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领取律师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的日子，王加根专门请假去了一趟孝天城。返回学校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又想把这一好消息分享给同事们。

走进校园，他发现气氛不对，因为老师们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似乎在议论什么。看上去，大家神情比较紧张，讲话都是神秘兮兮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他感觉莫名其妙，赶紧回家向老婆打听。

方红梅告诉他，邹发松死了。

“邹发松死了？怎么死的？”

方红梅说，邹发松在季店中学教书时，交了个女朋友，是他班上的学生。两人因感情纠葛，最近一直在闹矛盾。昨天，他们在花园镇扯了好长时间皮，后来又一起坐火车去了汉口。也不知是因为鬼迷心窍，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两个人抱在一起撞了火车。

“听说是殉情自杀。两个人都死了，现场惨不忍睹。人都撞飞了，尸体七零八落，根本分不清哪是哪个的。只能把碎肉碎骨收集在一起，装进两个麻袋，送到火葬场烧了。”方红梅惊恐万状地说。

邹发松的死，在牌坊中学掀起轩然大波。

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茶余饭后，教师们都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由于邹发松来这儿的时间不长，大家对他并不是很了解，加上事关男女关系，所以惋惜和同情的人并不多。有的人甚至兴奋得满脸通红，把这件事作为花边儿新闻津津乐道，嘻皮笑脸地说怪话……

邹发松为什么会走上绝路？众说纷纭。最合乎情理的一种解释是，他在季店中学教书时，与班上的一个女学生产生了师生恋。两人确立恋爱关系，而且同居了。这种既是师生、又是恋人的不正常关系保持了一年多时间。今年九月，邹发松从季店乡调到了牌坊乡，分配到了条件比较优越的牌坊中学。人随境迁，他心理上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加上他父母、姐姐等亲人的干预，他决定与情人分手。早已委身于他的女学生当然心有不甘，接二连三地写信与他交涉。倾诉衷肠，劝说警告，但邹发松执迷不悟，下决心离开那个女学生。十月下旬，被抛弃的女学生来到花园镇，托朋友把邹发松约出来。两人先是在镇上一家餐馆里共进午餐，然后一起坐火车去了武汉，上演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关于撞车的细节，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种说法是，两个人事先已经约好了同归于尽，当列车呼啸而来时，他们走上铁道，紧紧搂抱在一起，共赴黄泉。另一种说法是，女学生做好了死的准备，但邹发松并不想死，两个人曾在铁路边扭打，但最后他还是被女学生拽上了铁轨……不论哪种说法贴近事实，结果都是一样：两个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

每想到这一点，尤其上班时面对邹发松曾经用过的办公桌和靠背椅，王加根难免心痛。他为小伙子可惜，觉得邹发松死得不值当，行为有点儿愚蠢。

有一天，王加根翻阅报纸时，看到《孝天报》在搞“社会新闻征文”，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可不可以把邹发松的事情写出来，以此警示世人？出于职业本能，他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情写成通讯报道，投寄给了报社。

稿件寄出去没几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王加根一家人吃过午饭，坐在杯盘狼藉的桌子旁闲谈，敞开的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加根定睛一看，是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魏律师。

他赶忙站起身让坐。

方红梅也赶紧收拾桌子，热情地与魏律师打招呼。

魏律师是孝天市杨店人，高考落选后，在家里自学法律。她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组织的刊授学习班，相当刻苦认真。尤其是在一次全国性的法律知识竞赛中，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她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孝天市法律顾问处主任汤正源的关注。经他推荐，小魏被孝天市法律顾问处破格录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王加根常去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结识了魏律师。在汤正源的策划下，他曾对魏律师进行采访，写过一篇宣传她个人的文章，发表在《律师世界》杂志上。他们就更熟悉了。

