”

王加根又骑车前往邹肖村。路过洪花路时，碰到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黄义鹏。

黄义鹏手里抱着个大西瓜，热情地与王加根打招呼，还告诉他，牌坊乡教育组的几个领导在他家里抹长牌。

“丁胜安在不在？”王加根赶紧问。

“在。”黄义鹏非常肯定地回答。

王加根喜出望外，翻身下车，和黄义鹏一起往他家里走。

义鹏的父亲是牌坊乡一所小学的校长，人很精，活动能力强。当初因为义鹏与敬武打架，王加根与黄校长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不过，这事过去了好几年，义鹏后来又考上了师范，黄校长对王加根还是心存感激。黄校长前不久在洪花路建了私宅，两个门面三层高的一栋楼房，家也从乡村搬进了花园镇。隔三差五地，他都会请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到新居吃吃喝喝，抹牌赌博，交流感情。

王加根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进门便见烟雾弥漫，气味呛人。里面一场麻将，一场长牌，一大群人在里面，玩的玩，看的看。

黄校长腰间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见儿子带来了王加根，他非常热情，接过儿子手里的西瓜，搁在菜板上切开，先递给王加根一块，再让义鹏给抹牌打麻将的人送去。

趁着丁胜安赢牌轮休的空当，王加根把他叫到隔壁房间，开门见山讲明来意，希望乡教育组为他们夫妻俩放行。

“你有没有把握？拿稳了没有？”丁胜安追问，“现在各乡镇进人都是很难的，尤其是孝天城附近的卧龙乡和朋兴乡。你和小方本来在牌坊中学搞得不错，莫因为闹调动，最后又没有走成，坏了印象。”

王加根说，卧龙乡教育组长亲口答应了。

“那让他们开个接收证明来。”丁胜安提出条件。

这显然是推托之辞，加根知道工作调动流程没有这个环节。

“现在到处差语文教师。你和小方都教语文，又是牌坊乡的骨干教师，乡教育组肯定不会轻易放你们走。”丁胜安又出幺蛾子，“我虽说分管人事，毕竟不是组长，这事我还得向刘福民汇报。”

这么复杂啊！王加根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麻烦。他一个劲地给丁胜安递烟，缠着说好话，希望念在多年同事的份上，高抬贵手。

“这样吧！你先去找肖玉荣，让牌坊中学把字签了。我向刘福民汇报后，再给你消息。”丁胜安把皮球踢给牌坊中学，接着又补充道，“我肯定会帮你们说话的！”

也只好这样了。

王加根谢绝了黄校长留他吃饭的好意，赶紧到邹肖村找肖玉荣。

肖玉荣不在家。

她丈夫老苏说，玉荣一大早就去武汉了，为他们的女儿考铁路技校的事情。至于什么时候回来，还说不准，有可能今天下午，也有可能是晚上。

王加根失望地回到牌坊中学，走进空无一人的家，这才感觉有点儿饿，肚子叽里咕噜叫个不停。他到后院子里摘了一条丝瓜，又打了两个鸡蛋，搬出电炉子，用丝瓜鸡蛋煮面条。

电炉子是他的“秘密武器”。因为耗电量大，可能熔断保险丝，学校一直禁止使用。他偷偷地备着，只是偶尔应一下急。

填饱肚子后，王加根就睡了。

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他再次前往肖玉荣家，结果还没有回来。王加根干脆坐在肖玉荣家的堂屋里，与老苏及老太太拉起了家常。东夸葫芦西夸瓢，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半，还是不见肖玉荣的身影。最后实在是没什么话说了，三个人都感觉比较沉闷和无聊。

王加根于是站起身，说想去找邹山青，商量一下修改《红烛颂》稿子的事情。

来到邹山青家，正好碰到别人在吃晚饭。

邹山青打架一样地把他按坐在饭桌旁，又吩咐老婆单另炒了两个菜，拿来酒杯和白酒，两个人你来我往地喝了起来。

这一闹就是一个多小时。

两人商量好，八月十号上午九点钟在市教育局会面。他们一起去交稿子。

离开邹山青家，王加根一身酒气地再次来到肖玉荣家。

肖玉荣仍然没有回来。

直等到深夜十点钟左右，才见到疲倦不堪的肖玉荣。

听说王加根和方红梅都要调走，她感到非常意外和失望。

“唉！要是从工作出发，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们走。但为了你们的个人前途、生活方便和家庭幸福着想，我也不想为难你们。”她一边说，一边找来钢笔签字，“学校的章子在宁主任手上，要盖章的话，你恐怕还得往宁家河跑一趟。”

宁家河离邹肖村有六里路。天这么晚了，现在去显然不太合适。

王加根只好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洗澡睡觉，准备第二天早上再去宁家河找宁海涛主任。

夜里他根本就睡不着。既激动，又担心，再加上晚上在邹山青家里喝了那么多酒。

他从书柜里随便摸出一本小说，一直看到天明。

头重脚轻地起床后，他又骑车前往宁家河。

运气还不错！宁海涛在家，正准备去责任田栽秧。

听说王加根要用公章，他感觉有点儿为难。因为学校公章锁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而现在忙得火起，他抽不出时间去学校。迟疑片刻，宁海涛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从裤腰带上取下钥匙，递给王加根：“去他妈的！我把钥匙交给你。你自己去拿章子，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王加根笑了，不停地感谢宁主任，说事情办成之后，一定请领导们喝酒。

