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每个季度安排一次集中面授。

春季、夏季和冬季面授时间为十天，秋季面授恰逢暑假，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为二十天。方红梅从去年被录取为函授学员算起，已经参加过三次面授。这次是第四次，也是首次到湖北大学本部参加面授。

当初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她以为每次面授都要去武汉，其实不是这样的。湖北大学在孝天设有函授站，具体负责孝天地区函授学员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每季度的集中面授，都由函授站就近联系单位，安排学员食宿及学习场地。湖北大学只派教师来授课。

方红梅第一次参加面授的地点在孝天城。住环城旅社，听课则在孝天市一中——也就是敬文和腊梅读书的那所学校。报到时她才发现，这期函授班学员中，有不少是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生，有同届同窗，有上届的师哥师姐。中文系函授班竟然有三个是她师范时的同班同学——宋双清、徐磊和池中月。

师范学校毕业两年了，再次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大家感觉很神奇，甚至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因此特别激动和兴奋。我们已经知道，方红梅和池中月曾经与王加根是同桌，并且都追求过王加根，应该算是情敌。

情敌邂逅，结局已明晰，两人之间就不存在什么芥蒂。见面之后，她们谈笑风生，似乎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方红梅问池中月：“你与殷彬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感情是否与日俱增？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早翻篇儿了！”池中月和上次回答类似提问一样，又用嘲笑的口吻讥讽方红梅，“你这人重色轻友！对姐们的事情太不关心了，还把凉了的黄花菜当成新闻。”

池中月说，她与殷彬分手好几个月了。虽然殷彬人不坏，对她也特别好，但书呆子气太重，相貌又没什么特点，谈不上英俊，身材瘦小，不是她喜欢的那种类型。两人谈了那么长时间，她一直没什么激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正在她为此而苦恼和烦闷的时候，她供职的铁路中学调来了一位男体育教师。那家伙青春年少，体态魁梧，身高一米八二，皮肤黝黑，头发自然卷曲，浓眉大眼，鼻梁高挺，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男子汉气息不输高仓健。简直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男神！

池中月主动出击，很快就投入到了体育教师的怀抱。尽管别人明说已经有女朋友，她还是奋不顾身地与他相好。

“搞体育的，活动量大。我总是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全部留给他。他喜欢吃毛壳鸡蛋，我就用煤油炉煮好，揣在荷包里，寻找机会偷偷地塞给他。每次他休假回家，或者去他女朋友那儿，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在学校里度日如年，扳着手指头计算他返校的时间。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他那么迷恋！这种体验，是以往与徐磊和殷彬交往时所没有过的。”池中月满怀深情地侃侃而谈，把隐私都告诉了她的好朋友，“后来他吻了我。他的劲那么大，总是抱得我喘不过气来。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有时他到我寝室，有时我去他宿舍。我把少女最纯洁的初夜献给了他，但他还是打算和原来的女朋友结婚……我遍体鳞伤，心灰意冷，心在流血。可自己又陷得那么深，太傻，太痴情，完全不能自拔。每次见到他，还是想抱他、亲他。这种强烈的欲望，使得我根本就不可能恨他。更何况，他同样想抱我亲我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爱一个人怎么这么难？心怎么这么痛啊？”

池中月如泣如诉，方红梅听得泪眼朦胧。

她握着老同学的手，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是好。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糊涂的。那个体育教师，脚踏两只船，纯粹就是故意玩弄女性，根本不值得爱，而池中月却那么痴情，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函授班的另外两个女学员都来自孝天城。一个叫岳小晶，年近三十，已婚，儿子在上幼儿园；一个叫王莉，二十六岁，还是单身。王莉的父亲是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教授，与周哲凡是同事。因此，她时不时还会提到马静。

今年春季在安陆县面授学习时，岳小晶、王莉和池中月都劝方红梅暂时不要结婚，等把本科文凭拿到手再说，她却有苦难言。

她和加根天天在一起，又经常同床共枕，长此以往肯定会出事。已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总不能再去做第二次第三次吧。听说上避孕环对身体不好，吃避孕药又影响婴儿的智力，而且不知道去哪儿弄这些东西……当然，更主要的是加根特别想结婚。

去年寒假，王加根一个人在学校里孤单寂寞，怀满深情地求方红梅：“你给我生个孩子吧！有了小孩，放假就有人陪我了。我会把孩子照顾得很好的。”

