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年除夕的中午，是乡下人吃年饭的时候。

放鞭炮、烧香、化纸、磕头作揖、供菩萨、供祖宗、供先人，一套繁缛的礼节之后，总算到了入席就座的时候。

在散发着火药味和飞扬着大片小片黑灰的堂屋里，霎时充满了拉拉扯扯的谦让声。本家二爹、本家二婆、本家叔叔、本家婶婶坐定之后，王加根和他父亲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胡月娥带着本家的几个小孩挤在一条板凳上。她的另一边，是手拿碗筷、站在靠背椅上的加叶，以及在摇篮里睡得正香的加花。

农民一年上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碌，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心安理得地休息放松一下，吃点儿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团年饭丰盛如否，则是反映当年收成好坏的一面镜子。

王厚义今天看上去气色不错，酱红色的脸上不时浮现出欣慰和骄傲的笑容。这既因为一米五见方的八仙桌，被大碗小碟的肉菜盖得看不见桌面，更重要的是，儿子加根今年在家里过年。

自上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后，王加根好几年没在王李村过春节了。今年是他奶奶新香，他才放弃了外出计划，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收音机里在唱楚剧《三世仇》，哭哭啼啼的悲哑腔。他觉得这唱腔与除夕的喜庆气氛不太协调，想换个频道，但本家二爹二婆又喜欢楚剧，摇头晃脑地听得如醉如痴，他也就罢了，没有去调台。

“加根！加根！”刚端起酒杯，还没来得及说祝酒词，门外传来急促的喊叫声。

王加根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来。

“谁呀？这个时候喊什么！”王厚义一脸不高兴，嘟哝着，望望胡月娥，又看看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不知道该不该让儿子下席。

吃年饭的时候，不得擅自离席或打开大门。这是规矩。

可外面一声声喊得紧，加根不敢无动于衷，便急急地站起身来，穿过堂屋靠北的卧房和猪栏，打开了侧门。

门口站着村支书的儿子，见到加根时说：“你妈回了，在我家，叫你赶紧过去。”

果然如此！王加根怔怔地站在大门口，遭雷击一般地呆在那里。担心了几个月的事还是发生了，而且正值大年三十的时候。

王厚义这时跟了出来，听到白素珍回来的消息，脸色变得煞白。

“不管她！”厚义恼怒地把手一挥，在加根面前走过来、走过去，又走过来，又走过去，最后站定。刚才在酒席上的得意劲儿，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他眼睛里喷着火，露出满脸的杀气。

加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先把年饭吃完再说。”王厚义对儿子说，声音比刚才小了许多。

回到屋里，大家都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加根父子俩。

厚义尽量放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可无论如何也挤不出一丝笑容。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就闷着头夹菜吃。

“是不是素珍回来了？”本家二爹试探地问。

沉默。沉默等于确认。

满屋子人不吃不喝不动不作声，如归元寺的罗汉一般。

“我怎么这么命苦哟！”王厚义失声哀嚎着，往自己的脑袋上打了一拳，趴在桌子上抽泣起来。

寂静。只有收音机里在笛子独奏《喜洋洋》。

本家二爹欠着身子，关掉这唯一的发声体。

他干咳了一声，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说呢，既来之，则安之。素珍既然回来了，加根还是去书记家，客客气气地接回。只要大家都不闹，平平安安地把年过过去。”

沉默。死一般的寂静。

摇篮里的加花醒了。

胡月娥赶紧下席，去端尿喂奶。

加叶似乎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再要大人夹菜，规规矩矩地站在靠背椅上，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本家叔叔和本家婶婶一言不发，静观其变。

良久，王厚义从桌子上抬起头来，手臂擦拭着泪水，自言自语，又像是回应本家二爹的提议，语气坚定地说：“不行！老子今天是不准她进这个屋的！臭婊子，离婚十七八年了，还回来扯皮。不要脸！”

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开始劝厚义，叫他为来年的顺遂着想，忍耐一下，把年过了再说。

加根也不同意父亲这种蛮横的态度。他知道，母亲既然回了，不可能不进这个屋，因为她就是为这个屋而回的。

大家又商量了好半天。

最后决定，由加根去村支书家接白素珍，嘱咐他做好妈妈的工作，回家后不要闹。

肩负着满屋子人的重托，王加根心情沉重地前往村支书家。

白素珍为什么会在过年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王李村呢？

参加完白氏的葬礼回保定之后，白素珍一直难以释怀，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情。

想起养母的死，想起自己和三货受过的屈辱，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复仇的火焰一直都在熊熊燃烧。她开始策划如何为养母申冤、为自己报仇雪恨。要想办法夺回养母留下的房产，让罪大恶极的王厚义受到法律的制裁。她买了好多法律书籍在家里自学，花钱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接着，夜以继日地写控告信，寄往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寄往全国各地的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妇联，强烈要求维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办王厚义这个人渣。每一封控告信都火药味十足，随处可见“杀人犯”“□□罪”“重婚犯”“绳之以法”“坐牢枪毙”这样的字眼。

