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土地种上了蔬菜瓜果，另一片空地则建起了温室大棚，其中的植物都由学员们亲自动手种植养护。阮静秋忙完了手里的活计，坐在医务室门口打量着手里崭新的拖把——这还是杜聿明的杰作。他既不能跨越重洋去到孩子们的身边，又不能在管理所内放任自己成日陷于悲痛，就将万千情绪都化作了劳动的动力，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和主动性将自己忙得像个陀螺一样。那些缝纫机的维修工作都由他一手包办，甚至缝纫组的其他学员也都成为了他手下的学徒；除此之外，他还将平时余下的布料和木工组那里废弃的木料结合起来，昨日扎了一大捆拖把，今日又忙着编织扫帚。众人很支持在管理所内再划出一片区域用于饲养家禽，因为这样他就能将脱落的羽毛编成掸子；他们又说应该把前些年曾使用过的几部背负式的消毒喷药机器拿出来交给他改造，如此就可以继续在土地与大棚中发挥用场。
杜聿明对此照单全收。与以往的自己相比，现在的他才越来越像廖耀湘口中那个慈眉善目的“菩萨”，人们不太容易在学习讨论中揪住他发言的小辫子用于批判，因为他极少参与激烈的辩论；人们又不能因此而对他的改造态度产生微词，因为他在劳动中创造的价值和贡献比许多身强力壮的人还要可观。工作之外，他仅有的休闲时刻是和学员们一起打牌或下棋，但放眼整座管理所，也只有宋希濂和范汉杰等极少数人的棋牌水平能让他认真参与一场桌上厮杀。阮静秋由此开始意识到，当年从复兴医院的同事们口中听来的劝告并不是杞人忧天，当劳动伴随着重复、活动被划定范围，她这个自由人也时常感到难以化解的郁闷，而这距离她第一次踏进这所院落的大门仅有几个月而已。未来，他们还要一同在这里度过无数个同样的白昼、无数个同样的夜晚。
在她对面不远的某一条胡同里，杜聿明也正手持着昨日刚做好的一只拖把，清扫缝纫组里外的地面和门前的走廊。管理所日常的清洁卫生工作是划片值日制度，但他不管这天值日的是谁，门前的胡同又是哪一组负责，总是坚持早晚打扫两次，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时节入秋，从今年冬天开始，功德林学员的棉衣棉被等用品都由缝纫组负责裁剪制作，他们需要根据各人的身形胖瘦划分三到四个尺码、裁剪合适的衣料、称量棉花、再逐一填充，可称得上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在这繁重的工作之外，他还惦记着大棚中的花草、田地里的土豆，锁好缝纫组的屋门之后，又拎着两桶水从院子的这一头走向那一头。
阮静秋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旁——她的脚步总是敏捷又轻快，像偶尔会路过墙头屋檐的小猫。直到听见一些细微的“沙沙”声，杜聿明才察觉她的到来，并知道她的手里一准又拿着最新的报纸文章，打算择取些有趣的新闻来逗他开怀，近几个月来，她对此很是执着。
他既感叹多年牢狱生活已磋磨了他军人的敏锐与警醒，也感慨于她日复一日的细心关照，无论她朗读的文章究竟内容如何，他总是认真地聆听并报以微笑。今日也不例外，他还没有将洒水壶放下，便径直开口发问：“今天有什么新闻？”
她笑嘻嘻地向他扬了扬手中的报纸：“是个好消息，你准会高兴的。”随即将报道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几天前，中央政府宣布了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而在报道发出的前一天，国家领导人亲自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交到了戴夫人王荷馨的手中。她念完了这则简讯，又对他说：“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情，应当给荷馨大姐写一封信表示祝贺，也可问问她和孩子们近来的生活。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要问的？我附在信中，或由你的名义另寄一封也可以。”
杜聿明放下了洒水壶。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情，好到让他的眼前立刻出现了戴安澜的面容，脑海里立即浮现了与他有关的每一件小事、每一段过往；而他确实不那么像一位坚毅的军人了，只不过想起故人与旧事，他的泪就几乎要流下来。
阮静秋连忙搀扶住他——她看得出他的样子像是要哭。她以为这消息于他来讲更多是感慨与欣慰，哪知道他笑也没笑一下，反倒被勾起了久远的伤心事。她不由十分懊恼，后悔自己择选了这则新闻读给他听；又不知该怎样安慰他，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是我措辞不当。戴师长牺牲在缅甸，这无论如何也不算一件好事。”
“不，”杜聿明拍一拍她的手，“我很高兴。锦沈、徐蚌大战以前，我虽叮嘱过亲信副官留意戴家的情况，但碍于种种琐事及顾虑，确有好一阵子没有通信联络。被俘之后，更没有脸面去信问询。政府既认可衍功是革命烈士，对于荷馨和孩子们应当是很大的宽慰，值得去一封信祝贺。由你出面写这封信就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有件东西想托你一并寄去。”
