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加根这儿报丧的，是王李村的本家叔叔。

本家叔叔告诉他，奶奶是前天傍晚，趁王厚义和胡月娥在门口塘里洗藕时，喝农药自尽的。

没有吵架，也没有闹矛盾。王厚义发现奶奶喝了农药，就和本家叔叔一起，用板车把老人家往杨岗卫生院送。

路上，奶奶的一只手臂绞进了车轮里。因为天黑，拖板车和推板车的人都没有发现。直到他们无论使多大的劲，板车都没办法挪动时，才发现老人家的衣服绞破了，手臂几乎被绞断。

到杨岗卫生院后，灌了不少肥皂水洗胃，也不见好转。一直到昨天早晨，奶奶还在医院痛苦地挣扎和□□。

杨岗卫生院要求王厚义预交三百元住院费。

厚义拿不出钱来，又听人说，即使救活了，也管不了几天。他便以老人死在外面不吉利为借口，放弃抢救，连奶奶手臂上的伤口都没有包扎，就拖回了王李村。

奶奶被拖回家后，躺在堂屋地面的草席上，乱喊乱叫，脚乱蹬，手乱抓，被折磨了一整天，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多钟才断气……

王加根听到此，泪水已如断线的珠子。他当即和本家叔叔一起到花园镇，坐长途汽车回王李村。快到花园汽车站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应该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和大舅，就前往花园邮局分别给白素珍和白大货发了电报。

汽车在土石公路上艰难地行进。因为坡道较多，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速度时快时慢，特别不均匀。王加根时不时被颠得屁股离开椅面，两条大腿很快就麻木了，脑袋晕乎乎的。加上浓重的汽油味的刺激，他突然感到心里作呕，胃里翻江倒海，一股热浪迅速涌向喉管，污秽之物从口腔里喷薄而出。他把头伸出窗外，让那些呕吐出来的东西随风飘扬，散落在路面、路旁的树枝和汽车的车身上。接连不断地呕吐了好半天，最后吐出来的完全是淡绿色的水，不过，胃部仍然在间隙性地痉挛。

平静下来时，王加根已经满眼是泪。

也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呕吐所致。他从口袋里搜出几张卫生纸，擦了擦眼睛，又揩了揩嘴巴，把纸团扔出窗外。

本家叔叔一再向他说明，家里没有吵架，近段日子也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冲突。奶奶是趁家里没人时，自己喝的农药。

不管本家叔叔说的是真是假，丝毫也不能消除王加根对父亲和继母的痛恨。他暑假回家时看到的情况，以及奶奶吞吞吐吐的诉说，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愤怒的种子。他觉得王厚义和胡月娥对奶奶太不好了，缺少最起码的照顾和尊重。

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王加根和本家叔叔一前一后只顾走路，叔侄俩什么话也没有讲。快进村时，本家叔叔与加根告别，抄另一条小路回去了。王加根继续沿着乡村公路走。进村后，他看见自家门口摆满了花圈，满腔的悲愤再一次涌上心头。

王加根的出现，引起了那些在花圈丛中忙碌和看热闹的乡亲的注意。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用目光迎接逝者的孙儿。有人还迎着加根走过来，主动与他打招呼。

加根满脸悲伤，走过老宅旧址，穿过花圈丛林，径直走进家门。在大门口，他看见堂屋正中摆放着黑色的棺材。

奶奶已经入殓，但棺材盖还没有盖上。

他大声呼喊着“奶奶”，泪飞顿作倾盆雨。

“奶奶，我是加根啊，您最疼爱的孙儿加根。加根回来看您了，你最疼爱的孙儿回来看您了！您要的小剪刀，我给您买到了。您睁开眼看看哪！奶奶——”