与此同时，她还着手打官司的准备。多次写信征求冯婷婷和汤正源的意见，还和老马一起到保定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们认为：王厚义虐待老人的情节比较严重，特别是发现白氏喝农药之后，找借口放弃抢救，属于故意不作为，涉嫌间接故意杀人。如果他受到刑事处罚，就有可能丧失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

白素珍于是决定聘请律师打官司。

“要请律师的话，你最好去孝天本地请。这样办案方便一些。取证呀，出庭呀，与法院沟通呀，都比较容易，也可以节省不少费用。”法律顾问处的工作人员提出这样的建议。

她又问打这场官司得花多少钱。

别人微笑着预估了一个数目。

白素珍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表面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却凉了半截儿。

“铁定可以赢的官司，为什么还要收这么多钱？”白素珍感觉律师行业太黑了，决定自己去打这场官司。

根据律师的意见，结合掌握的法律知识，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开始撰写起诉状。草稿完成之后，她就交给丈夫老马誊抄，用挂号信邮寄出去。

遗憾的是，这些起诉状全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白素珍非常失望，也非常气愤。她认为，司法机构的官僚作风太来重了，反映出中国法制建设不健全。越是这样，她越不信邪，越想打赢这场官司。并誓言，要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法制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作贡献。

她决定春节期间回湖北，向孝天市人民法院送起诉状，开启她的告状之旅。担心春节假期不够，她又找单位领导请假。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满腔怒火和伤心泪水的感染，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岁末年初获批一个月的假期。

老马劝白素珍过完年再回湖北，她没答应，说要趁热打铁，抓紧时间。

腊月二十七，当出门在外的人都赶着回家过年的时候，白素珍却带着小女儿马颖从保定家里出发，乘火车来到武汉。母女俩在冯婷婷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她又留下马颖，一个人前往孝天城，从孝天城坐长途汽车到王李村。她又不敢贸然住进养母留下的房子，而是先来到了村支书家里，让村支书的大儿子去通知加根。

此时，王加根也来到了村支书家里，看见母亲正在和村支书的老婆聊天。和上次相比，母亲明显瘦了。

见到儿子，白素珍挑衅地问：“你没想到吧？”

王加根没有应声。

“我准备住在书记家里。”白素珍说。

村支书夫妻俩却叫加根接妈妈回家过年。

“回去吧。”加根对母亲说。

“你先坐下。我让马红给奶奶画了一张像，你看画得像不像。”白素珍在装满文件材料的提包里翻找起来。

像是根据奶奶生前的照片画的，哭丧着脸，瘦骨嶙峋的样子。画像一侧写着“宪法显灵”四个字，另一侧写着“善恶应报”四个字。

“奶奶生前总是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现在她不明不白地死了，就应该让恶人受到惩罚。你说这几个字该不该这样写？”白素珍逼问儿子。

加根没有回答，叫母亲回家后不要闹。

“不闹是不可能的！”白素珍态度鲜明地告诉他，“你难道不知道仇人相见是怎样一种情形？”

加根感到非常为难。

村支书夫妇这时都来劝白素珍，说正值大年三十，乡下人图个吉利，最好别吵别闹。更何况，加根开年后还要结婚。

思忖良久，白素珍才答应，只要王厚义不打不骂，她就不吵不闹。她同时向村支书提出请求，要保障她的生命安全。

领母亲回家的路上，王加根的心情很不平静。

不知为什么，他怕见到村里的父老乡亲。

快到家门口时，早已在屋侧边茅房里观望的王厚义走了出来，拦在白素珍的前面：“哪里去？哪里去？干什么？”

加根急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没有向父亲解释，讲好了不闹的，只是低垂着头，强行往家里走。

