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临近，王加根满以为学校领导会安排他补课的。

他教初二年级的语文，如果跟班上的话，新学年，他就该教毕业班了。按照惯例，每年暑假学校都会安排教师给即将进入初三的学生补课。提前上初三课程，为下学期复习备战中考腾挪时间。

参加暑假补课的教师虽说牺牲了休息时间，但是能够领到比平时上班高得多的补课费，大家不仅没有怨言，还满心欢喜，甚至把学校领导安排自己补课当成一种恩赐。只有担任初三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课程的教师，才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补课的教师，通常也是新学年拟教毕业班的人选。

因为中考的残酷性和重要性，学校对初三教师的挑选向来比较慎重，通常会把教学能力最强、教学业绩最好、经验最丰富的教师安排在毕业班把关。挑选出全校各学科的拔尖教师，组成最强大的阵容，参与中考的白热化竞争。

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为形势所逼。中考成绩好坏与否，不仅事关初中毕业生的前途和命运，也直接影响学校的声誉。在现行普通中学教育体制下，人们普遍关注的就是升学率。衡量一所中学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升学率高不高。如果是高中，就看每年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人数有多少；如果是初中，则看每年考上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人数有多少。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很明确：高中盯高考，初中盯中考。可以这样讲，高中就是为高考而办的，初中就是为中考而办的。

升学率是中学教育的生命线，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兴衰与存亡。鉴于此，各中学对毕业班把关教师的挑选自然非常严格，不敢有丝毫马虎。非毕业班教师可以轮换着上下，毕业班教师则相对固定，甚至多年“坐庄”。对于教师个人来讲，能够进入毕业班教师群体，往往也是一种荣耀。而想获得这种荣耀，除了教师自身的努力，还必须得到学校领导的认可。

王加根到牌坊中学两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程，在每一次期中和期末考试中都优于平行班，在花园区也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他在作文教学上的大胆创新，收效非常明显。他所辅导的学生，先后在省、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作文竞赛中获奖，有的学生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工作能力和教学成绩摆在这儿，加上校长丁胜安三番五次承诺，他估计下学年肯定会带毕业班，做好了暑假给学生补课的准备。但是，在放假前的校务会议上，张仲华宣布暑假补课教师名单时，却没有王加根。当时，他很失落，也非常郁闷。几个长期教不上毕业班的年轻教师幸灾乐祸，或者把他拉到一边儿叽叽咕咕，为他打抱不平，说学校领导做事向来就是这么“差火”。连那些喜欢他的学生们，都觉得王老师在牌坊中学“蛮吃拼”。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过分地去指责牌坊中学的领导层。如果让我们去决策这件事，同样会感觉比较为难。毕竟，王加根从来没有教过初三，没有带毕业班的经验，又那么年轻。让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愣头小子当把关教师，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弄不好，就会砸牌坊中学的牌子，耽误学生的前程。

暑假补课的愿望落空后，王加根又希望学校领导安排他照校。

每年寒假和暑假，牌坊中学都会安排人员值守，俗称照校。目的是防止学校的财产被人盗窃，防止校舍及水电设施遭人破坏。照校人员原则上必须住在校园里，白天晚上都要巡逻。

因为对人身自由有比较大的限制，又承担着那么重大的责任，照校人员能够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照校费。尽管照校费数额较小，与补课费没办法相比，但毕竟是工资以外的收入，对于那些假期找不到门道儿赚钱的教师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

炊事员肖金平是丁胜安的外甥，又承担着假期为补课学生和教师做饭的责任，基本上是固定的照校人员。另一个照校人员，名单则经常在变。今年情况比较特殊，校园里有了加根夫妇和彩清老师两家住户。既然暑假期间他们都不外出，完全可以安排他们照校。

基于这种情况，王加根就产生了对照校费的渴望。不过，学校也不可能安排三个人照校——这不符合历年来形成的规矩。屁大一点儿校园，也不需要这么多人照看。领导只能在王加根和程彩清两人当中，挑一个出来与肖金平合伙照校。

王加根多么希望学校领导安排他啊！他眼下太需要钱了。

方红梅七月十号去湖北大学面授，等不到发七月份的工资，而家里仅剩下准备油漆家具的那四十多块钱。看来，这些钱只能临时挪作他用，而且必须尽量节省着花。在武汉学习和生活二十多天，往返路费、住宿费、餐饮费、教材费、资料费和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花费，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四十多块钱全部给她也未必够，还必须留下一部分给王加根。他要吃饭啊！留下的生活费，至少要让他能够维持到七月十五号发工资。