他不管不顾的哭诉，使得满屋子的人悲从中来。好些人都掀起衣角，擦起了眼睛。

奶奶平躺在棺材里面，双目紧闭，面色惨白，愁容依稀可见。

本家二婆抹着眼泪，哽咽着对加根说：“你奶奶昨天怎么也不肯断气，拖了一整天。可能就是在等你呢！”

话音刚落，王加根惊奇地发现，奶奶眼角居然滚下两行泪水！

他又号啕大哭起来。

直到他的情绪趋于稳定，王厚义才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叫儿子去厨房吃饭。

王加根没有理会。

王厚义又和本家二爹商量，说天气太热，应尽快下葬。

加根坚决反对。

他的理由是，必须等母亲回来，让白素珍看奶奶最后一眼。

王厚义惊愕万分。

得知加根已经把白氏去世的消息，发电报告诉白素珍和白大货，他恼羞成怒，斥责儿子不懂事。

“怎么办呢？天这么热，放长了肯定不行。”厚义非常慌乱，试探地征询本家二爹的意见。

本家二爹回答：“既然通知了素珍，那只有等她回来。”

次日一大早，白大货来了。

王厚义于是向大舅子提出，必须赶紧出殡。

白大货坚持要等姐姐回来。

就这样，大家只能耐心地等待白素珍。

素珍是当天上午出现在王李村的。她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人与她打招呼，她只是严峻地点点头，不说一句话，气喘吁吁地走路，穿过花圈丛林，走进停放死者的堂屋。

“养母啊！我的养母！”她大声呼喊起来，扔下旅行包，掀翻了虚掩着的棺材盖。

几个妇人上前准备劝慰。

“我不会哭！是谁害死了我养母？是谁逼死了她？是谁？是谁？找公安局的人来验尸，把那个杀人的凶手抓起来枪毙！”她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白素珍责备加根电文过于简单，应该说明奶奶是非正常死亡：“你再去给你爸爸发份电报，就说我十天半月不会回保定，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在场的乡亲们想息事宁人，劝白素珍马虎一点儿。人死不能复活，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白素珍一句也听不进去。

德高望重的村支书把素珍叫到一旁，嘱咐她冷静。并且说，事情做事情处理，人还是应该安葬。天这么热，不能耽搁得太久。

白素珍执意要等公安局的人来验尸。

没办法，村支书只得派人前往周巷派出所，请来了杨所长。

杨所长戴着白手套，拿着手电筒，在棺材里面前前后后照了照，装模作样地检查尸体，做了一些记录。

棺材这才封好，由几个壮汉抬起来，送往村西的晒石畔墓地安葬。

从白素珍出现到出殡结束，王厚义和胡月娥一直不敢在家里露面。王厚义失魂落魄地在外面游荡。胡月娥则抱着加花，拉着加叶，乞丐一样地坐在邻居家的门口（按乡俗，死者亲属不能进别人家）。

到了晚上，王厚义瞅空找到加根，把他叫到屋子侧边的小院子里，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然后跌坐在茅房旁的地面上，失声痛哭，声音又不敢放大。

王加根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表现得如此可怜。

印象中，父亲总是凶神恶煞、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现在竟然这样六神无主，胆怯可怜。加根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快意，同时坚定不移地认为，奶奶的死肯定与父亲有关。不然的话，父亲不会这么心虚。

入夜，白素珍睡在养母生前住过的房间。加根和衣躺在她的脚头。

母子俩好多年没在一个床上睡觉，现在睡在一起，却怎么也难以入眠。

白素珍告诉儿子：老马后天要去北京开会；马杰刚刚与女朋友吹了，正在闹矛盾；马红待业在家，总是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跳舞跳到深更半夜；马军上学路远，必须单独给他做饭；马颖正在上幼儿园，早晚要人接送……总而言之，家里一刻也离不开她，她必须马上返回保定。

“您不是让我给继父发电报，说您十天半月不回保定么？”加根不解地问。

“我倒是想这样。”白素珍无奈地回答，“但不回去不行啊！”