牌坊中学的公章盖好后，他一刻也不敢耽误，赶紧骑车去找丁胜安。快到丁胜安家时，碰到了丁胜安的大儿子，说他爸刚骑自行车出去了，可能是去乡教育组，也有可能是去市教育局。

王加根调转车头，飞快地往花园镇方向追赶。

先到花园火车站，在候车室里绕了一圈儿，没见到人。再到花园汽车站，同样在候车室里绕了一圈儿，还是没见到人。

他又风驰电掣般地前往花园大桥西头的牌坊乡教育组，依然没有找到丁胜安。

这家伙会去哪儿呢？既然乡教育组没有，那肯定是去了市教育局。趁热打铁，跟踪追击，去孝天城找他！

这样想着，王加根把自行车送到市二中马兴祥老师家里，坐上了开往孝天城的长途汽车。

到孝天市教育局后，他楼上楼下到处找，跑遍了每一间办公室，还是没有看见丁胜安。

中午在敬文家吃过午饭，他又到市教育局守株待兔。

从下午上班一直等到傍晚下班，依然没有见到丁胜安。

王加根只好悲观失望地返回花园镇。

当天晚上，他一直守在丁胜安家里，深更半夜才见到人。

丁胜安说，他还没有向刘福民汇报，叫王加根明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再来听消息。

王加根回到家里，在焦虑不安中等了一整天。

值得庆幸的是，最终等到的是好消息，刘福民同意他们夫妻俩调出，牌坊乡教育组盖了章。

唉，光跑调出单位这一边儿，前后就花了三天时间。接下来找调入单位卧龙乡教育组，不知还会遇到什么麻烦！

王加根想起来就心里发慌，害怕得不行。像他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想办成一件事情，真是比登天还难啊！

考虑到卧龙乡教育组长是关键人物，周菊凤建议王加根上门时带点儿东西，送点礼。

王加根于是到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买了一条阿诗玛香烟和两瓶四特酒，花了七十多块钱。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在周菊凤两口子的带领下，拎着烟酒走进了卧龙乡教育组宿舍楼，来到了李组长家里。

初次见面，王加根就感觉李组长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这人身材矮小，精瘦，说话是外地口音，对客人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甚至都没有拿正眼看他们。

接过王加根呈上的《请调报告》，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果断地说：“申请报告不能这样写！把夫妻二人的调动申请写在一个报告里，两人同时调到卧龙乡——这恐怕有点儿困难。市教育局难得通过，哪个局长也不敢拍板。现在正值专项整治人事管理腐败问题的风口浪尖上，就算是市长，恐怕也作不了主。”

王加根觉得事情不妙，紧张起来，着急地问：“那您认为申请报告应该怎样写呢？”

李组长说：“只能先调女方一个人，而且要在报告中谎称其丈夫在孝天城工作。等女方先调过来了，明年再以解决夫妻分居为理由申请调动男方。必须分两步走！以往夫妻两口子调到卧龙乡，采取的都是这个策略。”

王加根的周菊凤夫妇面面相觑。

“申请报告必须重新写。”李组长重申，“而且一定要与牌坊乡教育组讲清楚，今年后几个月的工资由他们发。卧龙乡从明年元月份开始发工资。”

听到这儿，周菊凤急了，之前李组长答应的是调两个人，没有说两个人的调动分开办，也没有说王加根的调动需要拖到明年。现在突然提出这个方案，让人猝不及防。她一个劲地说好话，求情，希望李组长帮帮忙，把加根夫妻二人同时接收了。

“不能这样弄！要是申请同时调两个人，今年一个也调不成！”李组长斩钉截铁地回答。

话讲到这个份上，再说什么都是枉然。

周菊凤和祝副乡长只好站起身，向李组长告辞。

王加根也站起身，跟在他们后面。

来到大街上，三个年轻人站在路边儿，商量究竟应该怎么办。

他们都觉得，这样人为地把一家子拆开不好，生活不好安排，小孩也没办法带，还不如现在方便。况且，今年写报告说王加根在孝天城，明年又申请把王加根调往卧龙乡，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再加上，教师人事档案都在市教育局，别人一查就会露馅儿。如果查出他们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那就更麻烦。

周菊凤思考了一会儿，想到了另一条路径。她说，既然李组长答应了接收小方，看能不能想办法把王加根调到卧龙乡的行政部门。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要不我们再去找一找卧龙乡党委书记？”周菊凤提议。

祝副乡长说，他把王加根发表的文章给卧龙乡党委书记看过了，书记非常欣赏。只是目前卧龙乡党办和卧龙乡政府办都有秘书，通讯干事也干得不错，暂时没有合适的岗位。

“前两天，我碰到卧龙法庭的曹庭长，听说他们那儿人手不足。”祝副乡长继续开动脑子，“能不能想办法把加根调到卧龙法庭？”

周菊凤马上表示赞成：“行啊！加根正好懂法律。律师资格考试取得那么好的成绩，文笔又好，将来肯定能成为一个好法官！”

“那我明天去找曹庭长。”祝副乡长说。

王加根一个劲地致谢，从口袋里搜出一包香烟，塞到祝副乡长手里，说明天去找曹庭长时用得上。

“如果有消息，我就让菊凤通知你。”祝副乡长对王加根说，“或者你明天下午来我家一趟。”

“行！”王加根爽快地答应，“我明天上午到市教育局交稿子。如果事情办得顺利，下午就到卧龙乡找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