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真是精辟啊！王加根算是有了切身体会。

为了钱，他现在竟然要与程彩清竞争照校的机会。

王加根觉得，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在学校教书，又都担任着主要课程，总比程彩清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重要吧！论人缘，他们夫妻二人也不错。领导信任，同事尊重，学生喜欢，家长们好评。这些都是不学无术的程彩清无法相比的。从经济状况来看，王加根和方红梅眼下也要困难一些。他们还欠着学校两百块钱的账债没有还呢！学校领导理所当然应该对他们予以关照。

尽管优势这么明显，他还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种不自信，其实由来已久。不错，他和方红梅老实本分，待人真诚，工作努力，自学刻苦，平日总是读书写字，不搞歪门邪道，但他们的寒舍却门可罗雀。程彩清上班混钟点，下班从来不摸书，家里连一本连环画都找不到，不分白天黑夜地抹牌赌博，但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

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加根红梅贫穷，而程彩清比他们富有。世人对花钱慷慨、出手大方的人总是刮目相看。有的时候，王加根甚至怀疑他们为人处世有问题，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对，犯了路线错误。因此，在学校领导会不会安排他照校这个问题上，他推测起来还是比较谨慎。最终的结果，还是未能如他所愿。

学校领导研究后确定的暑假照校人员为肖金平和程彩清。

王加根一下子被激怒了。

丁胜安和邹贵州是行政管理人员，没有任何课程，暑假却打着领导带班的旗号。每天来学校晃一晃，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电视，或者躲进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还是与补课教师一样领加班费。张仲华教初三政治，本没有补课的必要，仍然加入到了补课教师的行列。逢到他以领导的身份带班时，同一天时间，既领补课费，又领带班费，享受双份补贴。

真是他妈的一群贪官污吏，哪儿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可言！王加根私下里把学校领导逐个臭骂了一通。尽管还是补不成课，也照不了校，但骂过之后，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这很有点儿阿Q。

不就是少赚几个钱么？多赚这几个钱，我发不了财；少赚这几个钱，我也不一定就活不下去。算了，我视而不见，全当是牌坊中学既没有人补课，也没有人照校的。

可问题是，暑假正式开始后，牌坊中学总有同事进进出出，在王加根的眼前晃。这些人，要么补课，要么照校。他们出现在校园里，都有额外收入。唯独守在学校里的王加根，一个子儿的额外收入都没有。想起这一点儿，他还是感到难受，也有点儿难堪。在别人看来，他似乎是死皮赖脸地留在学校。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境地，他真想离开学校，找一个合适的去处。反正放假了，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

但是，他能够去哪儿呢？

河北保定他是肯定不会去的。他已下定决心不理白素珍，从此与她一刀两断。去北京？到他姐加枝工作的北京农业大学玩？去来的路费那么贵，还不知姐姐在不在学校，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姐姐也放暑假了，又正谈恋爱，说不定和男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了呢！或者和春节时一样，陪男朋友去广州补习外语了。听说张德林考上了公派美国留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为出国作准备。这种可能性极大。

要不，就到王李村住一段时间？可王厚义和胡月娥会不会认为他是回家吃“血汗”？家里这段日子农活不多，不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加根与王厚义胡月娥又没什么话讲，还特别烦整日大哭小叫的加叶和加花。回到那个冷冰冰的家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方湾菜园子村呢？方红梅和敬武放假离校时，曾邀请加根一同前往，但他理性地回绝了。敬文参加完高考回家了，腊梅放假也回家了，再加上红梅和敬武，一大家子人挤在破破烂烂的几间屋子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天气又热，蚊子苍蝇又多，日子肯定也很难受。再说，女婿老在丈母娘家里蹭饭吃，外人也会说闲话，面子上挂不住。

去白沙铺大舅家里玩几天？那也不是长远之计。

出去旅游身上没钞票，做生意没本钱，打工又找不到门道。真是走投无路、投亲无门啊！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牌坊中学，深居简出，死啃可怜巴巴的工资。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吧！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他也该静下心来，谋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前段日子忙于结婚，忙于复习考试，忙于应付胡搅蛮缠的白素珍，忙于治疗那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根本就没心思考虑未来的事情。结婚了，安家了，如何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他必须思考和面对的。