白素珍石像一般立在屋侧边，紧闭着嘴唇，高傲地昂起头，指望儿子为她打开通路。

加根认为父亲出尔反尔，做得有些过分，耐心地向他解释。

王厚义就是不让路，说要图来年的顺遂。他不相信白素珍不闹，因为选这个日子回来，就是摆好了大闹的架式。

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开始劝说正在大声对骂的王厚义和白素珍。

屋前屋后，很快聚满了围观看热闹的人们。

厚义骂素珍离婚十几年了还回来闹，不要脸！

素珍骂厚义是流氓，是□□犯，是间接故意杀人犯，应该抓起来，坐牢枪毙。

在房产的归属问题上，两个人争得更凶。

白素珍说她是白氏的养女，养女与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王厚义说他二十多年一直守在白氏的身边，生养死葬，房子该他继承。白素珍又说，白氏是王厚义虐待致死，逼得自杀，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应该剥夺继承权……

加根站在父亲和母亲中间，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吼这个不是，训那个又不好。他已经是二十岁的人，父母互相骂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他觉得丢人，感觉无地自容，真希望地面裂开一条缝隙，一头钻进去。

“去死！都去死！一起死了，就干净了！”加根仰面朝天大声喊叫，眼眶里漫出泪水。

他感觉这样做人太没意思了。

白素珍骂儿子没出息，又开始对看热闹的人们演讲：“今年是我养母新香，我千里迢迢从河北赶回，本来打算在村支书家里住的，我儿子硬要接我回家过年。现在王厚义不准进门，还骂人。父老乡亲都看到了，谁是谁非，大家应该有个公断！”

听众毫无反应。

本家二爹把厚义拉进屋，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叫白素珍进屋。

白素珍从提包里拿出白氏的画像，说先得把画像挂上，她才肯进屋。好多人劝她进屋后再挂，她就是不听。

王加根只得接过奶奶的画像，放在神台上的灵位前面。

厚义对儿子怒目而视。

画像摆好后，白素珍径直走到灵位前，双膝跪下，嚎啕起来，边哭边诉。

屋里屋外的人都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摇着头。

王厚义眼睛血红，凶光毕露，坐在椅子上喘粗气。

加根和本家二婆把素珍掳抱起来，拖进白氏生前住过的卧房。

白素珍仍然不停地哭，喊，骂，脚乱蹬着搭板，发疯一样地尖声吼叫：“我六二年为什么不死？我六二年为什么不死？我六二年为什么不死啊！”

王厚义怒不可遏，猛虎下山一般往卧室里冲。

本家二爹眼疾手快，拦腰抱住厚义，又和加根一起把他推出房门。

白素珍哭喊过一阵，突然昏厥，不省人事。

大家一起把她抬到床上……

等她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白素珍起身下床，把房门闩牢，又找来一根木杠顶着，叫儿子在房间里保护她。

加根只好和衣躺在母亲脚头。

夜已经很深了。他思潮翻滚，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多灾多难的家，想起走过的洒满泪水的二十个春秋，他就伤心。不是说“祸兮，福所倚”吗？可他为什么总是挣扎在痛苦的深渊？福为什么就和他无缘呢？童年时代，他失去母爱，成为一个受人怜悯的“冇娘伢”。少年时代，他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如今，又要在父母无益的纷争中，扮演左右为难的角色。他羡慕别人温暖幸福的家庭，渴望得到爱----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但是，哪一天才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呢？

望着漆黑的房顶，他感到茫然。

加根恨父亲自私自利，凶狠残忍，也不支持母亲大吵大闹。他知道母亲无非是为了争夺奶奶的遗产，出一口怨气。

冤冤相报何时了？往后的日子，总还得往前过呀！更何况，加林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四月份要参加自学考试。业余写作一直没有起色，投出去稿子都杳如黄鹤。做饭的煤油又快烧完了，家务事真是永远也做不完。红梅马上要去武汉参加面授……春节过后，他们还要结婚。房子没着落，家具没开始打，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

多少麻烦事和愁肠事在等着他啊！

本来，他是准备利用寒假回王李村过年的机会，与王厚义和胡月娥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争取得到家里的帮助。他昨天小心翼翼向父亲表达了这层意思，王厚义却硬邦邦回答：“家里没钱！”

“你暑假时不是说，我结婚时家里给三百元钱么？我现在也不要你兑现之前的承诺，多少帮一点儿。我现在确实遇到困难了，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加根据理力争。

“家里没钱！”王厚义还是那句话。

加根心里发毛，火气也上来了：“有钱没钱你自己知道！钱是你挣的，给不给是你的自由。但是，拆老屋多余的木料哪儿去了？那是王家的祖业。我是王家的后人，用那些木料打家具，总不过分吧？”

厚义两只眼睛鼓得像灯笼，破口大骂：“你管那些木料哪儿去了？老子处理木料，未必还要跟你个小狗日的商量？”