一想起加根说这话时的情景，方红梅就特别感动，也特别难受。

结就结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反正每个人都要走这一步，迟早是要过这一关的。马静都当妈妈了，还不是一天两个半天地在过。

就这样，方红梅近乎麻木地，稀里糊涂地答应了结婚。

真正把结婚纳入议事日程，正式实施的时候，她才发现这事该有多么难！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没有日常生活用品，连最基本的床上用品“成双成对”的要求都做不到，更谈不上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方红梅的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筹办婚礼期间，加根的父母还不停地找麻烦，制造各种灾难，伤他们的心。从春节到现在，她和王加根就没有安生过。

最开始，白素珍来来往往，为打官司闹得鸡犬不宁。后来，她干脆住进牌坊中学，天天在他们耳边聒噪，搅得他们心烦意乱。结婚前夕，白素珍大吵大闹，逼着他们退还礼金。结婚第二天，他们回王李村的路上遭遇小偷。紧接着，王加根又病了……老天爷为什么如此残酷无情，一次又一次地把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呢？他们又没有什么过高的期望，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难道这点儿要求过分吗？

一想到加根的父母，方红梅就伤心至极，怒火中烧。

当初她和王加根恋爱时，白素珍就坚决反对，不停地写信打破，痛骂王加根，贬低、毁损和侮辱方红梅，把她说得一钱不值。那些充满火药味的书信，合在一起，可以赶上鲁迅的杂文集。王加根千里迢迢地去河北解释说明，力求得到母亲的理解和支持，结果招来破口大骂。事后，这个疯子一样的女人，还写信到王加根的工作单位告状。在信中，说她儿子大逆不道，不忠不孝，品行不轨，极尽所能败坏王加根的名声。在王李村房产的纠纷中，王加根只是保持中立，不参与父母无益的争斗，不要奶奶留下的遗产。结果，白素珍还是不依不饶，在他们结婚时闹得天翻地覆，把儿子的婚事搅得一塌糊涂。索要走了礼钱不说，还回过头来挑拨离间，破坏儿子儿媳的夫妻关系。

天底下有这样当母亲的么？

王厚义是一样的德性。唯一的儿子结婚时，他竟然百事不管，装聋作哑，哭穷叫苦，一毛不拔。加根回王李村哭闹一场，他才送来五十元钱。给了五十元钱，还要求儿子儿媳回王李村过客，为他和胡月娥撑颜面。结果，害得他们遭遇小偷，光现金就损失了八十二元。儿子媳妇东西被盗，王厚义丝毫不同情，竟然说他们是在撒谎，想以此为借口勒索钱财。

天底下有这样当父亲的么？

这种连牲畜都不如的家伙，还好意思开口要儿媳妇给他织毛衣。方红梅怎么可能答应！她自己的父母也不曾向她提这种要求呢。

那段日子她确实很忙，并且老是为函授结业考试担心。当然，就算她手头什么事情也没有，她也不可能给这种人织毛衣。她过不了心理上的那道坎儿。

王厚义送来的两件旧毛衣，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方红梅不知道。就算加根打她骂她，提出与她离婚，她也不会帮忙织的。

回方湾拿凉席时，方红梅绕道孝天城，去了一趟孝天一中，看看敬文高考前的状态。走进市一中男生宿舍，见到的情况非常糟糕。

敬文因为与同学打架，被班主任老师训斥了一顿，一个人躺在床上生闷气。

据说，那天是敬文的生日。他叫上三个拜把子兄弟，以及送了生日礼物的同学，到街上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餐。回到学校后，他买了一盘浏阳鞭炮，摆放在男生宿舍门前的地面上燃放。噼噼啪啪的响声传遍整个校园，乳白色的浓烟向四周扩散。正当他捂着耳朵，为鞭炮营造出的喜庆气氛兴奋得满脸通红时，宿舍楼上突然泼下一盆水，把燃了一半儿的鞭炮浇灭了。敬文恼羞成怒，跑上楼找到泼水的同学，先是争吵，最后就打成一团……

