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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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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鸣下了公交车往家走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因为她发现有个身材高大,腋下夹个皮包的中年人一直在跟着她。那人在公交车上就时不时偷看她,她下车时,那人竟然也跟着下来了。李小鸣使劲想了想,确定自己并不认识他,那他跟着自己想干嘛,看那浓眉大眼挺英俊的样子也不像是个小偷。

因为丈夫王隆那职业的特殊性,使得李小鸣自身的警戒意识和防卫意识都很强。所以走到人多点的地方,她便站了下来,转身对着那个男人。

那人见李小鸣看他,忙笑了笑问:“你好李同志,你,这是回家吧?”

李小鸣皱着眉头反问:“你是谁呀?你干嘛跟着我?”

那人赶紧解释:“实在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家,我只好跟着你。其实我是,我想找王隆同志,有点很重要的事情。”

李小鸣释然。平时找王隆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去办公室找他,不过找到家里的也有。可那些人多数王隆都认识,就不认识人家也知道他家在哪儿,而这个人却需要跟踪自己才能找到地方,明显有点不大对头,李小鸣心里又本能地起了警惕。

“你找王隆应该去刑警队,你跟我跟到家里算什么事儿?”

“是啊是啊,这这,这是不太妥当,可是,我没别的办法。”那人解释说,“我去过刑警队两次了,王同志都不在。我是外地来的,不能在这儿呆很长时间。可那儿的人又不肯告诉我王同志的地址,我只打听到你的工作单位了,没办法,我只好……以为你发现不了我呢,没想到,你们警察家属,警惕性也这么高。”

李小鸣忍不住莞尔一笑。她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看起来很忠厚老实的样子,对他的反感消除了很多。就一边朝前走,一边问他:“那你从哪儿来啊,找王隆是工作上的事吧。他肯定还没回来,或者我替你约他,明天上午让他在办公室等你,行不行?”

那人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说:“不要紧,我不进你家,我就在你家门外等他,说一会儿话,我马上就走。哦对了,你看一下这个。”

那人将一个紫色封面的“工作证”递了过来。

李小鸣停下脚,接过那小本翻看了一下。原来这人叫朱贤良,34岁,四川省成都市西南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

李小鸣彻底放心了,于是便将这位朱医生带进了家里。

李小鸣家在化工厂自建的宿舍小区,位于一座四层楼房的底楼。李小鸣进去时,她妈正斜靠在门厅的一把竹椅上,两手捧着脑袋直哼哼,见了她就叨叨个不停:“我跟你说,那药吃少了不管用,这不,疼了一下午了,我还是吃三片吧……哎,这位同志是……”她看见了李小鸣身后的朱贤良,赶紧站了起来。

朱贤良忙过去扶老太太坐下,说他是来找王隆同志的,又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李小鸣在一边说:“这是我妈,她神经性头疼犯了,前天才把她接过来的,去市立医院看过,开的药也不管用。”

朱贤良说:“神经性头疼就是很难治,不过大妈疼成这样也不行。要不,给大妈试试针灸?”

李小鸣她妈说:“我以前也扎过,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不管用。”

朱贤良说:“那是技术问题,针灸应该管用的,起码能在一个时段里止疼。我带着呢,我给你老试试吧。”

“ 你是医生啊,小鸣找你来的?哎呀真不好意思,还麻烦你到家来。”

李小鸣说:“哪儿啊妈,人家朱医生是外地的,来找王隆有事。”

朱贤良说:“没关系,很简单,一会儿就好。”

说着,朱贤良从他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盒子,打开来,里面酒精、棉签、镊子什么都有。很快,他就给老太太的头上扎了四根针,七八分钟之后,老太太的头还就真的不疼了。

正在李小鸣和她妈连称神奇的时候,王隆进了家门。

朱贤良原先预计,象他这样贸然“上访”,“王警察”肯定不乐意,跟他的谈话也就会很不愉快,甚至都“谈不上话”。这个闹头疼的老太太简直就是他的幸运星,让朱贤良的顾虑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李小鸣给朱贤良和王隆做了介绍之后,朱贤良就要告退,说等王同志吃了晚饭他再来。那一家三口哪里肯放,硬是挽留他在家一起吃。朱贤良就向王隆两口子说明,他是朱文正的哥哥,想来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还是等会儿王同志有空了再来。“王同志”很坚决地说:他是他,你是你,你帮我岳母治了病,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空着肚子走。

于是,朱贤良就在王家吃了饭,吃完饭王隆把他让到里屋,听他说了来意。

朱文正在家里行三,也就是“老小”。他哥哥朱贤良比他大八岁,姐姐朱文倩比他大五岁。朱贤良在四川医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成都工作。一年半之前,他参加了我国援非医疗队,出国去了几内亚,最近才回到国内,然后得知弟弟朱文正出了事儿。象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起码以后他不能再出国了。他告诉王隆,这次到佳川,主要是为了把小侄子朱天翔接走。因为朱文正的前妻章谊已经调去浙江工作,她是一个人去的,朱天翔的姥姥、姥爷身体不好,没法再带他。当然,如果朱贤良坚持不领养朱天翔,那一家人也只能自己想办法,但是朱贤良还是决定把朱天翔接到他那儿去,因为他们朱家的下一代只有这一个男孩子。

