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笑，让朱文正立即判断出他是在“扯淡”，便不想跟他罗嗦，扭头就走，一边硬硬地扔出一句：“我是她亲戚，你少胡说八道。”

“亲戚？扯蛋，她的亲戚都在甘肃呢。”那人冷笑，“老弟，别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吴英有男人，她男人还在大狱里蹲着呢，你别找死啊。”

朱文正气得够呛，心想哪来这么个混蛋想到这儿找揍。他有心狠狠骂他一顿，甚至挑起一场“武斗”，可是看那汉子虎背熊腰的，自己还真不一定能打过他，就强压火气不再理他，径直进院去了英子的屋子。

这是个只有□□平米的小房子，砖墙上刷了一层薄薄的白灰，顶棚是用报纸糊的，看起来还挺干净。靠南窗有一铺土炕，上面一张榆木的小炕桌。

朱文正坐到炕头上，解开了英子给他的那个包袱。

包袱里有一套半新不旧的棉衣，一双八成新的胶鞋，两个硬皮的笔记本，一支破了帽的钢笔，几个用过的信封。

朱文正先试穿了一下那身棉衣，大小正合适。看来申大有身高身材都与他差不多。正好他冬天还没棉衣呢。要想做身棉衣，得有布票和棉花票，人家有户口的人才能领到，有了这身衣服，他过冬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接着试了一下那双胶鞋，稍微大了一点，不过也能穿。

他又打开了一个笔记本，只见扉页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奖给七年级一班申东阳同学，临山一中革委会，1969年1月。

“申东阳？，他不是叫申大有吗？”朱文正很奇怪，赶紧打开另外一个笔记本，那倒不是奖品，扉页上只写了一个名字，也是申东阳。

朱文正又看看旧信封，收信人同样是“吴作山转申东阳收”。

他明白了，申大有的大名就叫申东阳。“大有”应该是个小名。他想起了路子跟他说过的话，路子说，在乌兰山这里，男人很少有叫大名的，一般都是叫外号，或者叫小名。

他又查看了那几封信。那一共是三封。从邮戳上看，前两封都是从甘远县寄来的，时间分别是1973年9月和1974年2月。还有一封是从新疆的石河子寄来的，时间是1972年2月。他打开甘远来信，发现两封都是一个人写的，抬头称呼是“大有弟弟”，署名是“哥、明亭”。

两封信都挺长，朱文正大体浏览了一下。第一封说的是申大有叔叔的房子被街道占用，这个“明亭”去争了一番，没有结果，“你有空回来看看，找他原来的单位去跟街道谈，得把房子要回来，不然八叔出来以后没地方住”等等。从这个情况看，“明亭”肯定不是申大有的亲哥，而且跟他家的亲缘也比较远，否则他就可以去“争”，不必要让申大有回去。

第二封信比较奇怪，很大部分说的是申大有的“病情”以及对他悲观情绪的开导。字里行间隐约能看出来，这个申大有的病似乎是精神方面的，但无论是吴老六还是路子、英子，谁都没有说起过申大有的这个毛病。

那封新疆来信，收信人只写着“吴作山”，没有“转申东阳”的字样。朱文正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没有信，只有三张照片。一张明显是在照相馆照的，上面一个城市打扮的中年妇女，抱着个小男孩坐在椅子上，照片右上角印有一行字“1954、4、22于工农兵照相馆”。这是那个时候的习惯，多数照片上都会标明照相馆的名字，和照相的时间。另外一张应该算是“生活照”了，上面只有一个装中山装的半大老头，冲着镜头微笑，背景是一片河滩；第三张是个半身照，上面是个清秀的年轻小伙，手持《语录》，胸带像章，背景是一座悬挂着带有“大革命”字样标语的三层楼房。朱文正估计，女的可能是申大有他妈，抱着的是小时候的申大有；半大老头应该是他叔叔；那小伙子就该是申大有了。

这个来自新疆的信封跟申大有没关系，可能是老吴用它来装照片的。这说明老吴跟新疆的什么人还有联系。看来他的“社会关系”面还真挺广的。

看完信和照片，朱文正又打开了那两个笔记本，一看之下，大喜过望，那竟然是申大有写的日记。时间从1969年1月到1974年10月，第一本全部写满，第二本用了一多半。

朱文正非常感概，为吴老六的用心深远。是的，他如果长期冒用申大有的身份，就必须了解他，了解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的亲友，他的情感，与他有关的一切，了解的越多，越全面，就越好。从这一点上说，这两本日记的用处可就太大了。

看过那日记的第一篇，朱文正就更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这个申大有挺有文才，那日记写的文笔流畅，叙事清楚，而且简繁适度，一点也不啰嗦。还有就是，那一手钢笔字写的也挺好，老实说，比朱文正写的还好。

接着他又翻了翻第二本，看到1974年9月26号的一篇，记的是申大有挖开了公路最南边的一个小院，在倒塌的屋子里意外发现了一大堆旧的书报杂志，从中检出了一箱子“好书”。闹不清是院主人偷的（书上盖着单位的公章）呢，还是他“收破烂”收来的。反正申大有说他自己是“喜出望外”，差一点“喜极而泣”，看来他也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可惜的是，好像此后不久，他就死于非命了。

朱文正伏在炕桌上仔细看起了那两本日记，很快就沉浸其中，连天色黑下来了都没有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