班主任老师赶来了解情况后，断定敬文不对，要求他向那位被打的同学道歉，送别人去医院检查，并承担所有费用。

敬文不服气，认为班主任老师偏心，处事不公，从市一医院回来就关在宿舍里生闷气。

唉！明天就要高考，竟惹出这么一档子事情。

方红梅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弟弟高考，好言好语地开导了他半天。并且说，全家人今年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考上大学。她让敬文放下思想包袱，抛开私心杂念，力争考出好成绩。班主任老师批评他，也是为他好。只要他考上了大学，别人同样会对他刮目相看。

“敬文啊敬文，你可千万不能考砸了啊！那样的话，爸爸妈妈这些年的心血就白费了。他们会多么伤心啊！”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方红梅离开孝天一中，回到方湾菜园子村。拿到那床她曾经用过两年的凉席后，又步行到肖港火车站，连夜赶回了牌坊中学。

过了几天，她就动身前往湖北大学参加面授学习。

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方红梅立在站台上，对着一大堆行李发愁。左顾右盼，真希望能够遇见熟人，帮忙她拿点儿东西，搭把手，但放眼望去，全是陌生的面孔。

这里不比方湾或者花园镇，出门就能遇见熟人。她眼巴巴地搜寻了好半天，直到站台上的人走得差不多，也没有发现可以求助的对象。

这个时候，她才后悔没让王加根跟着一起来。

王加根曾提出送她，被她拒绝了。路费那么贵，跑来跑去，得多花好几块冤枉钱。她相信自己一个人能行，同时幻想着路上能遇见同学或者熟人。现在找人帮忙的幻想破灭了，她只能靠自己。

她把黄挂包背在身上，左手拎起装有蚊帐、被单和衣物的黄帆布提包，右手提着装有衣架、碗筷、牙膏牙刷、毛巾等杂七杂八东西的红塑料桶，胳膊肘儿下夹着凉席，气喘吁吁地走向出站口。

在站前广场，她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从黄挂包里找出面授通知书，又拿出《武汉市交通旅游图》。虽说来过两次武汉，但置身于这座大城市，她还是辨不清方向。

通过地图，她才弄清楚武汉的总体布局：万里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此交汇，把城市分割成汉口、武昌和汉阳三部分。武汉三镇近在咫尺，却由于江水阻隔，往来并不方便。湖北大学在武昌，而她下车的地方是汉口。从汉口去武昌，可以坐公交车经过江汉桥和武汉长江大桥，也可以坐轮渡。前两次来武汉，她都是坐的公交车，这次想坐轮渡。长这么大，她还没有坐过轮船呢。她想感受一下坐在轮船上乘风破浪是什么滋味，看看长江两岸的美景。

她调整了一下塑料桶里的东西，把席子横放在桶沿上。一手拎着包，一手提着桶，把胳膊肘儿解放出来。她一边走，一边问，朝粤汉码头的方向行进。走走停停，有时还得休息好半天。

花了四十多分钟，她才来到粤汉码头入口处。买好船票，沿着江堤的斜坡往下走。

江边停靠着一艘大船。船舱里挤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骑在摩托车上，看上去熙熙攘攘。

方红梅上船后，寻了个空隙立足，把提包和塑料桶放在脚边。可左等右等，这艘船一直没启航。后来，宽阔的江面上又开过来了一艘轮船，与这艘船紧靠在一起。这艘船的大铁门哗啦啦打开，人们争相拥出铁门，挤到刚刚停靠的那艘轮船上。

她这才知道，那艘久等不启航的船是固定在岸边的，供人们候船使用，相当于汽车站或火车站里的候车室。

嗨，真是个土包子！

上船后，她没有跟着别人上楼。东西太多了，上上下下麻烦。一层没有座位，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站着，欣赏外面的风景。

终于坐上轮船了，她特别兴奋。窗外开阔的江面，让她心潮澎湃，感觉壮怀激烈。江水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清澈，不能称之为碧波万顷，有点儿让她遗憾。浑浊的江水如同黄色的泥浆在翻滚，江面还漂浮着树枝、杂草、塑料泡膜等杂物。

她在中学上地理课时，曾听老师讲黄河“一碗水半碗沙”，没想到长江也快成了这个样子。水这么脏，居然还有好多人在游泳。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在武昌徐家棚码头下船后，她又花了近半个小时，才找到十六路公交车停靠的车站。公交车进站时，候车的人们蜂拥而上，拼命地往前挤。她最后一个上车，双脚刚落在踏板上，门就关了，差点儿夹着她的胳膊。提着东西往中间走，东瞅西瞄，想找个能够放行李的地方。车子突然启动，她打了个趔趄，倒在身边的座椅靠背上。她不满地瞪了司机一眼，又不知该责备别人哪儿做得不对。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来的人，最初都难以适应城市公交车开门关门、即停即走的节奏。