“给你带好消息来了。”魏律师坐定之后，从背着的弯月形皮包里拿出一封信，交给王加根。

好消息？王加根非常诧异，疑惑地望了魏律师一眼，然后低头把那封信展开。

信是汤正源写的，说是市政法委书记曹云安要见王加根，叫他把发表的作品和取得的各种证件带上，抽个时间到孝天城一趟。

“啥意思？”王加根不解地问。

“不知道。汤主任安排我到花园法庭办案，就写了这封信，让我带给你。”魏律师回答说，“估计是曹书记看中你了。”

不可能吧！王加根与曹云安仅见过两次面。

第一次是他想调牌坊乡法庭时，和周菊凤的老公祝副乡长一起去找过曹书记。第二次是去年国庆节时，汤正源的女儿过十周岁生日，王加根去孝天城送礼，偶遇曹云安。当时，汤正源曾把他介绍给曹云安，曹云安一个劲地称赞他有才。

未必是汤正源的溢美之词，让曹云安记住了他？

来不及多想，王加根赶紧翻箱倒柜，找出那些“狗皮膏药”，随魏律师一起坐火车赶到孝天城。

他先到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找汤正源。

汤正源什么也没说，就带他前往市委大院，到市政法委见曹云安。

曹云安看过王加根的《毕业证书》《律师资格证书》和各种荣誉证书，翻了翻作品剪贴本和杂志样刊，又问了他的年龄、工作简历、家庭成员等情况，然后问：“愿意不愿意到市政法委工作？”

到市政法委工作？这太突然，太出人意料了。王加根脑子一下子拐不过弯来，但还是小鸡啄食般地点点头，回答：“当然愿意。”

曹云安笑着说：“政法委缺少会写材料的人，我早就想引进这方面的人才，一直没碰到合适的。办公室眼下只有小楚一个人，是从市法院调过来的。她搞接待还可以，文字水平一般般。调你来主要是搞文秘这块儿，再就是负责全市政法口的宣传工作。你这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

王加根激动不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调动手续由我们来弄，楚科长具体经办。你只按她的要求提供资料，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回去之后，照常上班，安心工作。不要声张，不动声色，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次调动争取直达，一举成功，一鸣惊人！等调令寄到牌坊中学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曹云安慢条斯理地嘱咐。

王加根当然希望这样。这两年，调动总是光打雷不下雨，让他很难堪。这次如果“不吼雷打闪就下雨”，也可以挽回些脸面。

回到牌坊中学，他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老婆。

方红梅高兴得什么似的。不过，她还是遵照曹云安的指示，没有告诉其他人。夫妻俩静心等待，等待市政法委的调令，等待司法部公布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

时间真是难捱啊！每天度日如年。

王加根晚上睡觉，几乎天天失眠。躺在床上，总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说没醒着吧，又老是在做梦；说睡着了吧，周围的一切又那么清晰，一点儿动静他都清清楚楚。

他几次想去孝天城打听消息，因为手头没钱，不敢出门。加上曹云安叫他不动声色，他只好强迫自己按兵不动。安静！平静！冷静！这个时候特别需要静下来。静观其变，耐心地过好每一天。切莫轻举妄动，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坏了事情。

十二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王加根刚刚起床，听到有人敲门。

他揉着眼睛，抠着眼屎，慌慌张张地跑去开门。

原来是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跟在她身后的，还有牌坊乡教育组长刘福民和人事干事丁胜安。

看到三位领导大驾光临，王加根以为调动有了消息，热情地搬凳子、敬烟、倒茶。所有的礼数尽到之后，他这才发现，来的三个人神情异样，看他的眼光如同看怪物一般。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丁胜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孝天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问：“这篇报道是不是你写的？”

王加根一看是《愚蠢的约会》，回答：“是的。怎么了？”

丁胜安懊恼地说：“你可捅了大篓子！惹了大麻烦！”