的确，家里堆积如山的两屋子木料，早已无影无踪。

奶奶活着的时候，曾气呼呼地告诉孙儿：加花出生时，队里罚款五百元，是卖木料筹的；潜江的厚德结婚时，厚义送了满满一汽车木料到江汉农场……

同胞弟弟结婚，厚义能够那么慷慨地送木料；轮到自己的儿子结婚，他却一毛不拔。

天下有这样做老人的么？恐怕打着灯笼也难找。

看到父子俩剑拔弩张，胡月娥挤出笑容装好人。

她劝加根学聪明一点儿，给潜江的大伯大妈、三叔三婶写信，告诉他们要结婚的消息，接他们回王李村参加婚礼。

“舌头打个滚，叫人不折本。你在信里把话说好听一点儿，态度诚恳一些。大伯和三叔条件那么好，一人帮你一点儿，结婚的钱不就有了？”胡月娥显出非常有经验的样子，开导加根。

加根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让他向潜江的伯伯叔叔们低头，才是王厚义和胡月娥的真正目的。

这是不可能的。他绝对不会去求那几个与他有血缘关系、却没有感情的伯伯叔叔。

这些年，厚义一直在试图培养加根与江汉农场亲人之间的感情，希望儿子融入江汉农场那个大家庭，但这种努力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加根始终与潜江的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和堂弟堂妹们亲热不起来。

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缘分吧！

临近十二点，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炸得人耳朵发麻。

王厚义在堂屋里乒乒乓乓地准备出巡，迎接新年。

搬一张小木桌到大门口，搁上烛台和香炉，摆好酒壶、汤勺和碗筷，点燃蜡烛，插好香，再用圆盘端出插着筷子的卤猪头、烧全鱼和几个凉菜。在三个酒盅里斟满酒，就开始烧香化纸，面对着熊熊的火堆磕头作揖，口里喃喃地说出心愿。最后是放鞭炮。

加根小时候，每看到父亲把额头挨到地面磕头的时候，总免不了暗自发笑。看到父亲那么严肃认真，毕恭毕敬，敬畏虔诚，他就感到疑惑，未必世界上真的有菩萨和神仙？今天，他没有出去，静静地躺在床上，为天亮之后能否太平而忧心忡忡。

白素珍也没有睡着。

她不停地翻动身体，时不时唉声叹气，主动与儿子拉起话来了。

她说，加枝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北京定居了。还交了个男朋友，同班同学，黑龙江鹤岗人，叫张德林。张德林考上了研究生，准备去美国留学。春节期间，他们要去广州中山大学补习外语，都没有回保定。马杰来信说春节要值班，也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唐山。

保定的家里也不太平，接二连三出状况。

先是马军生病，持续不断高烧，在部队干休所卫生室打了好几天吊针，也不见好转，并引发病毒性腿痛，完全不能走路。只得转到保定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二十多天。马军刚出院，马颖又生病了。舌头上长满了小泡泡，吃东西就疼，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马红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找工作接连受挫，托了好多人，零零碎碎花了八十多元钱送礼，至今没有着落。

前不久，一家计算机开发公司来找部队干休所，想租干休所闲置的房子办公经营。白素珍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怂恿老马以权谋私，利用房屋出租的机会把马红塞进这家公司。

老马觉得这样做欠妥，影响不好，没有答应。

白素珍于是天天在他耳边聒噪，唠叨，还蛊惑马红哭着找他闹。

老实本分的马所长被两个女人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地向对方提了要求。

没想到，承租人答应得非常爽快，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能租到部队干休所的房子，他们一定把马红招进公司，让她在办公室里干轻松活儿，月薪一百元。

老马喜出望外，马上把这消息告诉家人。

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白素珍还得意洋洋地表扬老马木鱼脑袋终于开了窍。

结果呢？租房协议签订之后，承租人却变卦，不愿意招收马红。理由是马红学历太低，不懂计算机。

白素珍恼火至极，天天为这事生闷气。明知道被别人耍了，又没办法找别人理论。

“我腊月二十七带着马颖到武汉，把她放在冯阿姨家里。也不晓得她现在怎么样，在别人家里听不听话。”白素珍特别担心小女儿。

冯阿姨就是“四清”运动时在王加根家里住过的冯婷婷。正是这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帮助她与王厚义离了婚，并且强令王厚义返回江汉农场。

冯婷婷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结婚后，定居在武汉。她眼下是湖北省司法厅工作，副处级干部。老公在湖北省人事厅当处长。

因为王李村的那段情缘，白素珍一直与冯婷婷保持着书信联系，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次与王厚义打官司，白素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征求冯婷婷的意见，寻求她的帮助，回湖北的第一站，也选择了她家。