在武昌车辆厂站下车后，看到立在路边的一块牌子，写有“湖北大学”四个醒目大字。她以为到了目的地，可左看右看，又不像大学的样子。牌子下面有个箭头，说明这只是个路标。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走了好半天，才到达湖北大学大门口。她掏出面授通知书交给身穿制服的门卫，按照人家指示的路线，前往成人教育学院。

走在整洁干净的校园里，方红梅目不暇接，两眼完全不够用。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足球场、教工宿舍楼、外籍教授住宅楼、第一食堂、第二食堂、学生宿舍楼、附属小学、附属幼儿园……与孝天县师范学校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难怪人们把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

参加面授的女学员被安排在湖北大学附属小学住宿。这里独门独院，还有门卫看守，对女学员格外关照的氛围浓厚。

来自孝天市的女学员住同一间宿舍。岳小晶、王莉、池中月带的都是大皮箱，皮箱里装有连衣裙、短袖衫、短裙子、长筒袜，花花绿绿，色彩斑斓。她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摆在床上，似乎在搞服装展览。王莉还带来了洁面乳、清洁霜、胭脂、口红、眼影、香水、粉饼、眉笔，如同要开化妆品店。

方红梅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褪了色的黄帆布提包里面装着的，只有她平时上班穿的两件衬衣，一件的确良长裤和两条很普通的裙子。抹脸擦手用的，就是一盒雪花膏。羡慕别人么？这是肯定的。可眼下的条件，又不允许她去与别人攀比。她默默地把蚊帐挂好，铺上床单和席子，摆放好被单、枕头和枕巾。

把安乐窝搭建好之后，她坐在床沿上宣布：“我结婚了。”

三个同伴非常惊讶。

池中月嗔怪：“恨死你了。为什么这么早结婚？不要文凭了？”

王莉感叹：“哎呀，你真先进！我比你大四岁，还没有男朋友呢。”

岳小晶调侃：“王加根那么小，成熟没有啊？你残害少年儿童！”

……

方红梅于是谈起了自己结婚的详细情况，同伴们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这么结婚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她苦笑着重申，自己没有添油加醋，更无半点儿夸张。

三个同伴沉默不语，不再与她开玩笑。

晚上，方红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太热了！宿舍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她后悔没有带一把折叠纸扇或者蒲扇来。

上铺下铺住满了学员，认识的，不认识的，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结了婚的，未结婚的，唯独没有她的心上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夜晚她特别想念老公。

加根，你为什么不报考函授班啊？如果我们都考上了，夫妻双双来面授，就不会忍受彼此思念的折磨。刚来武汉就这么想你，之后的二十多天我怎么过？你还是快来吧！不然的话，我根本就看不进书，也听不了课，结业考试怎么办啊？

第二天，面授学习正式开始，函授学员们进入在校大学生的紧张节奏。清晨起床，盥洗完毕，去学生食堂早餐，接着迅速到阶梯教室抢占座位。听课，午餐，午休，又是听课，晚餐。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只有傍晚才有自由活动时间。

授课教师中，有讲师，有教授。相比较而言，教授派头十足，“味”明显要大得多。讲师每天按时到堂，自己拿讲义，擦黑板，站在讲台上规规矩矩地讲得口干舌燥。教授就不一样了。迟到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很正常。进教室时前呼后拥，有人搀扶，有人拿讲义。讲台上已经提前摆好了沙发椅，沏好了茶水，还有香烟和烟缸。教授讲课中途，有人帮忙擦黑板，有人帮忙倒开水，有人递擦汗毛巾。可论授课质量，在学员们看来，教授强不了多少，有的还没有讲师讲得好。

讲师紧扣教材，把重点难点讲得清清楚楚，板书有条理，学员很容易理解，也方便记笔记。教授讲课则经常挑课本中的毛病，与著作者唱对台戏，用批评别人来抬高自己。还经常跑题，扯一些与教材内容无关的野棉花。信口开河，让学员感觉云里雾里，越听越糊涂。板书杂乱无章，根本就没有办法记笔记。函授学员听课的主要目的，就是应付考试，确保每一门功课及格，最后拿到毕业证书。教授老是说课本这里不对，那里存在问题，那么，到了结业考试的时候，到底是按教材内容作答，还是按教授的观点答题？这让学员们感到很困惑。因此，他们常常在宿舍里把装腔作势的教授们贬得一钱不值。