王加根不再言语。内心里，他也不希望母亲在王李村大吵大闹。因为这种吵闹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有，他自己也该回去上班了。

就这样，预想中翻天覆地的吵闹不得不虎头蛇尾地收场。

参加完奶奶的葬礼，加根的情绪极其低落。

他怎么都难以相信，慈祥的奶奶殁了，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可这又是事实：他亲眼见奶奶躺在棺材里，亲眼见本家二爹、本家叔叔和皮匠三爷封好棺材盖，亲眼见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把装有奶奶遗体的棺材抬到村西晒石畔墓地，又亲眼见他们把棺材放入事先挖好的土坑，用铁锹掀起红黄色的泥土，一点儿一点儿地掩埋……

再也见不到奶奶的音容笑貌，听不到奶奶的细声叮咛，再也没有机会为奶奶修剪脚趾甲，没有机会把奶奶接到身边生活了。

想到这一点，加根禁不住泪眼婆娑。

奶奶是忍受不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才自寻短见的啊！无论她老人家喝农药之前有没有吵架，与家里其他人产没产生矛盾，王厚义和胡月娥都难辞其咎。尤其让王加根寒心的，也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原谅的，是在奶奶有希望存活下来的时候，王厚义放弃了抢救。仅仅为了省下三百元钱，他们就把奶奶从医院拖回家，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家遭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痛苦地死去……

稍有良心和良知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情！眼巴巴地盼着一个人死去，这是多么狠毒的心肠啊！钱就那么重要么？王厚义为了再生一个儿子，甘愿交计划生育罚款，两次交了七百元钱。他却舍不得花三百元钱挽救奶奶生命！眼看一个生命即将逝去，能抢救而不去抢救，实际上就是间接故意杀人。

这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

“别人说救活了也管不了多长时间”——多么荒唐而又残酷无情的理由。照这种理论，所有身患绝症的人，都没有救治的必要，反正救活了还是会死去。依此类推，所有患病的人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一天，都没有医治的必要。那么，还要医院和医生干什么？

据科学研究考证，一个自寻短见的人，在将死而未死的时候，往往会幡然醒悟，求生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白氏从喝农药被人发现时起，就不愿意撒手人寰了。因为她还等着加根给她买小剪刀，还等着孙儿娶孙媳妇，等着看重孙子呢！她怎么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但是，没有人给老人家这个机会。

想起这一点，王加根就怒火满腔。可害死奶奶的人又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不知道该如何弄。

唉，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件事情啊！

转眼就到了国庆节。

放假期间，肖木匠带着徒弟如约来到牌坊中学。花了两天功夫，把王加根家的木料铸成了半寸厚的木板。

肖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因为湿木材打的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晾干。他还经验十足地叮嘱，木板只能阴干，不能在阳光下暴晒。

阴干意味着只能放在室内。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房间，面积十平米左右，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横着还是竖着，抑或是立着或者躺着，都放不下这东西。

能够容纳这些木板的，只有教室或者办公室。放在教室里面肯定不行，影响学生上课不说，还有可能被学生弄得面目全非。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放在办公室。

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地面上。为节省空间，将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竹筷子和木片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同事们说，这些木板风干至少需要两个月。干了才能够定型，定型了打出的家具才不会变形。

这不碍事。他们没打算马上打家具，因为还得花时间攒钱。再说，眼下在校园里也找不到适合打家具的场地。

他们的宿舍那么窄，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铺排不开。只能等学校放寒假之后，腾出一间教室供木匠们使用。

家具的事情只能暂时做到这一步。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婚房。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宿舍被办公室隔开，东一间，西一间，这样扯着不方便。他们希望把两个人的宿舍调到一起，或者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这样便于摆放家具，有个家的样子。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丁胜安和邹贵州满口答应。只是时间上要稍晚一点儿，等到这学期结束，再帮他们调剂。