王加根听过母亲的絮叨，就埋怨她固执。说她春节不好好在保定过年，偏要回湖北胡闹，完全是自寻烦恼。

“胡闹？我怎么是胡闹？奶奶的仇没报，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我怎么可能在保定安心过年？”白素珍振振有词地反驳。

王加根没有接言，劝告母亲，大年初一莫吵莫闹。

白素珍说，这次回，本来就没打算和王厚义吵架。上次回来参加养母的葬礼过于仓促，来去匆匆，没有搞清养母生前的生活状况，没有查清养母喝药自杀的真正原因。她想利用春节期间调查取证，顺便拜望一下多年没见面的乡亲。只要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她是不会闹的。

听到这儿，王加根勉强松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把他吵醒了。

因为是新香，王李村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来加根家祭奠。大伙儿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跪在堂屋地面的草甸子上，磕头作揖，上香。

王厚义一直跪在地上趴着，脑袋顶地面，向乡亲们还礼。

白素珍对这些空洞的礼节不屑一顾。

她愤愤不平地说，看到王厚义猴子一样地趴在地上，恨不得跑过去，朝他的屁股踢两脚。她没有理会前来祭奠的人们，自顾自地刷牙、洗脸。然后，提着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和烟酒，出了大门。

王厚义见此，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她这是去收买人心。

王加根丝毫也感觉不到新年的快乐，更没有心思外出拜年。他呆呆地坐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春节前，他曾收到过姐姐加枝的来信。

加枝说，长辈的恩怨，是长辈的事情。他们做后人的，只求安宁和清静。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父母不幸的婚姻，给他们留下的创痛够多的了，再不应该继续给他们制造灾难。她建议加根在父母的纠葛中保持中立，不要偏向任何一方。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

加根不可能像加枝那样置身事外，更不可能逃得远远的，回避矛盾。现实摆在他面前，父母就在他身边争斗。两个老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他怎么才能够做到不偏不倚？

真是烦恼透顶啊！

正月初一白天，加根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才听到母亲在外面喊他。

他起床去把门打开。

白素珍回到房间，照例闩上房门，要儿子陪伴她，充当她的保护人。她也不急着睡觉，从头上拉下一根发卡，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然后，摊开纸笔，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载白天调查取证的内容。

正月初二也是这样。

正月初三，王加根该去方湾拜年了。

白素珍也收拾好东西，乘车去了白沙铺。

临分手时，她对加根说，自己准备在大货那儿住几天，等法院上班了，就去孝天城告状。

当天下午，白素珍来到了白沙铺。

大货夫妇对于姐姐的出现，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们见识过姐姐的火爆子脾气，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姐姐在春节期间惹麻烦，拿往日的矛盾纠纷来挑事，闹得家里不安宁。

为息事宁人，他们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来欢迎姐姐，在白素珍面前表现得小心翼翼。一日三餐，沙桂英总是把饭菜做好，送到姐姐手里。晚上睡觉时，为姐姐灌好热水袋；早晨一起床，又为姐姐倒痰盂、叠被子。姐姐的衣服还没有穿脏，她就强行拿走，洗得干干净净。

得知马颖寄居在冯婷婷家里，大货马上动身去武汉，把外甥女接到白沙铺，让白素珍母女俩得以团聚。

见到妈妈，马颖委屈得哇哇大哭。千秋和伟业拿着鞭炮、气球和纸风车来哄她，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让她止住哭泣。

当天上午，又陆陆续续来了一大群人。有二货，有素华和她夫妻，还有与白素珍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聚到一起，百感交集。大家各自叙说着这些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家庭，激动得泪水涟涟。沙桂英拿出一卷卫生纸，递给他们揩眼泪。

交谈间，提到了年事已高的老母亲。大家建议白素珍去万安看看妈妈。不然的话，将来恐怕就见不着面了。

“我才不去见她呢！”白素珍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她抛夫弃子，狼心狗肺，根本就不配母亲这个称号。我不会去看她，就算是在路上偶然遇到了，我也不会理她，说不定还会去掴她几个耳光。”

听到这儿，大家马上安静下来，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白素珍就开始说王李村，说养母的死和养母的遗产。