这天吃过晚饭，回宿舍的路上，方红梅和池中月走在一起。

池中月说，她与那个体育老师断了，再也没有交往。两人同在一所学校，见面时还是有点儿尴尬。现在心里没有了牵挂，她希望这次面授时间尽可能延长，在武汉多呆些日子。

“你还想你的小朋友吗？”她笑着问方红梅。

怎么可能不想！什么时候又忘记得了！方红梅这段日子几乎天天晚上失眠，白天听课思想开小差儿，笔记漏记了好多。

这都是思念王加根惹的。

“你希望面授延长，我巴不得现在就回家。”方红梅笑着说，“我幸福吗？是的，思念一个人是幸福的，可痛苦同样难以忍受。很多人热恋过后，彼此就不那么思念，但是我们不一样。虽说结了婚，我们还是沉浸于热恋之中。平时我们也吵架，也斗气，有时还闹得很凶，但吵过之后很快就会好。说这些你也不懂，等你将来结婚成家了，就会明白的。”

“结婚才几天啊？在我面前倚老卖老！”

回到附属小学，见宿舍门关着。敲了好几下，王莉才来开门。

“好事来了。”王莉红着脸解释，“在换卫生纸。”

池中月大大咧咧回应：“哦，我刚刚转去。”

听王莉池中月兴致勃勃地交流“好事”，方红梅这才记起自己好长时间没来月经。认真地回忆，似乎有两个多月。

她有点儿奇怪地问：“我怎么快两个月没来？”

岳小晶这时正好进宿舍，接过话茬：“你还来个鬼哟！肯定有了。”

这话让方红梅警觉起来：未必真的怀孕了？

二楼有个带着小孩来面授的“妈妈学员”，专门请了个保姆带孩子。每天上课中途，还要从教学楼回宿舍喂奶。平日尿布挂在二楼的走廊上，看着就觉得麻烦。

“难道自己也要走这条路？”想到这一点，方红梅不寒而栗，“得赶紧让加根过来，商量一下怎么办。”

她于是钻井蚊帐，摊开纸，拿起笔，给王加根写信。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煤买回来之后，王加根又去花园粮店买了三十斤大米、十斤面粉和两斤食油，家里一下子殷实起来。

隔天去花园镇买一次菜，他和腊梅的生活就基本上有保障。不过，买菜还是非常麻烦的。主要是路远，天气又热，虽说有自行车，路上又总是晒有厚厚的稻子，就没办法骑行。跑来跑去，时而上，时而下，在街上拥挤的行人和车辆中穿行，挑菜时又得把车子停放在路边，一会儿锁，一会儿开，甚是烦人。

闲得无聊的时候，王加根就走出家门，到校园周边转转，或者看看正在施工的学校围墙。中午，趁民工们回家吃饭和休息的间隙，他就借用他们的锄头、铁锹等工具开荒种菜。

腊梅时不时还跑过来帮忙。

王加根怕影响她学习，说这点儿活自己干得了，叫她回去看书。

“看得累。出来换换脑子。”腊梅笑着说，“这样从早到晚关在屋里看书，特别枯燥。看不了一会儿就打瞌睡，没什么效果。”

王加根听到这儿，没有搭腔。

腊梅继续谈自己的感觉。说这里安静是安静，但生活单调乏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过于沉闷。学习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氛围。比方平时在孝天一中，大家坐在教室里比着学，都怕落在别人后面，总是憋着一股劲，就能够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这儿随心所欲，放任自流，人特别容易疲劳，总想偷懒。

“过两天我还是回方湾。家里吵是吵点儿，但学习效果比这里还强些。我也有点儿想家了。”腊梅说到这里，眼眶里竟然闪动着泪花，“高考分数可能快出来了，也不知敬文考了多少，我想回去看看。他不想读中专，没有填报第三批志愿。”

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方式与往年有所不同。

往年都是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填志愿，今年是高考结束后马上填。填志愿时考生不知道分数，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志愿分三个批次，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大专，第三批中专。可以同时报三个批次，也可以只报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批次。敬文既然没有填报第三批志愿，说明他对高考成绩比较自信，预估分数至少在大专录取分数线以上。