王加根莫名惊诧。

接下来，肖玉荣轻声细语了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由于邹发松自杀身亡，按有关规定，死后是没有抚恤金和安葬费的。牌坊乡教育组和牌坊中学领导出于同情，就想做点儿好事，向市教育局打了一份假报告，谎称他因公出差，在武汉遭遇车祸，意外身亡，还说他是独生子。市教育局收到报告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可了善意的谎言。领导们签字同意，又把报告转给了市劳动局和市人事局。就这样，上面批下来一千元钱抚恤金。鉴于邹发松是“独生子女”，决定每月发给他父母生活补助费八十元。这份报告刚批下来，《孝天报》就登出了《愚蠢的约会》这篇文章。

“市教育局长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暴跳如雷。”刘福民接着说，“局长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要求停发邹发松的抚恤金。如果邹发松实属自杀，不仅要取消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还要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相关当事人。”

王加根听到这儿就慌了，赶紧申辩道：“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呀！也没有听说你们向上面打报告，我完全是无意的呀！”

三位领导沉默不语。

好半天，肖玉荣才说：“我们相信你是无意的，连我都不知道还能申请这么多福利。”

刘福民含糊其辞地说：“我们今天来找你，不代表组织。只是以个人名义，来和你谈谈。我们也不是怕受处分，主要是考虑到对死者亲属的影响。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儿，就是经济问题。邹发松的父母才五十多岁，假如再活二十年的话，每月八十元钱，你算算能领多少生活补助费。加上一次性抚恤金，超过两万元啊！你现在这么一搞，他们一分钱也得不到。你想想，他们刚失去儿子，如果再遇上这样的事情，打击该有多么大！”

丁胜安见王加根无动于衷，用威胁的语气提醒：“邹发松的舅舅是牌坊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件事要是处理得不好，你和小方恐怕在牌坊乡站不住脚！发松家离牌坊中学这么近，现在农村就是那么回事，他们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

“也不能怪我们弄虚作假，碰到这种不幸的事情，谁都想给别人办点儿好事。”刘福民继续侃侃而谈，“孝天城关中学有个教师，因家庭矛盾悬梁自尽了。上吊嘛，不会是别人把他挂上去的吧？但街道出证明，说他死于心机梗塞，最后还不是按因病去世处理的！卧龙乡有个村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从武汉长江大桥上跳下去了。各级组织都出证明，说他是为了植树造林，给公家买树苗时发生车祸而死，最后定了个因公殉职。如今办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太认真。认真就吃不成饱饭，连水都没得喝的。”

屋子里烟雾弥漫，香烟忽明忽暗。

说话声，咳嗽声和喝水的声音营造出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像在举行一个重要谈判会议。

领导们苦口婆心说了好半天，王加根却一言不发。他知道，这些人规劝、诱导、威逼和恐吓，软硬兼施，肯定有目的。

“挽回影响的措施不是没有。”刘福民终于回到正题上，“只要你在报纸上登个声明，说那篇文章与事实不符，我们就可以去市教育局解释。现在新闻报道失实的事不是没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组织，供你参考。”

三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到王加根身上。

王加根被逼到了死角。他再一次强调，写这篇通讯报道，自己主观上不存在什么恶意。他与邹发松前生无仇，后世无冤。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关系还不错。他与牌坊中学、乡教育组和市教育局领导也没什么利害冲突，不存在故意制造麻烦。但客观上，又的确是捅了篓子。出于同情，为邹发松的父母着想，他愿意写声明。不过，声明能否见报，他没有把握。

听王加根这么讲，三位领导人觉得此行目的已经达到，就起身告辞，嘱咐他抓紧时间。

在王加根与领导们交谈的时候，方红梅一直躲在房间里没露面。听到领导们已经离开，她才黑着脸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夫妻俩站在客厅里，默默无语，发了半天愣。

“你真的准备去《孝天报》发声明？”过了好一阵儿，方红梅疑疑惑惑地问。

“还能怎么办？不发声明，好多人都会受处分。我就成了众矢之的。得罪了牌坊中学和乡教育组的头头脑脑，我们将来还呆得下去么？更重要的是，邹发松的父母领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就算他们不恨我，我也于心不忍。听肖玉荣说，发松的妈妈至今还躺在床上，天天以泪洗面，没有出过家门。”