她告诉大家，正月初一初二两天，她打着拜年的名义，走访了王李村的父老乡亲，掌握了王厚义和胡月娥虐待养母的证据。

自王厚义的“姘头”胡月娥进门后，白氏就失去了对养鸡收入的掌控权，一年上头手里难得有一分钱，也难得吃上一点儿有营养的东西。就连吃面条，王厚义和胡月娥总是在自己碗里加猪油，白氏则吃水煮盐拌的无味面。白氏经常因为肚子饿，找村里人诉苦，别人就点头表示同情，摇头阻止老人家说话，怕被王厚义听到了挨骂。皮匠三婆同情白氏，用开水泡了一碗爆米花给她。白氏感激不尽，说：“多谢你作福，我还是自己能炒炒米的时候吃过的。”长期的苛刻生活，使得白氏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不到五十斤。腿总是发软，风一吹，就歪歪倒倒。已入风烛残年，还要做这做那，照料两个“非婚生”小孩。白氏跪在门口塘的石台阶上洗衣服，好几次掉进池塘里。小孩没带好要挨骂，米没淘洗干净、饭里面有沙子，还要挨打。是忍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白氏才喝了农药。而王厚义发现后，为遮人耳目，用板车往杨岗卫生院拖。在路上故意把白氏的手绞断了，又在完全能够救活的情况下，找借口拖回家里，眼睁睁地看着白氏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这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虐待老人致死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

白素珍讲了好半天，直到大货把酒菜端上桌，提着酒瓶子招呼大家入席就坐，才停下来。她讲得舌干口燥，喉咙冒烟，可听的人似乎并不是那样上心。

二货一个劲地吸烟，吞云吐雾。同母异父弟弟抬起右脚，不停地摆动，在空中画圈儿。素华面无表情地望着外面。她丈夫则露出满脸的不耐烦，时不时翻白眼。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正如人们不愿意听祥林嫂讲她的“阿毛”一样。

吃饭的时候，酒席上一团和气。

大家尽量用趣闻轶事，以及一些黄段子逗白素珍发笑，转移她的注意力。白素珍好几次想发言，都被弟妹们的玩笑打断了。

酒足饭饱，二货和万安的两个弟妹起身告辞，准备离开。

白素珍叫他们坐下来聊聊。

二货说要去几个亲戚家拜年。万安的两个弟妹说要回去招待客人。他们边说边去推自行车，并盛情邀请白素珍去他们家里玩儿。

素华夫妇没有急着离开。他们家离白沙铺比较远，要坐长途汽车。而长途汽车发车时间是两个小时之后，因此准备打一会儿麻将。

很快，饭桌改成了麻将桌。白大货与沙桂英坐对面，素华夫妻俩坐对面，四个人哗哗啦啦地搓开了。

白素珍拿了把椅子坐在旁边，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觉得没趣，就进房间休息了。她原本想发动弟弟妹妹一起去王李村，给她壮胆助威，吓唬吓唬王厚义，看来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了。

唉，虽是兄弟姐妹，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没什么感情啊！更何况，现在弟妹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各人和各人的烦心事，哪个愿意帮她的忙？别说同仇敌忾，他们连听她诉说的耐心都没有。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

白素珍对久别重逢的弟妹们感到特别失望。

青年男女准备结婚，按照农村的规矩，双方老人应该提前见个面。男方到女方提亲，还要准备像样儿的彩礼。

王加根已经向父亲表达了这层意思，答复却是叫苦连天。

王厚义说，今年家里两个老人新香，抽不出时间去与方红梅的父母见面。又说，安葬两个老人扯下不少账，拿不出钱来送礼。

父子俩正为这些事情交涉时，白素珍回到了王李村。

一吵一闹，王厚义正好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不管加根的婚事。

他直言不讳的揶揄儿子：“你有一个有钱的妈，结婚的事情还用得着我们操心？”

王加根正月初三去红梅家拜年，王厚义和胡月娥没有给他一分钱，也没让他带家里的东西。

从双峰管理区坐长途汽车到孝天城之后，加根在街上的小摊儿上买了些麻糖、港饼、龙须酥等副食品，作为拜年的礼物。不管怎么说，他不能空着手地去见未来的丈人丈母娘。更何况，红梅还有几个本家哥哥，按礼节也应该去看看。

买好礼物，他来到孝天汽车客运站，买好票，坐在候车室等车。

不时有卖报刊的小贩在身边转悠，推销报纸和杂志。

王加根瞟了一眼那些花里胡哨的报纸，标题很吸人眼球。诸如《一女二夫酿悲剧》《裸女奇案》《□□和他的四个老婆》等等。这些报纸卖得很快，一会儿就脱销了。相反，那些纯文学杂志却无人问津。

“报纸换杂志！报纸等价换杂志！”小贩突然喊叫起来，晃动着《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散文》等文学杂志，换回那些已经卖出去的小报，重新出售。

见此情景，王加根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唉！他做梦都想发表文章的文学杂志，竟然卖不过胡编乱造的色情小报。人们喜欢刺激感官的“快餐文化”，而对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搅尽脑汁、苦心孤诣地写小说还有意义？