朱贤良没有把他的来意全都说清楚,因为有些话他很难措辞。不过王隆全都明白,他不是问出来的,他是猜出来的,他知道自己猜测的准确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来他搞清楚了,他猜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朱贤良是在佳川长大的,在这儿有很多的中学同学,他已经打听到了朱文正一案的“前因后果”,他还知道刑警队有一个极富正义感,办案非常认真细致的刑警叫王隆,他把自己抱有的一线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王警察”的身上。

这天晚上,朱贤良在王隆家呆到十点半。他与王隆聊得非常投机,也十分深入。朱贤良把该说的都跟王隆说了,王隆也把一些不该说的告诉了朱贤良。

王隆说,他完全理解朱贤良的心情。也能想象到,朱文正的出事,对于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能将会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朱文正已经不在了,即便能找到一些对朱文正有利的证据,也无法确切地落实;同样,那些对于朱文正不利的证据,也没法得到最终的认定。

王隆跟朱贤良介绍了几个关键环节,而这些没有朱文正以及孙家栋夫妻来解释或者辩解,那是怎么都讲不通的:当然,也有一些环节对朱文正有利的,比如那个所谓的“约会”问题,最终证明肯定是“子虚乌有”;还有,根据厂里司机的回忆,和目击者的描述,朱文正的“作案时间”也大有问题。

但是这一切,在朱文正“畏罪潜逃”并自杀身亡的事实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朱贤良彻底明白了。李小鸣下了公交车往家走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因为她发现有个身材高大,腋下夹个皮包的中年人一直在跟着她。那人在公交车上就时不时偷看她,她下车时,那人竟然也跟着下来了。李小鸣使劲想了想,确定自己并不认识他,那他跟着自己想干嘛,看那浓眉大眼挺英俊的样子也不像是个小偷。

因为丈夫王隆那职业的特殊性,使得李小鸣自身的警戒意识和防卫意识都很强。所以走到人多点的地方,她便站了下来,转身对着那个男人。

那人见李小鸣看他,忙笑了笑问:“你好李同志,你,这是回家吧?”

李小鸣皱着眉头反问:“你是谁呀?你干嘛跟着我?”

那人赶紧解释:“实在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家,我只好跟着你。其实我是,我想找王隆同志,有点很重要的事情。”

李小鸣释然。平时找王隆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去办公室找他,不过找到家里的也有。可那些人多数王隆都认识,就不认识人家也知道他家在哪儿,而这个人却需要跟踪自己才能找到地方,明显有点不大对头,李小鸣心里又本能地起了警惕。

“你找王隆应该去刑警队,你跟我跟到家里算什么事儿?”

“是啊是啊,这这,这是不太妥当,可是,我没别的办法。”那人解释说,“我去过刑警队两次了,王同志都不在。我是外地来的,不能在这儿呆很长时间。可那儿的人又不肯告诉我王同志的地址,我只打听到你的工作单位了,没办法,我只好……以为你发现不了我呢,没想到,你们警察家属,警惕性也这么高。”

李小鸣忍不住莞尔一笑。她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看起来很忠厚老实的样子,对他的反感消除了很多。就一边朝前走,一边问他:“那你从哪儿来啊,找王隆是工作上的事吧。他肯定还没回来,或者我替你约他,明天上午让他在办公室等你,行不行?”

那人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说:“不要紧,我不进你家,我就在你家门外等他,说一会儿话,我马上就走。哦对了,你看一下这个。”

那人将一个紫色封面的“工作证”递了过来。

李小鸣停下脚,接过那小本翻看了一下。原来这人叫朱贤良,34岁,四川省成都市西南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

李小鸣彻底放心了,于是便将这位朱医生带进了家里。

李小鸣家在化工厂自建的宿舍小区,位于一座四层楼房的底楼。李小鸣进去时,她妈正斜靠在门厅的一把竹椅上,两手捧着脑袋直哼哼,见了她就叨叨个不停:“我跟你说,那药吃少了不管用,这不,疼了一下午了,我还是吃三片吧……哎,这位同志是……”她看见了李小鸣身后的朱贤良,赶紧站了起来。

朱贤良忙过去扶老太太坐下,说他是来找王隆同志的,又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李小鸣在一边说:“这是我妈,她神经性头疼犯了,前天才把她接过来的,去市立医院看过,开的药也不管用。”

朱贤良说:“神经性头疼就是很难治,不过大妈疼成这样也不行。要不,给大妈试试针灸?”