他觉得，总的原则应该是把日子过得充实，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把书教好，当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这是“饭碗工程”，必须摆在第一位。勤奋写作，追逐当作家的梦想——痴心不改，初心不变。刻苦自学，尽快拿到大学文凭——形势所迫，丝毫也不能马虎。

在文凭这个问题上，他想得比较多，考虑得比较复杂和长远。即使工作上没有学历方面的要求，他也必须努力去奔文凭。因为老婆在前面当参照物，容不得他懈怠。再过四年，方红梅就可以拿到本科学历。如果他还是个中专生，那怎么行？别人怎样看他？每个月领工资时，他的脸往哪儿搁？要争气！不说赶上或超过方红梅，差距也不能拉得太大了，最起码要大专毕业，不能让老婆看不起。

写作能否见成效，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文凭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因此，绝不能因为写作耽误了自学考试，应该把奔文凭放在优先的位置。

结了婚的男人就是一家之主。除了工作和学习，还要安排好小家庭生活。不能当个枯燥乏味的“老死板”“老古董”，要成为爱好广泛、懂生活、会娱乐、有趣味的人。看电视，听音乐，学唱歌，吹口琴，下象棋，打扑克，跑步锻炼，打羽毛球，练书法，种花养草，周末去电影院看电影……尽量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多些仪式感，还要主动承担家务。

自从与方红梅一起生活，恩恩爱爱的时候居多，但磕磕碰碰的时候也不少。扯皮和吵架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家务活。

分居两地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偶尔聚到一起，还互敬互让，很少产生矛盾。现在天天厮守，长期在一起生活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像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两人都要上班，都要自学奔文凭。劳累之后，都想休息放松一下，可家务事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多么恩爱，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所有家务包揽下来。

最初，他们干家务是“吃大锅饭”，结果孳生了偷懒和攀比的心理。一方在干活儿的时候，看到另一方闲着就不舒服。即使另一方没闲着，只是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或写字，对方心理上也不平衡。都想做“红花”，都不愿意当“绿叶”，矛盾就不可避免。因为闹别扭，两人心里都不快活。有时甚至好几天互相不理睬，晚上睡觉背靠背，白天工作也没精神，拿着书本也提不起兴致。

后来，他们对主要家务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男的买菜，女的做饭；男的洗碗，女的洗衣；男的拖地，女的清场。至于分工范围以外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新情况，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他们甚至商量过，是否可以考虑在校园里种点儿菜，或者养几只鸡。

对呀，利用暑假休息时间开荒种地！

自己种点儿蔬菜，学校厕所里有的是大粪，有机肥料种出来的蔬菜吃着也放心，既新鲜，又不需要花钱去街上买。这样节省下来的开支，还不等于是赚钱。

开荒种地需要锄头铁锹等农具，没钱购买。这好办，可以到邹肖村学生家里去借。暂时用别人的，等发了工资再去添置。

有了开荒种菜的计划，正准备行动时，天气又不作美。几乎每天都是阴雨绵绵。雨时大时小，时断时续，下得人心烦意乱。

家里只有一把雨伞，让方红梅带到武汉了。

没有伞，王加根就懒得出门，懒得去买菜。一日三餐吃面条，对付着过。白水煮面，加点儿油盐和酱油里面，就成了他填充肠胃的主打饮食。接连吃了几天，他感觉实在难以下咽。不仅没有食欲，而且见到面条就反胃，作呕，想吐。

“能够在面条里面加点儿青菜就好了。”这样想着，他便起心去隔壁程彩清家借把雨伞，上花园镇一趟。

翻出钱包，他又有些犹豫。家里的钱都让方红梅带走了，他只留了五块钱生活费。七月份的工资不知道哪一天发，如果吃光老底，万一来了客人怎么办？

想到这儿，他又打消了上街买菜的念头。先撑着吧！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去花园镇买菜。

雨，没完没了地下着。

雨水沿着屋顶的瓦沟流淌，顺屋檐下坠，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流水声中，偶尔还会夹杂着一两声麻雀的啼叫。除此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王加根站在自家客厅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外面，校园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儿，如同无人光顾的坟地一样死气沉沉。初三教室离得远，那里的情形他一无所知。