到方红梅家里时，正碰上敬文与方父在闹矛盾。

父子俩涨红着脸，横眉怒目，如两只好斗的公鸡。见加根来了，他们的情绪才缓和了一点儿。互致问候，倒水让座。

方母赶紧进厨房，准备为加根弄吃的。

“听红梅说，学校里没有地方打家具？”方父突然问。

王加根无奈地点点头。

方父说：“要不这样，把木板拖到菜园子来。我去请师傅把家具打好，再送到你们学校去。”

王加根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问题是，牌坊中学距方湾一百多里路，拖木板肯定少不了汽车。去哪儿找汽车呢？就二十几块木板，专门请一辆汽车送又划不算。

“方湾经常有人去花园镇买水泥，我留意一下。如果再有买水泥的汽车去花园镇，我就托别人顺便把木板带回来。”方父说。

听到这儿，王加根眉开眼笑，对方父充满了敬意。

安排完打家具的事情，大家又开始东拉西扯，谈论社会上的一些新鲜事。其中有条消息让王加根很吃惊：方湾中学教师池松山疯了。

据说，池松山交了一个女朋友，是万安中学代课教师。后来，他女朋友考上了师范学校，就提出与他分手。当时正值撤社并区机构改革，池松山被区教育组退回方湾中学。失恋和工作变动双重打击，一下子就把他击垮了，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家里的人都逼我，我将来也会疯的。”敬文借机发感叹，“跟池松山一样。”

方父听到这儿，又和儿子理论，并把缘由讲给加根听。

原来，方湾卫生院准备改制，承包给个人经营。方父有可能被辞退，当不成炊事员。因为少了这块收入，方父老生常谈，就指责敬文大手大脚、花钱没节制，并提出，家里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给他生活费。

敬文自然不乐意，就与父亲争吵。

“别人又没说一定辞退你！你就是找借口克扣我的生活费。”敬文愤愤不平地怼方父。

“我克扣你？腊梅跟你一样在市一中读书，她每个月二十块钱用不完，你五六十块钱还不够！是家里克扣你，还是你自己乱花钱？”

……

父子俩又唇枪舌剑地吵起来了。

听着他们的争吵，王加根一直没发言。

内心里，他是倾向于方父的。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方父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老人，算得上是中国农民中的精英。

红梅初中毕业后，方母曾想让她回家种田，帮忙挣工分。因为当时敬武也该上学了，家里确实负担不起四个孩子读书。

方父坚决不同意。他鼻子一横，眼睛一瞪，骂方母头发长、见识短，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孩子的前程。

“四个娃儿上学，报名费就得几十块，还要买笔买本买墨水，晚上写作业点灯要煤油，钱从哪儿来？家里还欠着生产队那么多缺粮款。”方母有些委屈地争辩，“你看菜园子和红梅一样大的娃儿，还不是好多没上学。”

“别人家的娃儿怎么样我不管。我自己的娃儿，只要想读书，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们也要供到底！”方父掷地有声地回答。

方母不再作声了。

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做事慢条斯理，说话轻言细语，性格比较绵软，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向来把方父的话当圣旨，不是愁得实在没办法，绝对不会搓反绳。

为了供四个孩子上学，方父每天收工之后，就去方湾街上打零工。有一次去方湾卫生院看病，他无意间与大夫聊起了家里的情况，感叹四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艰辛。

不凑巧的是，那位与他聊天的大夫正好是方湾卫生院院长。

一位农民能够如此深明大义，让这位院长十分感动。他问方父，愿不愿意到医院当炊事员，给医生护士们做饭。

方父当然求之不得，喜出望外，信誓旦旦地作保证，一定把饭菜做得好吃，让医生护士们满意，让院长放心。

就这样，他幸运地找到了工作，一个月能够挣到三十多块钱。

为了兑现承诺，他到方湾街上唯一的国营食堂拜师学艺。先是学白案，煮饭、蒸馒头、烙饼、做包子；再学红案，炒炸煎煮，变着法儿把菜烧得色香味俱全。

由于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弄早餐，方父晚上只能睡在卫生院的单身宿舍里。开过早饭，碗筷清洗收拾完毕，就赶紧去街上买菜。中午吃饭的人员最多，又是正餐，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整个上午一般没什么空闲。只有下午，他才能够抽出时间，回家里看看老母亲，料理家务，或者去侍弄自留地，给蔬菜上粪浇水。在家耽误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还有晚饭等着他去做呢！虽然住在同一个镇子里，他和方母实际上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难得有亲热的机会。

