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北伐的时候，粤系在背后捣乱给国民政府带来了不少麻烦，因此孙明德一待国军主力回到广东，就对粤系展开了清算。

孙明德通过追究陈竞存等粤系军政官僚妨碍北伐，将广东的粤系军阀权力一并收回，实现中央集权。陈竞存本人也被发配至清水衙门，他这时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听从叶举建议，在广州发动政变，和吴佩孚联合讨孙。但转念一想，广州守备邓铿压根不情愿举兵讨孙，没他的配合政变几乎不可能成功。

粤系的军队如今被打散重组为国军，又安插了党支部。国军有统一军令，严禁军队各自为政；严禁军队干涉行政；财政统一，军需独立.严禁军队分割及霸占财政*的规矩，原本粤系小兵与粤系军官之间人身依附关系和军队独立于政权自给自足的模式都已经被破坏了。像邓铿这样一直以来比较配合，没有反意的粤系军官甚至还得到了提拔与嘉奖，孙明德熟练地利用荣誉和利益拉拢他们。

北伐不会止步湖南，国军一直在预备着下一场讨吴战争，期间自然少不了纵横捭阖，目前和吴佩孚矛盾最大的三家无非是奉系、革命党和盘踞浙江上海的皖系残部，这三家互相之间保持联络，口头上约定要互相支援，构成了反直三角。

除了拉拢那些在台上舞刀弄枪的军阀以外，对于南北各地民众的统战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革命党主张平民政治，它的分支组织是扎根于民间的。在一大确定路线后，同样于各社会团体尤其是市民团体中设置支部，比方说党领导的工会和学会，这些基层组织有效的确保了党对社会各界的控制能力。但它很繁多很难管理，需要一个能够处理复杂问题的系统和相应的管理官僚，而这个官僚的名字就叫做党委，也就是说地方党委有权管理党的地方组织。目前党委的一系列基层组织建设和管理规定很多都是古月制定的，最初一批政工干部也由她选拔和培训，这就导致了基层组织中有着更高的□□尤其是左翼少壮派的比例。

在有效基层组织的帮助下，革命政权对于统治下社会的管控能力是远强于军阀的。像无政府主义这样的其它意识形态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力就逐渐被三民主义所挤兑掉了。

等到1923年6月，古月觉得准备的已经足够充分了，便建议孙明德解除广州商团的武装。孙明德早就觉得陈廉伯手握军队驻扎在自家腹地是一大祸患，便与古月做了撸他兵权的计划。

广州政府先是表示两广的军阀和猖獗匪患业已平定，商团不再具备意义，亲革命党媒体纷纷附和。总统府下命令撤销了广州商团的团练资格，要求团练武装立即解散，武器装备一应收缴，政府按照合理价格补偿商团。随即还用军舰扣押了一批商团购置的武器弹药。

陈廉伯闻知震怒，痛骂孙明德口蜜腹剑，两方合作好好的突然背刺他这一刀。他赶紧召开商团评议会，提出要坚决抵抗，但评议员们由于商团如今日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却还要自己掏钱，对其已经不是很重视。同时商团内部已经提前受到分化，部分评议员和革命党有裙带关系和深度利益合作，直接表示干脆解散得了，最多多争点补偿。

陈廉伯如今只觉得棘手，但国军毕竟还驻扎在广州，以国军的战力打他一万商团乃是轻而易举，他也不敢随意造次。于是只是派出代表两次到总统府请愿，请求非常总统收回成命并归还军火。被拒绝后，陈廉伯发挥自己社会影响力组织广州商人罢市，并通电全省各县商会罢市。

陈廉伯自认为自己手握兵马人脉关系丰富，同时背靠香港与洋人。他倒也被认为孙明德没本事镇压自己，而是这世上人总讲究和气生财，只要自己反抗能够造成的经济危害够大，那孙明德还是要来谈判。

他没想到到是，革命党早就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广州官方一方面下达戒严令，通缉非法罢市的陈廉伯，要求他立刻停止反.革命活动，不然就要以反.革命罪论处。同时对于其他参与罢商的商人也采取威胁和怀柔并用的方式。

在广州市民社会的最前线，革命党同样动员了工人和学生进行挺孙反陈的大游行，工人团体本来就和陈廉伯为首的商会关系很差，如今自然是落井下石添上一脚，一时间广东舆论一边倒，陈廉伯很快众叛亲离。本想借助商团进行继续抵抗的他在听说朱执信率国军主力前往商团驻地后很快慌忙逃窜入香港。好在家人早在危机爆发后就先赴港了，也不至于被革命党扣下。

朱执信带国军包围了商团，商团武装见头领跑路，评议会失能，听到国军说投降有好处后，便先后投降被解除武装。

陈廉伯逃入香港后，这事还没完。首先是广州商会中的陈廉伯势力受到清洗，广东商界现在由亲革命党的商人所主导。二是陈廉伯虽然心中恨死了孙明德，但自己还有一大堆财产尤其是不动产还留在广东呢。他一个在逃犯，这些财产自然是被扣押了，不过革命政权那边也没有说直接收缴拍卖，双方都还留有谈判的余地。

陈廉伯的一些人脉尤其是港商和外国人的人脉在革命政权那里还能派上用场，同时陈廉伯没真造反不是重罪，把这个商人坑的太惨不利于统战，于是双方就这样拉扯着。陈廉伯在香港重新做起了生意，他一方面与革命政权虚与委蛇进行一些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与各路反.革命党人士进行联络，以图推翻革命党重返广东。

作者有话要说：*《整饬军队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