当然，王加根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

请木匠打家具得花钱。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衣裳没有添置。酒席多少得办几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他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买菜都是方红梅出钱。

二十岁的他愁得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眼见王加根这么熬煎，方红梅也很心疼，可爱莫能助。她不敢撺掇加根去向他父母要钱。如果她提出那样的建议，加根肯定会如点着的爆竹，噼里啪啦地炸个不停。

她太了解王加根了。

“要是春节来不及，就把婚期往后推，改到明年五一。”方红梅只能这样劝慰，“反正证已经领了，又住在一起，结婚不结婚没多大区别，也就是举行个仪式而已。”

王加根也有过这想法，可心里惦记着另外一件事：“你不是说这个月好事没有来，可能又出事了吗？”

方红梅懊恼地低下头，有点儿沮丧。

“没来月经不一定就是怀孕，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她侥幸地回答，“我还是抽空儿去医院检查一下。”

就在他们谈婚论嫁的时候，方红梅收到了湖北大学邮来的《录取通知书》——她考上了中文系本科函授班。

看过《录取通知书》，她激动得满脸通红，浑身颤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儿。太不容易了！孝天市报考这期函授班的有好几百人，最终录取了三十九名。这三十九名幸运儿中，只有四个是女生。

“不惜一切代价拼五年，我一定要拿到本科文凭！”方红梅斩钉截铁地说，“结婚的事暂时放一放。要是真的出了事，我就去医院。”

王加根无言以对。

他能说什么呢？前段忙忙碌碌的日子，他们总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扯皮，家长里短地辩论，婆婆妈妈地争吵，与那些市侩而又庸俗的小市民没什么两样。他既感到厌倦，又非常担忧，害怕他们过早“蜕变”，成为平庸之辈中的一员。毕竟他们才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现在方红梅考上本科函授班，就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近五年不会无所事事。这多么好啊，他应该支持。

因为对月经的事情不放心，他陪方红梅去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他们又造出了一个生命。

“怎么办？”他征求方红梅的意见。

“引产！”方红梅没有丝毫犹豫。

时隔半年，她第二次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眼见方红梅为了函授学习破釜沉舟，推迟婚期，打掉孩子，王加根心里还是难免一阵酸楚。不过，既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他就不能出尔反尔，显得没有男子汉的气量和大度。

首次面授学习时间是十二月上旬。按通知要求，必须交三十元钱的教材费，加上往返路费和十天的生活费，起码得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这次人工流产，手术费和药费又花了二十六元钱。两人囊中羞涩。所有的花销都等着发十一月份工资。

经济拮据已经够烦的了，加根还得考虑自己的文凭问题。

当初方红梅劝他一起参加本科函授招生考试，他固执地拒绝了，现在见方红梅收到《录取通知书》，他又有点儿后悔。

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如果他们都考上了本科函授班，不是又可以成为同学么？一起参加面授，一起复习备考，五年之后，双双拿到本科文凭，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么好的机会，自己却错过了。

不过，加根又想，如果他和红梅两人都考取了本科函授，两人的学费就得六十元，一起面授学习的花销更大。钱从哪儿来？两人同时外出参加面授学习，他们的工作怎么办？课谁来上？作业谁来改？学校领导会同意么？

方红梅前天把《录取通知书》交给张仲华，为十二月份的面授请假时，张仲华直言不讳地提出附加条件：以后只要方红梅参加面授学习，她的课程必须由王加根承担。因此，可以大胆的推测，要是他们两人同时请假外出，学校领导绝对不会批准。

还有，如果他和方红梅都外出了，敬武在学校里怎么办？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面对现实，王加根对当初放弃本科函授班招生考试，又不那么后悔了，觉得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明智的。他和方红梅不可能同时参加面授学习。一个人坚持读函授的话，另一个必须作出牺牲，选择其他途径奔文凭。