他暂时放下温室大棚内的活计，领她去管理所的库房。这里暂存着所有战犯入学报道时的随身行李、钱财和其他个人物品，管理员们承诺为他们代为保存，直至“毕业”后来领取。经过管理人员的同意，杜聿明打开属于自己的那只皮箱，取出了箱内仅有的两根金条。阮静秋愣了一秒，旋即认出，这正是在济南见面时她交给他的、当年在陈官庄突围前夕，由邱清泉亲手托付给她的那两根金条。他说：“我想请你把这两根金条交给荷馨。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年纪，我们却只知道打仗，而顾不得关心他们生活如何。这两根金条，至多只够得上一点微末的歉意，希望你能劝她收下。……唉，若是能换衍功回来，莫说黄金万两，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乐意呀。”
阮静秋心情复杂地接过两根金条，又放回了皮箱里。她叹道：“我懂你的意思了。只是黄金总不能随书信一起寄去，即使折算成现金汇款，数额也会把一家人吓坏。我姑且先在信里问一问，待确实联络上了，日后我再请几天假去安徽，专门将这笔心意捎给她。”
杜聿明表示同意。收起皮箱，他们又一同往回走，路上他问她：“你还记不记得，四三年秋天，衍功在全州的葬礼？”
阮静秋答：“记得。”那时她虽然人在印度，但通过报纸、书信和电台听到了葬礼的情况。新二十二师的老兵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肃立在电台前脱帽默哀，脸上流下热泪；一向不沾烟草的廖耀湘也面朝祖国的方向，无声地点燃了三支烟。对于整个第五军来说，戴安澜的牺牲是每个活着的人共同的遗憾；但第五军的每个人又都很明白，戴师长自己绝不为此感到后悔。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二百师残部扶灵回国以后，戴安澜的后事都由杜聿明出面主持，而阮静秋直到四年之后才在沈阳见到他，因此从没有机会问过，那时他拖着刚从野人山中九死一生的病体，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忍受着怎样的悲痛完成了这件使命。
杜聿明接着说道：“国共两党的要人都送来了挽联、挽诗。其中许多我已经记不清了，唯独有一首五言绝句记得很清楚。”
阮静秋同样记得这首诗，于是恰到好处地念起头一句：“‘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杜聿明应声：“对、对，是这一首。”又有些恍惚似的念叨：“采薇、采薇……”
两月后即是他五十二岁的生日，阮静秋给他做了一双新鞋，一只脚的鞋垫比另一只稍厚一寸，内里用了结实的料子，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跛脚的问题。鞋子做好，她又怕他穿着不习惯，于是又按他原有的尺寸单做了一只加厚的鞋垫，可垫在旧鞋里，与新鞋换着穿。杜聿明穿着新鞋走了几步，脚下稳当很多，范汉杰正巧从他对面过来，见他竟然不跛脚了，十分惊奇地说：“老杜今日起不光‘坐得端’，亦能‘行得正’了！”
附近围观的众人有的笑说他这番评价很是中肯，有的则说杜聿明尽管跛脚也一向“行得正”。阮静秋在一旁补充道：“在我看来，‘心正’的人自然‘道路正’，‘道路正’了，自然就‘行得正’了。”
大家又纷纷表示赞同，说这是只有新政府的医生才会考虑的事情。老杜以往呼风唤雨，身边从不缺专家名医，可他们乐意给他做各式各样花里胡哨的昂贵手杖，却没人肯比照他的鞋码，给他简简单单地做一双鞋垫。在众人的起哄兼吹捧之下，杜聿明反倒不怎样舍得穿这双新鞋，更不舍得将新鞋垫垫在旧鞋里，别看他劳动起来不含糊，但举凡是要下地干活或沾泥沾灰的，他都仍穿那双旧鞋去，而把新鞋很宝贝地收在床下。时间一日一日地走，大家渐渐习惯了他平稳走路的姿态，直到某一日，他穿着那只没有垫鞋垫的旧鞋走进教室之后，先是疑惑地从鞋里抽出了一根“鞋带”，继而又顺着那根“鞋带”提溜出了一只老鼠的尸体。众人哄堂大笑一番，又把消息传到医务室去，将医生和护士们也笑翻在地。在医务人员的防疫要求之下，这双被老鼠光顾过的旧鞋不得不黯然退场，从此那双新鞋就每天被他穿在了脚上。
新年转眼将至。前阵子，杜聿明辗转打听到阮静秋的喜好，于是托郑洞国捎来了一些果干果脯类的零嘴想送给她表示感谢。说来也怪，在上海那段时间，总是她在厨房忙进忙出关照他的口味，家中无论是做陕北的菜色还是当地的家常，她一概捧场、从不挑食，因此他并不知道她有什么具体的喜好。他捧着一小袋油纸包裹的杏干、李饼，先到医务室去询问，护士们说她出去了，他又在院里来回走了一圈，才终于有个人告诉他，大约半个多钟头前瞧见她去了大棚里。
时候将近中午，正午时分不适宜浇花浇菜，且又是饭点，学员们极少在这个时间往大棚去。他没想许多，绕过层层叠叠的花盆往里走，直到听见一些很轻的说话声，才如梦初醒一般，猛然止住脚步。但这个距离已足够他看清楚花架下并肩坐着的一对身影：只见阮静秋先是转过头，眉飞色舞地讲了几句趣事，一旁的廖耀湘则没有说话，而是偏头枕在了她的肩上。她对此习以为常似的，一下下很轻柔地抚着他的背脊和肩膀，又将自己的脑袋向他歪过去，和他头挨头、亲密无间地靠在一起。
他们俩背对着他，谁也没有发觉他的到来。杜聿明找不到上前打扰的任何理由，只有放轻脚步，慢慢沿来路走出大棚，并将包裹着零嘴的油纸包塞回口袋。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失望或不快，但他忽然想起了邱清泉曾说过的那句话：“……恐怕你当下越是说得很坚决，将来越是容易后悔。……光亭，我不希望看你日后也过得不顺心、不快活。”
他想，这话说得并不全对，可也没有说错。
从大棚走出不远，邱行湘恰巧从胡同出来。他是杜廖二人共同的组长，饭点不见这两人露面，他自然认为组长有义务把自己的组员找回并按在饭桌前。他问杜聿明：“老廖去哪啦？”又望向对面的大棚：“他在不在大棚里？”
杜聿明摇摇头：“我才从大棚出来，他不在里面。”又微微笑道：“兴许是嫌胡同里吵闹，又躲去哪个清净地用功了。不用等他，他总要回来吃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