菜可以不买，但水必须出去提。洗口、洗脸、洗衣、烧开水、做饭，都少不了干净的自来水。趁着雨声渐小、雨点不那么密集的时候，王加根一手拎一只塑料桶，打算出去提两桶水回。

去学校食堂门口水管与到部队抽水房门口水管，距离差不多，但他不愿意去学校食堂门口接水，不想让补课的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在校园里面晃荡。沿着火砖头铺成的甬道走向学校大门时，他发现操场周边的野草疯长，与放假时相比，茂盛了许多。野草丛中，还可以见到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荠菜之类的野菜。这些野菜他认识，小时候他挖这些东西回家喂猪。读小学时，他还吃过“忆苦思甜饭”，知道这些野菜也可以供人食用的。

对呀！为什么不挖些野菜回家煮面条？野菜煮面条，肯定比白水煮面条好吃。野菜的味道并不比街上卖的蔬菜味道差呀！有了这样的灵感，王加根高兴起来。

把水提回家之后，他就拎起平时买菜用的竹篮子，拿了把菜刀出门。他没有在操场周边挖野菜，而是直接去了校园外面的农田。田埂上、池塘边、庄稼地里到处都能找到野菜。因为连日下雨，土地松软，挖野菜也特别容易。没多大一会儿，他就挖了满满一竹篮。

在部队抽水房门口洗野菜时，广广黄问他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包饺子。”王加根撒谎说，“野菜包饺子好吃。”

广广黄马上赞同，还补充说，广东人特别喜欢用野菜包饺子。

回到家里，把洗干净的野菜下到锅里煮面条时，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他的鼻根，泪珠从他紧闭着的眼角慢慢滑落。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有点儿心酸。

从小到大，除了“忆苦思甜”时吃过野菜，他还没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吃过这种东西。没想到，他师范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竟然不得不拿野菜充饥！小时候挖野菜都是用来喂猪的，现在挖回来，却是用来喂他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王加根天天盼望着发工资。

这天上厕所，他正好碰到了补课带班的邹贵州，随口问了一句：“邹会计，七月份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

蹲着大便的邹贵州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还想领工资？你欠学校那么多钱，还不够扣呢！”

加根有点儿尴尬：“全部扣吗？扣完了，我吃什么呀？”

“你吃什么？我怎么管得了？自己去找地方吃去！”邹贵州显然有点儿恼火，“你借的那两百块钱，是我从基建款里面挪出来的。学校马上要建围墙，修门房，等着钱用呢。”

这事王加根知道，学校开会通报过。牌坊中学准备把现有围墙全部拆除，四周向外扩展，把西边的操场围进来。校园面积将比现在扩大一倍。另外，在正对花园镇的方向，开一个宽敞气派的大门，修建两间门房，一间供门卫住宿，一间作为传达室。以后邮差送报刊信件，就不用去办公室，直接交给传达室。这项工程必须在暑假期间完成，新学年开学时，以崭新的校容校貌迎接第一个教师节。

顺便交待一下，为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决定，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将每年的九月十号定为教师节。

“学校建围墙修门房，也不缺少我这两百元钱吧！”王加根撒完尿，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站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与邹贵州理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眼下确实有困难，学校每个月多少给我留点生活费，其余的都扣掉也没关系。账，还是得慢慢还嘛。”

“你这不是说胡话？我这儿又不是银行！”邹贵州把手里的半张报纸对折，擦完屁股，提起裤子站起身，“银行贷款可以慢慢还，但那是要付利息的。学校的钱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各有各的用途。我刚才说过了，借你那两百元钱是学校的基建款，属专项资金。挪用专项资金，是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万一检查起来，我没办法交待，搞不好还要受处分。”

听到这儿，王加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

看来，邹贵州确实有他的难处。但是，现实又摆在这儿，两百元的账债，他和方红梅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还。要是全部扣光了，他们就没钱吃饭，得饿肚子。

有道是，兔子急了也咬人。王加根从其他教师那儿听说，丁胜安家里建房子，找学校借过五百元钱，至今也没有还上。既然被逼上了绝路，他也不想求情，说话反而硬气起来：“欠学校钱的不只我一个人吧？要扣就都扣！只要一视同仁，我没意见。”

已经穿好裤子的邹贵州站在那儿，被噎得白眼直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一视同仁？”

王加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扁担揩屁股——横着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钱是我借的，你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但扣方红梅的工资，肯定没道理，她又没有找学校借钱。”