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你干嘛要去写这些没有油盐酱醋的东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与自己屁不相干。要安宁不得安宁，想消停不能消停。偏要去捅马蜂窝，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你呀！还是太不成熟了，做事又固执。碰了那么多次壁，怎么就不长一点儿记性？真是狗改变不了吃屎的本性。”

王加根恼怒地瞪了老婆一眼。

“算了！算了！先吃饭。”方红梅又转移话题，“面条早熟了，砣了就不好吃。欣儿，作业等会儿再做。快吃饭！”

欣欣答应着，从客厅后面的小隔间来到客厅。

方红梅走进厨房，把咸菜和馒头往客厅的桌上端，然后又返回厨房盛面条。

王加根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拿了个馒头，味同嚼蜡地啃着，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给报社的声明该怎么写。

“说自己道听途说？胡编滥造？如果是那样，我王加根成什么人了？坏了名声不说，别人还会认为我品行有问题。以后哪家媒体敢用我写的东西？”

尤其让他憋屈的是，他写的本来是事实，并没有说假话，更没有编造假新闻。要是现在空口白牙地说假话，故意打自己的脸，别人会不会觉得他不地道？看来，这声明不能写。写了，他就是在昧良心，是在干为世人所唾弃、对他本人不利的蠢事。

“不理他们！不去发什么狗屁声明。只要我没有说假话，正义总在我这边儿，看他们能够把我怎么样？如果他们继续威胁、逼迫和为难我，我就去告他们！就算我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受到侵害，我也可以去公安局报案，到法院起诉他们！我还可以寻求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记者协会的帮助，到市委市政府去举报他们！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个国家，找不到一个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地方。现在真正感到着急和害怕的，应该是他们。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看看平日趾高气扬的刘福民，一进我家，就做贼心虚地声明，不代表组织，只代表个人。你敢代表组织么？组织绝不会让我去做颠倒黑白的事情。前段我想调牌坊乡法庭，你故意从中作梗，现在我就要给你制造一点儿小麻烦！”

王加根越想越亢奋，胃口大开，啃了两个馒头，又吃了一大碗鸡蛋面条，抹了抹嘴巴，就对老婆谈了自己的想法。遗憾的是，他的慷慨陈词并没有得到方红梅的支持。

方红梅问：“你已经答应了别人去发声明，现在出尔反尔，就不怕别人说你不讲信用？”

“对他们这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家伙，有什么信用可讲？”王加根傲气地回答。

“但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方红梅忧心忡忡地说，“你这么硬气地与所有人作对，我们以后真的就没朋友了。还有邹发松的父母，你如何向他们交待？”

“邹发松既然是自杀，这钱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得！每个月八十元的生活补助，是基于欺骗得来的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取消也是理所当然。我还向他们交待什么？”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合理不一定就合情。”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王加根懊恼地问。

方红梅分析道：“现在事情的关键，就是要认定邹发松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死亡？他去武汉是办私事，还是因公出差？其实这两个问题，我们也是捡耳朵听别人说的，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你在文章中写得那么具体，肯定是不妥当的。另外，你所写的有些内容，也与事实不符。比方，你说他们撞车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左右。据去处理丧事的邹贵州回来讲，他们实际上是十二点钟撞的车。你说他们撞车的地点是汉口火车站北边，邹贵州却说是在汉口火车站南边。”

“时间地点有出入，在新闻报道里面很常见，无关紧要。”王加根越听越不耐烦。

“我们就是在要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方红梅精明的指出，“声明还是要发，你不能落个不讲信用的名声。不过，声明的内容不要涉及实质性问题，只谈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王加根笑了：“那样的声明，跟不发有什么区别？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方红梅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是啊，声明发过之后，他们继续纠缠不休怎么办？

