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隆和小张在会议室等了大约五分钟，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王隆对小张说：来了，应该是他。小张不解：怎么知道的？王隆说：听人听声，听他的脚步声。小张惊讶：这么厉害呀师傅？王隆一笑：还在实验阶段，但愿没听错。

门一响，身材瘦高的雷长鸣进来了。看到王隆和小张，他点了一下头问：“两位警察同志，是找我？”

王隆和小张赶紧站起来，王隆先伸出手：“雷科长是吧，我是佳川市公安局刑警队的王隆，这是张远东。给雷科长添麻烦了。”

雷长鸣爽朗地一笑：“哪里，配合警察同志的工作，是应该的。”他先跟王隆握手，然后跟小张握手，礼让他俩坐下之后，他才坐下。

能看出雷长鸣是个干脆利落的人，王隆对他很有好感，于是就开门见山，直接问他是否听说了朱文正的事儿。雷长鸣点头，说不过当时不知道，是在朱文正出事后的七八天上，才听一个战友说的。那战友在省公安局（此时叫公安局不叫公安厅）工作，“跟你们是同行。”他朝王隆扬扬下巴。

王隆有些疑惑：“朱文正在省局还有战友？这情况我们倒是不掌握。”

“哦，不是。”雷长鸣解释，“那是我的战友，不是朱文正的。你们应该知道吧，我和朱文正原本不是一个单位，我们在一起工作也是临时性的，就七八个月吧。”

王隆直眨眼，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有些粗疏。于是他便很虚心地求问，并首先解释了他们的疏忽之处。

原来，王隆他们查到，朱文正在从省城返回佳川之前，一直在跟他过去的一个战友喝酒。再进一步调查，查出那人是省城南安区蔬菜公司的职教科长雷长鸣。但他们不知道雷长鸣与朱文正原先并不是一个单位的。

雷长鸣给他们做了解释。

原来，在部队时，雷长鸣是某场站后勤处的助理，而朱文正是某雷达团一个雷达连的司务长。1971年3月，朱文正和雷达连的另外三名干部，一起进入教导队学习，那个教导队就设在雷长鸣所在的场站。

按说上教导队一般都是短期的培训，可朱文正进的这个教导队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它后来被查出有政治问题，不久之后，凡是进入教导队的干部，全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很多人都被审查了两三年，甚至还有被关了五六年的。

但朱文正的情况还不大一样。他在进入教导队之后才半个月，就又被抽调到了场站后勤处“帮助工作”，在那里一直干到1971年的10月，然后与雷长鸣一起被隔离审查。到了1972年，他们的问题被查清了，统一做了“转业”处理。

尽管与朱文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俩因为对脾气，聊得来，很快就成了能交心的朋友。尤其是在集中审查期间，他俩之间互相支持，互相维护，谁也没说对方一句坏话。这在当时的特殊气氛下是极为难得的。因此，两人转业分配到不同的城市之后，友情一如既往，仍然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听雷长鸣这一说，王隆很高兴。他开门见山地说了此来的目的，希望雷长鸣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给警方以协助。

王隆他们想要了解的，一是朱文正与雷长鸣喝酒聊天时，有无与案件相关的内容，二是请雷长鸣从他的观点谈一下对此案的认识，三是关于朱文正目前可能藏身的地方，请雷长鸣提供点线索。

雷长鸣表态说：我是党员，有起码的党性。假如朱文正真的是杀人犯，我第一个就要抓他。现在你们还在调查，说明事情还没有最后搞清楚。你们放心，想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我肯定都会告诉你们的。

据雷长鸣讲，那天在一起喝酒，是他请的客，也没去别的地方，就在蔬菜公司的职工食堂里。食堂有个单间，是公司领导“外事接待”的地方。那天就他俩，让食堂给炒了几个菜，雷长鸣拿了他存的两瓶“汾酒”。他们从下午四点半，喝到六点半，本来还要喝下去的，一来是雷长鸣看朱文正喝得有点过量，二来是他们蔬菜公司的领导有事找他，所以就散了。他跟朱文正约好，明天上午让朱文正再过来，两人中午出去吃个饭，然后雷长鸣送他去火车站。

这之后，朱文正就自己回了招待所。那儿离蔬菜公司不远，步行大约十来分钟。

所以雷长鸣很肯定地说，朱文正当时绝无与那个厂长老婆“约会”的计划，他本来就是准备第二天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