撂下这句蛮话，王加根就气呼呼地走出了厕所。回到家里，他又感觉自己的态度有点儿过分。

当初找邹贵州借钱时，别人二话没说，就把那么一大笔钱借给了你。你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在别人面前耍横呢？但是，不耍横又能怎么办？他们夫妻俩要吃饭呀！还有敬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不能饿肚子吧。我为什么要借钱？要是不欠学校的账债，我就不用看邹贵州的脸色，不用受这样的窝囊气。

一触及那两百元钱账债，王加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白素珍。

小时候想起妈妈，他总是双眼噙满泪水，脑子里是满满的思念，心里交织着温暖、甜蜜和幸福的感觉。而现在想起白素珍，他却眼里喷射出怒火，周身燃烧着愤懑，恨不得杀了这个歹毒的女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母亲，真是亘古未有，全世界少见，可偏偏让他遇上了。他能不心生怨恨么？特别是想起白素珍到处唾沫四溅地造谣惑众，红口白牙地说假话污蔑他，他真恨不得掐死这个女人，撕烂那张无事生非的嘴巴。

与邹贵州在厕所里打过嘴巴官司，王加根非常郁闷。平日里，他与邹贵州的关系还是不错的。邹贵州是学校会计兼出纳，还是总务主任，牌坊中学的后勤工作他统管。教职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他都得操心。王加根和方红梅常住学校，邹贵州对他们格外关心，经常嘘寒问暖，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

邹贵州家住邹肖村。他女儿在牌坊中学读书，一直在加根的班上。现在正参加暑假补课，马上就该上初三了。家里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儿子。邹贵州学历不高，是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牌坊中学上班的，因此对三个孩子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自己不会教书，却格外尊重书教得好的同事。从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的评价，以及学生和家长们的反映，他知道王加根夫妻俩是有能力、有板眼、有本事、有前途的人。还有他们的宝贝女儿，上小学时老是挑老师的毛病，现在回家却叽叽喳喳地说王老师好，方老师好，吵得他耳朵都起茧子了。

在厕所里与王加根交锋，他的本意是开个玩笑。没想到，王加根却当真了。两人搞得很不愉快。说真心话，他压根儿就没有逼王加根还钱的意思，更不会强行扣他的工资。

争吵之后，他马上就后悔了。回家与家人说起这事，还被老婆臭骂了一顿。不管怎么说，王加根是女儿的老师，还指望着别人关照呢。他们的两个儿子以后也会到牌坊中学，指不定又会在王加根和方红梅的班里。关系弄得这么缰，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现在别人有困难，借的是公家的钱，你邹贵州逞什么能？就算是找你借钱，别人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你也不能把人家逼得那么急。缓一缓又怎么了？你就是《白毛女》里的黄世仁！

七月份工资拨下来之后，邹贵州没等王加根来找他，就拿着工资单和现金直接送到加根的家里。

王加根闷闷不乐地签完字，等着邹贵州拿借条扣钱。

邹贵州却把工资全额给了他，还大度地说：“下个月再扣吧！我知道你们眼下有难处。”

一团热乎乎的东西突然堵住了王加根的嗓子眼。他感觉鼻腔发痒，眼眶发热，泪水差点儿漫出来。

他连声道谢，不好意思地说：“上次真是对不起。我说话太硬呛，伤着您了。”

邹贵州笑了笑，收好工资单和圆珠笔，起身告辞：“今天修围墙的民工进场，我得去看看。走了啊！”

看着桌上的钞票，王加根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钱真是重要啊！手上没有钱，再硬气的人也寸步难行。难怪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现在有钱了，王加根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他可以去花园镇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买牙膏、买洗衣粉，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如果再奢侈一点儿，他还可以打一斤散装白酒，或者买点儿水果。他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能够吃饱肚子、衣服能遮住羞丑、冬天不至于冻着，就可以了。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心情自然就畅快起来了。

因为天气的原因无法开荒种菜，他就把时间用来读书写作，去追求成为作家的梦想。自参加《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一年多没有发表作品了。

这一年多，虽然由于工作繁忙，以及结婚、生病、家庭矛盾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写作时常中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挑出一两篇手稿，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邮寄给报刊编辑部。可投出去的稿件，要么被无情地退回来，要么如泥牛入海，消逝得无影无踪。唉！文学说起来风光，弄起来真不容易啊！