两人默默无语地坐在客厅里，思考了了好半天。最后商定，声明不用写得那么具体，就简单的一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发表的《愚蠢的约会》一文与事实有出入，作者向当事人致歉。

不指明是哪些事实有出入，模糊处理，留一定的余地和空间。这样既实事求是，又兑现了承诺。至于声明能否起作用，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王加根写好声明后，骑自行车赶到花园邮局，用挂号信寄给了《孝天报》编辑部。

他之所以用挂号信寄出，是想留下收据和票根，向那些纠缠他的人交差。

声明寄出去好几天，一直不见刊登。倒是《法制日报》上公布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分数线。

王加根总分超出合格分数线三十多分。

虽是喜讯，他还是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没有向外声张。

马上就可以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了，孝天市政法委的调令也快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啊！

王加根和方红梅满怀着希望和喜悦，无限神往地等待着。

有一天，肖玉荣突然问王加根：“小王，你那声明怎么还没有见报啊？”

“谁知道怎么回事，我寄出去一个多星期了。”

“你是邮寄出去的呀？这种事情，你应该直接送到报社。”肖玉荣略显不快地指出。

“行！那我今天下午就跑一趟。”王加根非常爽快地答应。

其实他是想去孝天城办理律师资格证书的申领手续。

根据相关要求，他带上身份证、大学毕业证书和律师考试分数单，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孝天市司法局。

填了一大堆表格，又留下带来的证件，手续就算办完了。然后，他来到市政法委，见到了年轻漂亮的楚科长。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哩。”楚科长说，“我去市教育局调你的人事档案，市教育局不给。”

“为什么？”

“听人事股汪股长讲，你最近犯了点什么事情，要等这件事处理完了再说。”楚科长不解地问，“你犯了什么事情呀？”

王加根心里一沉。他没有想到通讯报道的事情，会影响到他的调动，于是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缘由。

楚科长听得目瞪口呆：“这事看起来有点儿麻烦。曹书记天天催我，岁末年初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多，特别是工作总结和计划，曹书记都指望你来弄呢！”

“本来蛮顺利的事情，没想到会节外生枝。”王加根非常遗憾地道歉，“都怪我不成熟，社会经验不足，才惹出这样的麻烦。”

楚科长安慰道，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只怪社会风气不好。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司空见惯。

“我在市法院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妇女来告状，想继承她养母的遗产。那妇女是河北保定人，名字很好记，叫白素珍，与《白蛇传》里的白娘娘一个读音儿。如果依照法律，这场官司她肯定赢。但如果她赢了，被告人一家四口就没地方住，无处安身。结果，法院院长提前给我们打招呼，叫我们不要受理白素珍的案子。官司能拖就拖，一直拖到她主动放弃。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公平。地方保护主义，维护社会稳定，同情弱势群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习惯势力都不可避免，因此没有必要太较真。”

听到这儿，轮到王加根目瞪口呆。原来楚科长就是白素珍多次提到的楚法官！这也太巧了。

王加根没有挑明他与白素珍的关系，继续谈调动：“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只有等着呗。”楚科长无奈地回答，又安慰道，“这事你也不要怕。我估计，市教育局不敢把你怎么样。毕竟你写的是事实，并没有说假话。加上这事市劳动局和市人事局都审查过了，他们不可能全盘否定。别看市教育局领导咋咋呼呼叫得欢，其实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就算你的声明登不出来，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王加根说，他还是去报社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孝天报》社编辑部，他见到了社会新闻版的责任编辑。

“这条新闻在社会上影响较大，读者的关注度也很高。”责任编辑听过王加根的介绍，对他的文章表示肯定，“收到你的来信，我们专门派记者到牌坊乡和季店乡进行了调查，报道内容基本属实。至于时间、地点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并不影响报道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刊登那条声明。”

王加根有苦难言，恳求责任编辑刊登那条声明。

责任编辑显然不高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报上出现假新闻，我们是要受批评的，还要扣奖金。”

