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棋盘台之后，朱文正根本等不及“四五天”，他在第二天一早就又骑上车子赶去了甲台镇。

仅仅分离了12个小时，可朱文正却感觉象是过了12天。他想刘伟红了，想的牵肠挂肚，寝食不安。

刘伟红就是邮电所的那个姑娘。

昨天中午，在供销社的食堂，他和她对坐在一张方桌边吃了一顿午饭。朱文正没表，他估计他俩大概是12点10分左右进的食堂，刘伟红下午是1点半上班，她略迟了几分钟，也就是说，满打满算，他俩坐在那里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可就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叫刘伟红的姑娘钻进了朱文正的心底，然后在那里安营扎寨，怎么都弄不出来了。

进到那个食堂的时候，刘伟红给朱文正介绍，说这地儿是供销社的，因为在南乌素公社的“单位”没有几家，而且象什么土地所、邮电所、粮管所、农机所等，人都不多，所以经过公社革委会协调，这些“公家单位”的人都可以在供销社的食堂吃饭。反正都是用粮票和现金买饭票，食堂也不在乎多这二三十个人，可对于象刘伟红这样的“单身职工”来说，那就方便多了。

食堂就在供销社的后院，一间大约六十平米的大屋子，摆了六七张小方桌，北墙上两个窗洞，里面是伙房。这会儿吃饭的不多，也就十来个人，在窗洞那里买了饭菜，有的人端着走了，有的人就到方桌那里去吃。

刘伟红去买饭，朱文正也跟了过去。见刘伟红买五个馒头，他忙问：“哎哎，你吃几个馒头？”刘伟红说：“我吃一个，你吃四个够了吗？”朱文正说：“我是猪啊吃那么多。”他让刘伟红买一个馒头，然后买三个玉米面窝头。

朱文正在红光厂的时候，粮食定量是每月36斤，其中细粮（也就是白面）只占百分之三十，剩下的都是粗粮。这里的情况他不大了解，不过估计细粮的比例跟佳川应该差不多，而且象刘伟红这样的女职工，粮食定量不会超过32斤。

刘伟红没听他的，不过少买了一个馒头。然后买了两个炒菜，两碗菠菜汤。两人端着饭菜找桌子时，一个穿制服，像是个什么小干部的中年人问她：“小刘，买这么多饭，来客人了？”

刘伟红笑笑说：“是啊，我表哥。”她朝朱文正转了一下头，朱文正忙跟那人打招呼：“你好！”

此时的“文明用语”不普及，人们一般都是问：“吃了吗？”“来了呀？”之类的。那人听见“你好”，只是呲了呲牙，点点头走一边去了。

两人坐下，朱文正笑着小声说：“我成你表哥了？我太幸福了。”

刘伟红拿个馒头递给他，说：“别占便宜，你有我大吗？你二十几？”

朱文正想说三十，可还是不忍骗她，就老实回答，说二十七。

刘伟红不信，问他属啥的。朱文正说属虎，刘卫红问几月，朱文正说九月，刘伟红说那才二十六。那就算比我大点吧。

朱文正想问她多大，没好意思问，他问的是别的：“你是单身职工啊，你家没在这边？”

朱文正问的很有技巧，所谓是否“单身职工”，应该跟是否结婚联系在一起，但朱文正紧接着问“你家”，就可以理解成是家不在此地的“单身”之意。

刘伟红倒是很大方地给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刘伟红确实是单身，既没结婚，家也不在这里。她父母原籍是山东德州，原来都在纺织厂工作。55年响应上级号召到内蒙“支边”，调至东塔毛纺厂，后来父亲又调去了呼伦贝尔地区。她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提前退休，跟着大哥住在济南。刘伟红还有个姐姐，嫁在河南安阳。刘伟红上完初中就考上了盟里的邮电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东塔邮电局，今年春天调到南乌素来的。

朱文正想，县邮电局的条件应该比公社邮电所好得多，刘伟红为啥要调到这荒僻的南乌素来呢？刘伟红没说，他也不好问。

朱文正也说了他的情况，当然，他说的其实是那个“申大有”的历史。他是听老吴说的，本就不知是真是假，有些地方他还进行了加工。

申大有家是农村的，但他有个叔叔在县城当干部，叔叔无子女，所以打从他上一年级开始，就住在县城跟着叔叔生活。□□期间，叔叔被打成“牛鬼蛇神”，让一帮造反派关了起来。申大有为了救他，便参加了与其对立的另一个组织，想借着双方“武斗”的混乱之机，把他叔叔抢出来。结果人没救成，他还失手打伤了对方好几个人，所以就跑了出来，投奔了这边的亲戚。亲戚在公社是个小头头，安排他进了公社的建筑队。

刘伟红露出了疑惑的眼神：“就你，还跟人打架？还打伤好几个？编的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