作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的。有时，他真想打退堂鼓，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耕耘无收获的营生。可是，不弄文学，他业余时间又能干点儿啥呢？打麻将？斗地主？和身边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沉迷于赢了又输、输了又赢的赌钱游戏？说实话，他对这些别人乐此不疲的东西不感兴趣，总觉得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地消磨时间，无异于浪费生命。

还是写作吧！还是投稿子到编辑部去碰运气。只要手头有写好的文章，他就天女散花般地到处邮寄。稿件投寄出去之后，满怀希望的等待回音。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只要不是在教室上课，他都会前往学校大门口，等候那个穿着草绿色制服、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差。或者到学校领导办公室翻阅当日的邮件，看有没有编辑部来信。希望一次次地唤起，又一次次破灭。他从最初的痛苦和难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对退稿习以为常。

最接近成功的一篇小说是《小脚奶奶》。编辑亲笔来信，告诉他已经初步选上，嘱咐他“暂勿投他处”。

他激动得小心脏乱跳，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满怀希望地等待发表，可最终结果还是“经审退”。

改为烧煤做饭后，王加根每天都得淘神费力地生炉子。

把学校废弃不用的课桌和板凳，以及捡回来的枯树枝，用斧头剁成小木条或小木块，用旧书旧报纸引火，木柴在炉膛里熊熊燃烧起来之后，再拿火钳把煤球往炉膛里面添。煤球填满炉膛之后，摇着蒲扇，对着炉子的进风口不停地扇风。

烟雾袅绕，熏得他眼泪直流。

有风的日子，他就把煤炉子提到操场边的走道上，让进风口对着来风的方向，省去人工摇扇子的力气。

阳光明媚的正午，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在火砖头铺成的甬道上，一个半米来高的绿皮蜂窝煤炉袅袅地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成为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炉子交给“风神”并非百事大吉，他还得时不时地去瞅一瞅煤是否点燃。如果煤球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苗，说明成功了。要是煤球依然是黑的，或者煤身上仅有微弱的红光，那就得从头再来。

由于煤球掺土太多，或者煤炭品质不好，生炉子中途熄火是常有的事情。王加根已经习以为常。大不了多费点儿柴禾和纸张，多花点儿时间。这算个屁呀！

最让他感到为难的还是买煤。

生活用煤供应指标当季有效，过期作废，他每个季度都得去花园镇煤球厂买一次煤。一个季度的供应煤四百二十斤，自行车是无法运回的。买煤前他就得关注天气预报，确认有晴好天气，才去邹肖村农民家里借板车。通常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天把平板车借回，停放在校园里。因为买煤必须大清早出发，去晚了，排队的人多不说，还很有可能轮不上自己，煤球厂就关门下班了。

拖平板车必须绕道花园铁路技校，到官塘附近并入孝花公路，经京广铁路线花园北道口，进入花园镇街上，有七八里路的样子。

牌坊中学地势比较高，从花园镇回来的路上，有好几个上坡道，必须有人推。买煤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加根夫妻俩总是一同上阵。

煤球厂八点钟开门。他们一般凌晨五点多从牌坊中学出发，拖着空板车到达煤球厂时，六点半左右。但此时，煤球厂大门口的板车、手推车、三轮车已经排成了长龙。一看到那阵式，他们就特别灰心，真想打道回府。但改日再来又得与其他教师调课，又得瞅天气，又得去借平板车。还是得走那么远的路。

横下一条心，等吧！

花园镇煤球厂有两部蜂窝煤机，进入厂区后，买煤的人会自动排成两列。当然，也有遇到一部机器出故障的时候，两列队伍自动并成一列。为了抢占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遇有不守规矩的人插队，就会发生争吵，对骂，推来搡去，甚至大打出手，上升为流血冲突。

加根夫妻俩属于遵纪守法、遵规守矩的好公民，总是老老实实地排队。往前面看了看，似乎也秩序井然，只是队列挪动的速度较慢，车主们买煤的数量特别多。加根前去探个究竟，这才知道，前面排队的人手里，往往拿着好几家人的煤票。一个人排队，买好几家的煤。

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就到了中午十二点，煤球厂要下班。蜂窝煤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没买到煤的人被赶出厂区，不得不到大门口重新排队。