现在的问题是，方红梅函授学习五年肯定能够拿到本科文凭，而王加根参加自学考试五年，能否本科毕业却不一定，甚至有可能连专科文凭都拿不到。

这是加根最大的心结。

要是方红梅本科毕业了，自己还只是中专学历，脸往哪儿搁？如果按教师学历来安排教学时段，方红梅可以教高中，而他只能去教小学。他还有一点儿男人的尊严么？

函授班读不成，自学考试能否毕业存在不确定性，脱产进修没有指标，电大又没听说要招生。要想不掉队，现在唯一的途径只有参加高考，重圆大学梦。自己参加工作已经满两年，能够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这条路虽然难度很大，但已经别无选择了。

客观地分析现状，他觉得自己考上理科类大学的希望不大，决定去报考文科类大学。

历史和地理知识靠死记硬背，他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语文和政治，多花点儿功夫，应该也没太大的问题。短板还是英语和数学。尤其是英语，现在的高中生都比较厉害，而他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听英语广播讲座，实际水平还不如初中毕业生。虽然难，他还是准备脱它一身皮，咬紧牙关去搏一搏。

方红梅的本科函授把他逼上了绝路，他别无选择，只能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打过鸡血之后，他就把宏伟规划和远大抱负告诉了方红梅。

方红梅听过之后，却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兴奋，更没有对他的计划表示支持。她表情冷漠，提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泼冷水。

“高考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你高中毕业四年了。这四年完全没有接触过高考，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怎么可能战胜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异想天开，白日做秋梦。”方红梅毫不留情地打击，目的就是让他彻底死心。

王加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方红梅意识到话说重了，又换了一种和缓的语气，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开导。

她说，如果王加根去读大学，她的本科函授班就学不成。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读大学必须脱产离职，没有工资收入。仅靠她一个人的薪水，不足以维持两个人的开支。时间上也没有保障。两个人都去奔文凭，一个人要复习备考，一个人要自学课程，家务活儿哪个去干？如果是这样，务必将来经常扯皮，影响两个人的关系，还有可能两个人都学不好。退一万步讲，就算王加根考上大学了，他们又得分开四年。四年时间，她一个人在牌坊中学怎么办？分居那么长时间，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男人都是花心大萝卜。进了花花绿绿的大城市，大学校园里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你一去恐怕就会忘了我。”方红梅噘起嘴巴子，显出委屈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考上大学并不是什么好事。对于我来讲，无异于一场灾难。我们可以来个约定，你放弃考大学，我答应不推迟婚期。还是按照原计划，我们明天五一结婚。”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加根再也不好固执己见。

他没想到方红梅还是个醋坛子，就答应不报考大学了，继续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凭实力去拿文凭。

“我们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基本上一样，教材可以共用。这能节省不少钱。”方红梅继续巩固劝说的成果，“我可以把面授时的听课笔记给你看，你又能帮我完成函授作业。我们还可以互相报题目对方背，检验学习效果。比翼双飞，共同进步，该有多好！”

王加根被她勾画的美好蓝图感动了，眼眶里旋转起了泪水。

通过沟通和交流，他们对未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规划。工作上互相帮助，学习上彼此促进，家务事共同承担。

所有这一切，看似非常美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说来说去，还是思想上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开。

王加根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难得轻松和快活起来。肝火又特别旺，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对领导不满，有时对同事不满，有时对学生不满，有时对家人不满，逮谁就跟谁闹，如同一只好斗的公鸡。单身独处时，他甚至跟自己生气，莫名其妙地自抽耳光。

手头有事忙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儿。只要一闲下来，他就无事找事地发神经。一会儿说日子过得太单调、太呆板、太枯燥、太无聊，恨不得去死了就好；一会儿感叹生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往下混，没什么意思，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道要飘向何方。有时庆幸与方红梅相识、相知、相爱，收获了爱情；有时又后悔谈恋爱太早，二十岁不到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整天愁得像个老头。因为烦闷、懊悔和压抑，他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大叫，哭一场，或者把身边的东西砸个稀巴烂。