王加根不便道出事情原委，只得无奈地离开。

回到牌坊中学，见到校长，他如实相告：报社登声明的希望不大。

肖玉荣的脸色非常难看。

接下来的几天，牌坊乡教育组领导走马灯一样地来找王加根。催他，向他通报情况，说市教育局马上就要收回抚恤金批复，问报社那边儿有没有消息。

“现在我们还瞒着死者家属。如果邹发松的父母拿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又知道是你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人每次来，都对王加根提出警告和威胁。

“听说你要调市政法委？”刘福民有一次突然这样问，“你到哪里去我们管不了！但话必须说清楚，新闻报道的事情不处理好，你的什么事也办不成！市教育局汪局长昨天打电话通知我，要派工作组到我们乡调查。你这件事不是小事呢！现在搞得全地区教育界沸沸扬扬。市教育局几乎一半儿的股室要挨霉！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就想拍屁股一把灰走人，没那便宜的事！”

真是天大的冤枉！

王加根向刘福民解释，调动之事早在邹发松出事之前就开始办理了，不存在他有意捅娄子。

“我管不了这些！反正你必须尽快让声明见报。不然的话，乡教育组不会同意你调出！”刘福民态度非常蛮横。

王加根想说，报纸又不是我办的！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登就怎么登？

不过，他还是克制住情绪，答应继续去做报社的工作。

应付走那些可恶的说客，方红梅又开始埋怨王加根：“机会是你创造的，也是你断送的。都是写东西惹的祸！”

作为最后的努力，王加根给《孝天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说明申请刊登声明的真实原因，叙述了他面临的处境，希望得到报社的理解和支持。

进入一九九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了。

报纸、广播、电视里每天都是“沙漠盾牌行动”“沙漠风暴行动”“海上拦截行动”，相关报道铺天盖地。不过，王加根对这些热点新闻不感兴趣，只关注自己写的那条声明刊登出来没有。

天天等，日日盼。直到快放寒假的时候，那十几个字的声明才出现在《孝天报》的中缝。

王加根松了一口气，赶紧把那张报纸交给肖玉荣。

肖玉荣又带着这张报纸，骑车去牌坊乡教育组，送给丁胜安。

丁胜安如获至宝，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把那则声明裁剪下来，用胶水粘在写给市教育局的《情况说明》上。

这份《情况说明》交上去之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已经被收回的抚恤金及生活补费批复文件重新下发了。

丁胜安带着文件和一千元抚恤金，以及四个月生活补助费，和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一起，送到了死者邹发松家里。

事后，丁胜安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加根，市教育局基本同意办理他的调动手续。

王加根将信将疑，又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年过月尽，他才去了一趟孝天城。

来到市政法委办公室，见楚科长笑容满面，他估计丁胜安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

“有惊无险！逢凶化吉！”楚科长突兀地冒出了这两个成语。

她接着又说，市教育局和市政法委已经在《干部调动呈报表》上签了字，市编委那边儿的章子也盖了。

“流程到了市委组织部。”楚科长如释重负地说，“总算有了点儿眉目，让我们静候佳音。祝你好运！”

“谢谢！谢谢！以后还请楚科长多多关照。”

“哪里话！既然是同事，我们互相帮助。”

两人正在客套，曹云安进来了。

王加根赶紧向曹书记问好。

曹云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突然提议：“走！我带你去见见几个副书记。”

王加根诚惶诚恐，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曹云安。

楚科长也站起身，跟在他俩后面。

当曹云安把王加根介绍给市政法委的几个副书记认识时，大家都热情地站起身，与他握手，表示欢迎。他们还巧妙地拍曹云安的马屁，说曹书记慧眼识珠，为市政法委引进了一个大才子。

这样的气氛让王加根非常感动。

他暗下决心，来市政法委之后，一定好好干，绝不能给曹书记丢脸，不能辜负了曹书记的殷切期望。他要用实际行动和工作业绩向别人证明，曹云安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市政法委，走出市委大院，王加根没怎么多想，就前往附近的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汤正源是引荐人，自然应该向他报喜。