可以想见，他们此时是什么心情！

回家是不可能的。如果回去吃了午饭再来，下午绝对不可能买到煤。他们只能顶着炎炎烈日或者吹着凛冽的寒风，等煤球厂下午两点钟煤球厂再次开门。

王加根继续排队，方红梅去买馒头、花卷或者包子，充当午餐。

通常情况下，下午是能够买到煤的。当然，遇到蜂窝煤机出故障等特殊情况，又另当别论。煤装车之后，王加根如老牛在前面拉，方红梅躬着腰在后面推。回到牌坊中学，已是暮色四合。

为满足那些时间较紧或者性急顾客的需求，花园煤球厂备有一套比较“人性化”的处置方案：直接出售没有加工的散煤，煤票按七折供应。也就是说，一百斤煤票可以买七十斤散煤，剔除掉本应掺入的泥土和水的份量。

加根他们有时也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散煤买回来之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上，用塑料薄膜盖住。待天晴的周末，再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把煤全部搬运到学校操场上，再到校园周边的田埂上挖泥土。用塑料编织袋把泥土运回，倒入煤炭中，用铁锹拌匀。然后，拎着塑料桶去部队抽水房门口提水。

接着就是和煤。和煤还有讲究，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儿，倒入一两桶水后，等上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用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时，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学校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照耀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黑颜色由深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干了与否，都得往回收。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刮风下雨，那就全泡汤了。

搓煤球靠手工操作，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垢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中老年教师建议他们做煤饼。

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饼子”。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反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烧煤时把煤饼敲碎，成为小块，就类似“煤球”了。这种方法省时省力，煤饼又便于摆放，能够整齐地垛成一堆，不像煤球那样占好大一块地方。

再后来，邹贵州向他们推荐了一种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打煤机一米来长，形状类似于车水的把手，下部有个圆柱形铁模。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填满打煤机下面的铁模，再提到操场的空地上，用脚蹬出来。

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捅煤蹬煤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会累得半死，走路都直不起腰。

买煤和做煤的劳累和辛苦，真是一言难尽。

还有几次，他们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突变，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就要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家人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甚至不得不发动学生来帮忙。

今年暑假临近时，家里的蜂窝煤不多了，买煤又成了当务之急。可方红梅去了武汉，家里只有王加根一个人。

这事成上他的一块心病。

要不，找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帮帮忙？但跑一趟需要大半天时间，抽水房又不能长时间没人。让广广黄擅离职守，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部队的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弄不好会毁了人家的前程。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想都不该往这方面想。去邹肖村找同事或者学生家长帮忙？为这事去麻烦别人，他又觉得不好意思。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小姨子腊梅来到了牌坊中学。

腊梅说，假期一直在菜园子村。家里人多嘈杂，敬文的几个结拜弟兄三天两头来，吵得她就没办法看书。加上村里没有通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太暗，烟子熏得人眼泪流，蚊子又多。方父方母建议她到牌坊中学温习功课。

“该上高三了，心里还是有点儿慌。”腊梅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王加根自然非常欢迎。

工资发了，手头有钱了，也负担得起小姨子在这里的生活费。要是腊梅早来几天，他还真有点儿尴尬和为难。

去年暑假，敬文也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来牌坊中学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次没有给王加根留下好印象。

敬文太懒了。每天起床连床铺都不整理，更别说做卫生了。做饭他从来不搭手，饭熟了喊他才来吃。吃完之后，碗筷一丢就离开。穿脏的衣服和臭袜子扔在脚盆或者塑料桶里，等着王加根给他洗。再就是特别大意。王加根把床铺让给敬文，自己去办公室睡桌子。但敬文晚上睡觉经常不关门，自行车也随意停在外面。万一校园里来了小偷怎么办？最让王加根受不了的，是敬文动不动就提要求。敬文那次带来一部小型录放机，也不知是借的哪个同学的。一进门，他就吩咐王加根去花园镇买轻音乐磁带，说他看书看累了，可以听听音乐，调节一下大脑。吃饭也是挑肥拣瘦。

记得王加根有天炒了盘冬瓜片，敬文一看就大呼小叫：“冬瓜烧肉我都吃不进，清炒冬瓜有个什么吃头！”

看见姐夫穿的廉价衣服，敬文不屑一顾。经常用嘲笑的口吻嗤之以鼻：“一件衬衫一块八？我的一条短裤就花了六块四！”