这期间，他还回王李村参加了王裁缝的葬礼。

奶奶去世后，加叶加花没人照顾，王厚义又去江汉农场接回了王裁缝。没想到，王裁缝回王李村才一个多月，就因为脑溢血过世了。

加根回王李村参加王裁缝的葬礼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奶奶。

他独自坐在奶奶生前住过的房间里，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感到很亲切。恍惚中，他似乎看见奶奶从床上坐起来，抬起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他的脸蛋儿，叹息他瘦了，问他是不是生了病。

眼见父亲和继母为王裁缝的丧事忙碌，没有谁提起奶奶，似乎奶奶根本就没在这个家里生存过，加根感到特别伤心，也非常气愤。

这一个多月，他接连收到母亲的好几封来信，谈的都是奶奶的事情。白素珍准备今年春节回湖北，陪伴她养母的亡灵，为含冤去世的奶奶报仇雪恨。

她在信中说：“加根，我以前劝你与王厚义和平相处，那是我考虑到你年幼，害怕你跟他作对会吃眼前亏。现在你长大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和王厚义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生活的舞台上，要么他死，要么我亡！至于谁胜谁负，法庭上见分晓！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替我养母申冤报仇，替我自己报仇雪恨！不告倒你父亲，不争回我养母的遗产，我绝不会停止战斗的笔！”

读着这样的来信，加根感到非常为难，既困惑，又矛盾。

奶奶饮恨离世，他也恨父亲，希望王厚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真的把王厚义拉出去枪毙么？真的让王厚义去坐牢么？他又于心不忍。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给过他生命。他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血液。

血浓于水啊！

另一方面，王加根对母亲那种吵闹起来就不管不顾的做法比较反感。他担心白素珍春节期间在王李村闹得一塌糊涂，多次写信劝母亲不要回湖北，或者回湖北之后不要大吵大闹。

这些劝告丝毫也没起作用。他反而遭到母亲毫不留情的痛骂。

白素珍说，加根是在可怜罪大恶极的父亲，因王厚义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吓得胆战心惊！

唉，他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麻烦事。

方红梅的情绪同样不稳定。

当函授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消退之后，她仍然走不出工作调动留下的心理阴影。

牌坊中学不是伊甸园，她和加根也不是夏娃和亚当。尽管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把爱情描写得那么美好，神圣、崇高而又伟大。可是，爱情不能当饭吃。人活着，就必须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必须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呆在这么一个孤岛野庙一样的鬼地方，夜晚见不到一个人影，周末和节假日找不着人说话聊天。陪伴他们的，只有孤单、寂寞、空虚、无聊和恐惧。因为远离城镇，加上人生地不熟，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

抚今思昔，想起自己毅然离开的方湾中学，方红梅难免失落，难免郁郁寡欢，甚至伤心落泪。

那是她的母校，又在那儿工作过。无论那里的教师和学生，还是他们的家属或家长，她都非常熟悉。八小时之外，她和同事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扑克，去街上吃大排档、看电影、看录像、唱卡拉OK，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更为难得的是，方湾中学离她家菜园子村那么近，她可以在家里吃父母做的热菜热饭，可以与弟弟妹妹斗嘴疯闹，享受天伦之乐。

调到牌坊中学之后，这一切倏忽间远离了她。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人的孤独相守，是漫漫长夜的顾影自怜。方红梅心理上的落差不言而喻。

回想起两次意外怀孕，又不得不打胎，她更是悲从中来，而且特别生气。怪只怪王加根太穷了，没本事结婚。

她于是指责和抱怨王加根，骂他枉为男人。

王加根呢？也不甘示弱，与方红梅针锋相对。

我就这个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有瞒着你，又没有欺骗你，是你自己投入我怀抱的。你一会儿说马静找的周哲凡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我绝不会当一个没有血性、没有骨头的猥琐男人。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吧！”