李小鸣她妈说:“我以前也扎过,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不管用。”

朱贤良说:“那是技术问题,针灸应该管用的,起码能在一个时段里止疼。我带着呢,我给你老试试吧。”

“ 你是医生啊,小鸣找你来的?哎呀真不好意思,还麻烦你到家来。”

李小鸣说:“哪儿啊妈,人家朱医生是外地的,来找王隆有事。”

朱贤良说:“没关系,很简单,一会儿就好。”

说着,朱贤良从他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盒子,打开来,里面酒精、棉签、镊子什么都有。很快,他就给老太太的头上扎了四根针,七八分钟之后,老太太的头还就真的不疼了。

正在李小鸣和她妈连称神奇的时候,王隆进了家门。

朱贤良原先预计,象他这样贸然“上访”,“王警察”肯定不乐意,跟他的谈话也就会很不愉快,甚至都“谈不上话”。这个闹头疼的老太太简直就是他的幸运星,让朱贤良的顾虑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李小鸣给朱贤良和王隆做了介绍之后,朱贤良就要告退,说等王同志吃了晚饭他再来。那一家三口哪里肯放,硬是挽留他在家一起吃。朱贤良就向王隆两口子说明,他是朱文正的哥哥,想来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还是等会儿王同志有空了再来。“王同志”很坚决地说:他是他,你是你,你帮我岳母治了病,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空着肚子走。

于是,朱贤良就在王家吃了饭,吃完饭王隆把他让到里屋,听他说了来意。

朱文正在家里行三,也就是“老小”。他哥哥朱贤良比他大八岁,姐姐朱文倩比他大五岁。朱贤良在四川医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成都工作。一年半之前,他参加了我国援非医疗队,出国去了几内亚,最近才回到国内,然后得知弟弟朱文正出了事儿。象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起码以后他不能再出国了。他告诉王隆,这次到佳川,主要是为了把小侄子朱天翔接走。因为朱文正的前妻章谊已经调去浙江工作,她是一个人去的,朱天翔的姥姥、姥爷身体不好,没法再带他。当然,如果朱贤良坚持不领养朱天翔,那一家人也只能自己想办法,但是朱贤良还是决定把朱天翔接到他那儿去,因为他们朱家的下一代只有这一个男孩子。

朱贤良没有把他的来意全都说清楚,因为有些话他很难措辞。不过王隆全都明白,他不是问出来的,他是猜出来的,他知道自己猜测的准确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来他搞清楚了,他猜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朱贤良是在佳川长大的,在这儿有很多的中学同学,他已经打听到了朱文正一案的“前因后果”,他还知道刑警队有一个极富正义感,办案非常认真细致的刑警叫王隆,他把自己抱有的一线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王警察”的身上。

这天晚上,朱贤良在王隆家呆到十点半。他与王隆聊得非常投机,也十分深入。朱贤良把该说的都跟王隆说了,王隆也把一些不该说的告诉了朱贤良。

王隆说,他完全理解朱贤良的心情。也能想象到,朱文正的出事,对于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能将会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朱文正已经不在了,即便能找到一些对朱文正有利的证据,也无法确切地落实;同样,那些对于朱文正不利的证据,也没法得到最终的认定。

王隆跟朱贤良介绍了几个关键环节,而这些没有朱文正以及孙家栋夫妻来解释或者辩解,那是怎么都讲不通的:当然,也有一些环节对朱文正有利的,比如那个所谓的“约会”问题,最终证明肯定是“子虚乌有”;还有,根据厂里司机的回忆,和目击者的描述,朱文正的“作案时间”也大有问题。

但是这一切,在朱文正“畏罪潜逃”并自杀身亡的事实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朱贤良彻底明白了。朱文正的案子现在结成了一个死扣!

不过,朱贤良觉得自己没有白来,他从王隆这里得到了三点安慰:其一,他弟弟朱文正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再小,它也是一种可能!其二,王隆承诺,尽管局里已经宣布结案,但他是不会放弃的,虽然他不可能再全身心继续查这件案子,但他会继续留心,试着看看能不能解开最关键的那几个谜团,只要有新的进展,他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朱贤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王隆告诉朱贤良,由于证据不够充足、准确和完整,更由于朱文正已经死亡,所以,充其量他也就是个最大的犯罪嫌疑人。这一点,跟那些证据确凿,确认无疑的罪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虽然在当今的这个时代,这一点肯定会影响到他儿子的未来,但估计也不会影响太大。而且,你收养了朱天翔,把他完全当成你的儿子,还会进一步减少那些不利的影响。

这最后一点,才是朱贤良求见王隆的最大收获。

不过,朱贤良觉得自己没有白来,他从王隆这里得到了三点安慰:其一,他弟弟朱文正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再小,它也是一种可能!其二,王隆承诺,尽管局里已经宣布结案,但他是不会放弃的,虽然他不可能再全身心继续查这件案子,但他会继续留心,试着看看能不能解开最关键的那几个谜团,只要有新的进展,他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朱贤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王隆告诉朱贤良,由于证据不够充足、准确和完整,更由于朱文正已经死亡,所以,充其量他也就是个最大的犯罪嫌疑人。这一点,跟那些证据确凿,确认无疑的罪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虽然在当今的这个时代,这一点肯定会影响到他儿子的未来,但估计也不会影响太大。而且,你收养了朱天翔,把他完全当成你的儿子,还会进一步减少那些不利的影响。

这最后一点,才是朱贤良求见王隆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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