王加根有时买回白酒或啤酒，敬文总是嫌档次太低了。说这么劣质的酒喝着不过瘾，让外人看见了，还觉得丢人……

天啊！一个还在读书的高中生，自己不挣一分钱，居然有这么多的讲究和条件，还看不起正在为他提供生活帮助的人！

那段与敬文相处的日子，王加根非常不开心，既郁闷，又气愤。但他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自己的小舅子。说长道短，方红梅也会不高兴。他只能忍气吞声。好在敬文受不了这里的孤单与寂寞，住了十来天就走了。

现在腊梅来，情况应该不一样。腊梅勤快、细心、温顺，讲规矩，懂礼貌，为人处事比较有分寸。

王加根把小姨子安排办公室西头红梅以前住的宿舍里，自己则睡在摆满家具的新房，做饭依然在办公室东头的“厨房”。

买菜自然是王加根的事情。

菜买回来之后，腊梅总会跑过来帮忙打理。去蒂，掐根，削皮，拣枯叶，切肉剖鱼，然后拿到部队抽水房门口洗干净。她还主动要求炒菜，饭后总是抢着洗碗。忙完这些，她才坐下来看书。

看着懂事又勤快的小姨子，加根心情特别愉快。

天气实在太热了，连续多日最高温度突破四十摄氏度。生活在这样的酷暑中，人总是感觉浑身没劲，软绵绵的。看不进书，写不出文章，整天昏昏欲睡。骄阳似火，根本就不想出门。眼看厨房里的蜂窝煤一天天减少，王加根始终下不了决心去买煤。

雨天不能买煤，这么炎热的大晴天，买煤则有可能中暑。他天天抱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等待阴天或多云的日子。

终于有天预报次日是阴转小雨，王加根果断决定去买煤。

可能是因为激动和担心，那天晚上他居然失眠了。凌晨四点钟起床，感觉浑身不舒服，脑袋却出奇的清醒，眼睛又涩又痛又痒。

天阴沉沉的，似乎马上要下雨。

买不买煤呢？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塑料桶里没水。他拿起牙膏、牙刷和毛巾，拎起塑料桶，到部队抽水房门口刷牙洗脸，之后又提了满满一桶水回家。

腊梅也起床了，问他买不买煤。

“在下雨呀，怎么买？”王加根口里这么说，心里还是想把煤买回来。天虽然阴着，下着濛濛细雨，但雨下大的可能性不大。难得天气这么凉快。如果把煤买回了，他就能够安心地去武汉看老婆。

“还是去买吧！”王加根终于下了决心。

他赶紧去拿钱和《生活用煤供应证》，又把地上的几个空啤酒瓶装进竹篮，对腊梅说：“你先往花园镇走。我去邹肖村小卖部还啤酒瓶，找人借板车。”

还了啤酒瓶，收回了押金，又借到了平板车，王加根就拖着板车去追腊梅。与小姨子会合后，两人都很兴奋。买煤是家里最重要的事情，能够一起完成，等于解决一个大难题。

水泥路还没有走完，雨点就密集起来了。淅淅沥沥的大雨，淋得人睁不开眼睛。

到了花园区卫生院门口，他们只得把板车停在路边，跑到屋檐下避雨。等了十来分钟，雨丝毫也没有停下来迹象。他们又犹豫起来，不知该返回，还是去花园煤球厂。

“既然出来了，还是去看看吧！”腊梅说。

两人于是冒雨前行。

快到花园煤球厂时，见大门口一辆买煤的车子也没有。未必下雨天不卖煤？王加根心里犯嘀咕。

走近煤球厂，大门居然慢慢地打开了。他们今天是第一名！

平板车过磅称自重，装煤，再过磅。交钱，开票，走人。买煤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

走在花园镇的街道上，雨也下小了。他们一鼓作气，把煤拖回了牌坊中学。刚进校园，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两人同心协力，赶紧把板车拖到学校办公室门前的走道上。

好险啊！这雨整整下了一下午，直到晚上才停下来。

王加根暗自庆幸，觉得运气真不错。这样的雨天买煤，天气凉爽，又没有太阳，不晒人。水泥路上没有农民晒的稻谷，板车好走。更重要的是，别人都不选择这种日子买煤，不用排队。

他得意地在小姨子面前显摆：“不管做什么事情，决策要果断。谨慎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要大胆。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往往就是自己的机会——人是需要有一点儿冒险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