见到汤正源，王加根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调动进展情况。

“好嘛！这就叫好事多磨。”汤正源听完之后，兴奋地两手一拍，“进了市委大院，可就前途无量。哪怕混个科长，就能和我们局长平起平坐。”

王加根对官场上的职务级别没概念，听得似懂非懂。

“宰相的丫环七品官。在党政机关工作，衙门越高，前途越大。”汤正源继续侃侃而谈，“就拿我来说吧！虽是律师事务所主任，但论行政级别，只是个股级干部，还不如市政法委的楚科长。机关工作人员少，职数配备又充足，晋升的机会多，提拔起来快。你进市政法委后，最多两三年时间，就能提副科，比我的级别还要高呢。”

“汤老师说笑话，这怎么可能？”王加根当然不相信。

“这是完全可能的。”汤正源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不信，我们可以打个赌。”

王加根不再与他争辩了。

“事情办成之后，你得感谢一下人家曹书记，还有楚科长。我们是这样的关系，就免了。对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都得表示一下。更何况，你将来在他们手下工作，一个是你顶头上司，一个是市政法委主要领导，都属于关键人物。不要舍不得花钱！破费几个，对你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汤正源又开始教导他的学生。

“这是肯定的！您同样应该感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然的话，我王加根成什么人了？”王加根豪爽地挥了挥手。

汤正源未置可否地笑了笑，脸上灿若桃花。

“对了！我还有件事请你帮忙。”他又对王加根说，“我们所的周律师，人很年轻，但官司打得特别漂亮。你看能不能在《律师世界》上写篇文章，吹吹他，宣传宣传，也算是为我们律所做广告。”

“没问题！”王加根扬了扬头，胸有成竹地打包票，“不过我要与周律师聊一聊，进行简单的采访。另外，还想看看他办的案子，最好是挑几份案卷给我用一下。”

“这个我来安排！”

汤正源马上把周律师和档案员叫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事情安排停当了。

采访完周律师，带上几本装订好的卷宗，王加根就向汤正源告辞，到长途汽车站坐班车回家了。

律师资格考试过线，邹发松的事情摆平，调动进展顺利。狂风暴雨过后，终于见到了彩虹。

加根夫妇俩这段日子的快乐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兴奋之余，他们开始商量分开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其实，这些话题两年前就议论过了，现在属于旧调重弹。而且，同样有画饼充饥的嫌疑。只不过，两年前画饼子的前提，是王加根调往市第一律师事务所，而这一次，则是他调市政法委。

夫妻俩讨论的焦点问题，还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欣欣上学之后，他们去过几次邹肖小学，向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了解女儿在学校的表现。结果大家众口一词，对王欣赞不绝口。说王欣上课时总是手放在背后，挺着小胸脯，听讲非常认真。只要老师提问，她就抢着举手发言。作业能够按时完成，而且正确率比较高。

“完全不像四岁的娃娃！那些比她大好几岁的同学，都没有她自觉！”班主任老师欣慰地赞叹道。

王欣每天到校比较早，经常教室门还没有打开，就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等候。班主任老师碰到过几次，就提议让她保管教室的门钥匙，负责开门和锁门，还开玩笑地封她为“锁长”。

虽然“锁长”算不上班干部，王欣还是非常高兴。回家就把教室门钥匙掏出来，向爸爸妈妈炫耀。她害怕把门钥匙弄丢了，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根红丝带，穿在钥匙眼儿里，挂在脖子上，神气得不得了。

从那以后，她上学更积极了。早晨眼睛一睁开，就闹着穿衣服起床，催促爸爸赶快去买馒头、打稀饭。敷衍了事地刷过牙，倒热水在脸盆里擦把脸，就急匆匆地过早。有时连稀饭也不喝，拿两个馒头，背上书包就往外面跑。