敬文有“不读大学誓不罢休”的雄心壮志和抱负，王加根还是比较钦佩和欣赏的，对此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是，敬文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的习惯，敬文唯我独尊、不顾老人死活的表现，敬文自私自利、不懂得感恩的个性，却让王加根对他一肚子意见。

他觉得，就算敬文今年考取大学，两位老人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如果他考不上，家里肯定会让他继续复读，同样轻松不了。反正是难！养了这样一个小冤家，就是做父母的劫难。这些话，他当然不会在腊梅面前说出来。

腊梅提出想回方湾，王加根也能够理解。腊梅说的是实情，一个人关在这儿学习，确实没有太好的效果。另外，王加根准备七月底去武汉，担心腊梅一个人住在学校不安全。因此，他也希望腊梅回方湾。可腊梅这么快就返回，岳父母会不会有想法？会不会误以为他对腊梅照顾得不周到？唉，有这想法也没办法，还是尊重腊梅的选择吧！

送走腊梅，王加根就开始考虑去湖北大学的事情。

他原本计划到面授快结束的时候去武汉，玩两三天，再和方红梅一起回来。现在去武汉显然有点儿早，还有十好几天呢！他又不是函授学员，不可能跟着去听课。一个大男人，无所事事地围着老婆转，时间长了别人会笑话。更何况，这些函授学员中，还有那么多孝天师范的老同学。

在家里多耗几天吧！可时间如何打发呢？

菜地整好后，已经撒下一些萝卜籽和白菜籽，静待它们发芽。每天浇浇水，花不了多少时间。学校电视机虽说修好了，但能够收到的频道很少，而且荧屏上总有“雪花”，效果极差，看久了眼睛疲劳，没多大意思。还是看看书，写点儿东西吧！

把退回的稿件《小脚奶奶》修改完成后，他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为什么不以家庭生活为题材，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呢？这种小说有真情实感，说不定编辑会感兴趣。即使发表不了，留下来也是历史资料呀。

有了这个想法，他一下子来了精神，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白天，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空气对流，室内敞亮。他穿着短裤，趿着塑料拖鞋，袒胸露腹地坐在客厅正中央，趴在那张小方桌上奋笔疾书。晚上，他在白炽灯下与蚊子搏斗，把这项工作延续到深更半夜。

在王加根焚膏继晷抓紧时间写小说的时候，邻居家里也是热闹非凡。负责照校的程彩清白天总是关起门来睡觉，为赌场鏖战养精蓄锐。除了偶尔上街买菜，家里杂七杂八的事情以及照看小孩的任务，都由他老婆程芸承担。

每当暮色降临，一些神神秘秘的人员就会出现在牌坊中学，径直走向程彩清家。门通常是关着的。来人敲门之后，室内就会安静好半天。如果继续敲门，就会传出程芸的大声询问。敲门人自报姓名。这时，房门就会打开一条缝儿，露出程芸东张西望的脑袋。她验证完来人的身份，才让其进门。参加抹牌赌博的人员中，好多都是牌坊中学教师。比如丁胜安、张仲华、邹贵州、赵乾坤和几个嗜赌如命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在学校补完课或者带完班之后没有回家的，有的是吃过晚饭专程从家里赶到学校来的。

不论是输是赢，这些人总是显得特别快活。散场之后，大家甚至谈笑风生，一起回顾战况，总结经验教训。有时还在程彩清家里聚餐，大呼小叫地猜拳行令，喝得面红耳赤。

隔壁门庭若市，自家冷冷清清，这让王加根非常迷惘和困惑。

这些抹牌赌博的同事为什么不担心学历太低？他们不读函授、不上电大、不搞进修、不参加自学考试，每天上个直班，不是照样活得自由自在、过得有滋有味？就说程彩清吧，论文化知识水平，可以算半个白痴，但他一个人养活全家，吃穿住用并不比你王加根差呀！逢到赢钱的日子，他家的收录机震天价响，放着流行歌曲，夫妻二人还扯起嗓子对唱呢。唱累了，程彩清就推出嘉陵摩托车，带着老婆孩子去花园镇。逛完街，回到学校，就到了程芸“走秀表演”的时候。她要么拎着尺把长一条的五花肉，要么端着已经剁好的猪排骨，要么提着几斤重的草鱼，从家里出发，走过操场与校舍之间的甬道，到学校食堂门前的水管处清洗。每次剖鱼时，铜钱大的鱼鳞和鱼内脏散落在水池里，把水池的出水口都堵塞了。