四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丁摞补丁。腊梅和敬武基本上没有穿过新衣裳。他们有时感觉憋屈，难免闹情绪，同仇敌忾，责怪爸妈偏心。

“哪个叫你们晚出生的？腊梅要是生在你姐前面，敬武要是生在你哥前面，还不是该你们穿新衣服。”方母笑着把责任推给他们。

方父则对孩子们循循善诱，如同哲人一样告诫：“不怕身上衣裳破，就怕肚子里没有货！”

听说过这些故事，王加根不能不对方父肃然起敬。

“我在卫生院干了这么多年。现在别人要辞退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人要学会感恩。如果当初不是老院长给我这份工作，光凭我们两个老的挣工分，根本不可能负担你们上学。”方父重温历史，如泣如诉，“这些年我和你妈什么时候克扣过你们？不管你们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家里拿得出来，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特别是敬文，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优先满足你？”

敬文是红梅腊梅出生之后，家里苦苦盼来的第一个男丁。打小就是“一等公民”，享受额外关照，得到特殊保护，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娇生惯养促成了他唯我独尊、自私自利的性格。在家里，他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老少三代人都围着他转。

方父对敬文向来有求必应。直到他考上孝天一中，到城里读书之后，因为花钱没有节制，父子俩才口水战不断，有了冲突和矛盾。家里最初承诺，除学杂费以外，每月给敬文二十块钱生活费。结果，他每个月都不够用，总是中途跑回家要钱。没有办法，只得把标准提高到二十五元。二十五元钱仍然不够，又加到三十。水涨船高，后来给他四十元都管不到一个月。现在每个月的花销，都是五六十元。

为了得到钱，敬文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假话。编造谎言，虚列名目，向父母索要，找大姐支援。

家里人都对他失去了信任。

到后来，无论他讲什么，方父总是告诫家人：“莫听他的！他说的话只能作参考。”

那么，敬文怎么需要那么多钱？他的钱又花到哪儿去了呢？

和敬文一起从方湾中学考到孝天一中的，有四个男生。他们虽说没有分在一个班，毕竟是老乡，四个人很快就聚在一起，结为拜把子兄弟。离家在外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农村娃进城的自卑与恐惧心理，使得他们模仿桃园三结义，发誓成为同生共死的铁哥们。

平日，兄弟四人各上各的课。到了周末，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约在一起，从早到晚形影不离。

在穿着打扮上，他们互相攀比，尽量向城市学生看齐。毕竟，都到了爱漂亮、讲排场、不服输、不服气的年龄。只要学校不上课，他们就换上最帅气的衣服，学着城市青年吊儿郎当的样子，嘴里叼着香烟，在孝天城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闲逛。哪儿人多热闹，他们就往哪儿挤。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就是为了看稀奇。红火热闹看够了，再钻进网吧，上网，打游戏。有时，也吵吵闹闹地结伴儿去看电影，去录像室看武打片。城里的旮旮旯旯逛遍了，又把活动范围向城郊周边扩展。后来，他们发现城西澴河岸边是个不错的地方。特别是河口大桥下面，有大片的树林和草地。高大的白杨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厚厚的草坪如绿色地毯。

四个人正好坐在树荫的草地上打扑克。

星期天，他们吃完早饭就往城西跑，带上一些饼干、锅巴、麻花之类的干粮，买几罐啤酒，中午也不吃饭，就用这些干粮和啤酒填饱肚子。扑克游戏从不间断，一直到太阳西下……

住在孝天城读书，花费本来就不小。敬文手又撒，与几个兄长一起吃喝玩乐，他出的钱总是最多。

这两年的寒暑假，敬文虽然回了家，但大把的时间还是和结拜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四个人除了在方湾街上寻乐子，还轮流做东请大家到家里打牌。敬文家在菜园子村，上街最方便，加上方父做的菜又好吃，几个人在他家聚餐的时间最多。碍于情面，方父方母总是跑前跑后、不辞辛苦地伺候几个年轻人，但内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愣小子们在家里吵吵嚷嚷，影响腊梅温习功课不说，也确实增加了家里的开支。不痛快又不能说，还不能表现在脸上。

两位老人都很憋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忍着。

敬文已经上高三，还有最后一学期就毕业。按说，到了高考的冲刺阶段，他应该紧张起来。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反而糊里糊涂地分了心。他与班上的一个女生眉来眼去，还经常一起看电影。这些事情，他当然不会告诉家里人。

眼见父子俩闹得那么缰，王加根就从中打圆场，并且承诺，如果方父下了岗，他和红梅可以供敬文上完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