说这话，他也实在是没办法。

陪方红梅人工流产时，他心如刀绞。医生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自己的孩子留下吗？虽说领了结婚证，他们就是合法夫妻关系，但按常理还是应该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他们拿不出钱来办这么一个仪式。没有结婚就怀上孩子，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修复。他也是为方红梅着想啊！

这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没有理清，方红梅又与教导主任张仲华发生了冲突，闹得关系紧张。

矛盾是由期中考试考核评定引起的。

开学初，牌坊中学制定出台了《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对在期中、期末和中考等大型考试中，教师所任学科取得优异成绩给予奖励。

具体来讲，所任班级学生及格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根据优秀率情况予以奖励。优秀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获一等奖，奖金二十元；优秀率达到百分之二十，获二等奖，奖金十元；优秀率达到百分之十，获三等奖，奖金五元。

这个奖惩办法是张仲华负责起草的。

这些年来，牌坊中学教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出自他之手，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督导，也由他组织开展。丁胜安通常只在人事、财务和对外接待这些事情上出面，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的麻烦事，一般都交给张仲华。

张仲华呢？又是一个不怕麻烦、喜欢用权、爱管闲事的人。

每天早上，他拿着考勤本在办公室转一圈，看看教师们有没有按时到岗。隔段时间，他都要检查教师们的备课和学生作业批改情况。心血来潮了，他还会拎起一把靠背椅，不声不响地进入某间教室，旁听教师们讲课。他干起这些事情乐此不疲，劲头十足。特别是看到教师们因为他的严格管理显得紧张和惶恐不安时，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自己在牌坊中学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管理别人，张仲华能够做到事无巨细，查找教师们工作中存在的纰漏，更是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以身作则，更谈不上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

基于他的这种德性，学校的教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甚至从内心里厌恶他。尤其是一些年轻教师，经常因为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嗤之以鼻，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不过，大家确实又有些惧怕他，担心他在丁胜安面前打小报告，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张仲华拟定《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他自己十拿九稳能够得奖。

遗憾的是，今年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六十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百分之八十，失去了评奖资格。丁胜安和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到奖金。能够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其他普通教师。

看到这个结果，张仲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激起公愤。但是，按照这个奖惩办法执行，学校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获奖人员没有一个是学校领导。

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张仲华坐立不安，对兑现问题感到非常棘手。他先是找中老年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学校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张仲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他的意图很明显：既然学校领导拿不到奖金，就不能让教师获奖面太大，要最大限度地压缩获奖人数。

接下来，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翻阅那些已经阅过的试卷。想方设法扣减分数，把及格率和优秀率拉下来。

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他用蚂蚁啃骨头精神，一丝不苟地复核试卷，并取得了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全校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大幅度降低了获奖等级。

不少教师气得眼睛充血、头冒青烟，但都敢怒而不敢言。

王加根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

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因为及格率被拉到百分之八十以下，失去了评奖资格。她翻阅着被张仲华扣减过分数的试卷，发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来的方红梅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初一（1）班的语文试卷，来到学校领导办公室，把试卷摊在张仲华面前，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他说明扣分的理由。

张仲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

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张仲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又不是原始社会，人怎么可能用花朵和树枝来打扮自己呢？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方红梅用嘲弄的口吻问。

张仲华一时语塞。

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就像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教师都埋下头偷偷发笑。

方红梅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领导办公室。

她把词典扔在张仲华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发问：“还有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张仲华满脸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因为丢了面子，他气急败坏，也顾不了学校领导的身份，竟然开口骂人：“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

大家纷纷找丁胜安评理，表达对张仲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张仲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丁胜安趁机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张仲华，结怨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张仲华对她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故意刁难她，伺机报复，给小鞋她穿。

方红梅本来就对牌坊中学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满意，现在又遇上张仲华这么个无赖，烦恼和苦闷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