“都是上班过日子，别人能够那么轻松快活，我为什么要过得苦行僧一般？”加根这样问自己，“拿到了大专文凭又怎么样？还不是继续在牌坊中学教书！写作那么难，起点那么低，又没什么生活积累，天天在家里闭门造车，能够写出什么名堂！就算侥幸在报刊上发表几篇作品又能怎么样？能够改变你农村教师的身份么？能够离开牌坊中学么？能够跳出花园镇么？可是，不读书写作，业余时间我又能干什么？不去奔文凭，将来在老婆面前如何抬得起头？”

想起老婆，思念又如老虎钳子一般钳住了他的心，脑子里全是方红梅的身影。他巴不得伸手就能把亲爱的老婆揽入怀中。

天真热啊！太阳像火球一样悬在空中，射出的万丈光芒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空气似乎在燃烧，烤得大地冒烟。

除了提水、洗衣、洗菜、上厕所这些必须出门办的事情，王加根通常都呆在家里。门窗全部打开，一条短裤遮羞，赤身裸体抵抗高温。或看书写字，或在客厅地面铺上凉席睡觉休息，或忙着准备饭菜。晚上他才会去外面放放风、透透气、乘乘凉。如果实在热得受不了，他就来到学校办公室，打开吊扇，躺在办公桌上睡觉。

这天傍晚，突然停电了。荒凉的校园霎时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阴森森的，让人觉得恐怖。王加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到操场上的乒乓球台上坐下。本来想浴着晚风乘凉，蚊子又从四面八方袭击，不允许他安静。无奈，他只好回到家里，点上蚊香睡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可怎么也睡不着，大脑越来越清醒。折腾了个把小时，又点燃蜡烛，起床看书。看了一会儿，还是觉得太闷，又拿着蒲扇，走出校园，到部队抽水房里找广广黄聊天。聊得无话可说了，再才返回家里。

依然睡不着。

“干脆去武汉吧！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太熬煎。”有了这个念头，他就点燃蜡烛，准备去武汉必须带的东西。钱，粮票，牙膏、牙刷、毛巾、换洗的衣服……一样样清好，装在双肩包里。

他再次回到床上。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突然记起小说《房子儿子》还没有完稿，又点着蜡烛，趴在床上接着写。

来不及用方格稿纸誊抄，但至少可以带个完整的稿件去武汉，到杂志社征求编辑的意见。趴着写了一会儿，感觉腰酸背疼。他又穿上背心和长裤，坐到客厅的小桌子上写。写着写着，浑身冒汗，衣服都湿透了。他又把衣裤扒掉，赤膊上阵。换过两次蜡烛，小说终于结尾了。他如释重负地伸了个懒腰，把一大摞手稿塞进背包。大功告成，再应该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回到床上，却依然睡不着。

手表好些天没用了，发条没上，一直罢工。也不知到了几点钟，离天亮还得多久。他从床上爬起来，带上办公室门钥匙，又拿了一盒火柴在手里，走出家门。

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照得大地如银似水。

他径直来到办公室，打开门，划着火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凌晨四点半。既然天快亮了，就不用睡觉。他返回家里，穿上运动鞋，准备去外面跑步。

兴冲冲地走出学校大门，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儿。青蛙鼓噪，昆虫此起彼伏地鸣叫，更加烘托出四周的寂静。不远处，还传来恶狗凶猛的吠声。他心生胆怯，又打退堂鼓，返回家里。

觉肯定是睡不成了，又不知道干什么好。看到地上堆着几条脏短裤和几双臭袜子，他便拎起塑料桶，去校园后面提水回来，搓洗这些天积攒的脏衣服。衣服清洗完毕，晾到门口的晒衣绳上。

东方的天空泛出了鱼肚白。

王加根到厨房看炉子，炉膛里的蜂窝煤只有两个眼儿是红的，基本上熄灭了，没有重新燃着的希望。他于是把煤灰倒掉，直接在炉膛里面烧木柴，煮了一碗面条。

过完早，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家，挂在客厅沿墙的铁丝上。然后背起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地步行前往花园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