爸爸妈妈劝她不用慌，嘱咐她走慢一点儿。

“锁长”同学正色道：“同学们都等着我开门呢！我去晚了，他们进不了教室怎么办？”

上学是这么匆忙，放学回家也晚了。因为她必须等别人扫完地，锁好教室门才能离开。

秋去冬来。北风一吹，气温骤然下降。遇到雨雪纷飞的日子，上学就成了一个大难题。首先是不知道穿什么鞋子。穿棉鞋吧，路上满是泥泞，会把鞋子打湿。穿雨靴吧，坐在教室里上课肯定冷，说不定还会把脚冻坏了。这样的日子，爸爸妈妈就得接送她。出门时，给她穿上雨靴，棉鞋由大人拎着。到了邹肖小学，再让她把雨靴脱掉，换上棉鞋。雨靴由大人带回家。离开时还要嘱咐她，上厕所注意不能把棉鞋打湿了。快到放学的时候，大人再带着雨靴去接她。有时遇到路上不好走，大人就必须背她回家。

“你在孝天城站稳脚跟后，就赶紧去为欣欣联系学校，把欣欣带到城里去读书。”方红梅这样对丈夫讲。

王加根当然同意。城里上学方便是其次，教学质量也比农村好。

春节过后，正值“接春客”的日子，牌坊中学的教师们轮流作东，请大家到家里酒喝。今天这个同事请，明天那个同事请，每天下午放学后，大家骑着自行车就走。

做东的教师提前筹备好酒菜，客人一到就吃喝。酒足饭饱，就开始打麻将、抹“扯胡”，闹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睡觉。

酒喝多了，王加根就管不住自己。平时不打牌，此时却争着上场。抹牌的手艺又臭，每次都把身上带的钱输个精光，还欠着外债。话也特别多，口无遮拦。不准备讲的话，这个时候都会说出来。心里所有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甚至说大话，吹牛皮，表现张狂。他调市政法委的情况，也让大家都知道了。

可一直到清明节，他的调令还是没有来。

王欣五岁生日那天，方敬文和李华带着他们胖乎乎的儿子来到了牌坊中学。

敬文说，为打听姐夫调动的事情，他去过一趟市政法委，见到了楚科长。楚科长讲市里马上要开党代会，人事调动暂时冻结，要等党代会结束之后才开始办理。

“那就等着吧！”王加根满不在乎地应道。

从报上看到市党代会闭幕，他才请假赶到了孝天城。

来到市政法委，碰了一个副书记，他热情地上去打招呼。

那个副书记却像不认识他，冷若冰霜地问：“你找哪个？有什么事？”。

他只好说找楚科长。低头来到市政法委办公室，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楚科长。

楚科长依然满面笑容，说话的语气却与上次不同：“曹书记调走了，去地区中级法院任常务副院长。新来的书记明确表示，政法委暂时不进人，你调动的事情可能有点儿麻烦。”

王加根感觉如五雷轰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也不用太难过。我可以把你推荐给市委其他部门，市委宣传部和市纪委都需要会写东西的人，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编制。”楚科长说这些话，明显是为了安慰他。

王加根心里清楚，曹云安没有办成的事情，凭楚科长的能力，不可能办成。他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就苦笑着离开了。

回家之后，他俨然大病了一场。

这次调动，本应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结果还是黄粱美梦一场。失去的不仅是改行和进城，还是他后半生事业发展的机会。

“我怎么总是这么倒霉呢？总是差那么一口气儿，在最后时刻功败垂成！命运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

冷静地分析一下，他觉得这次调动失败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不写那篇倒霉的通讯报道，也许早就到市政法委上班了。由于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耽误了好几个月，才碰上召开市党代会，接着又是市政法委领导调整……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没写那篇通讯报道，如愿以偿调进了市政法委，曹云安还是会调走。赏识他的领导不在了，新来的书记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几个副书记会不会同样扮演变色龙？他在那样的环境里当差，又有多大的前途呢？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也许，他命中注定不能进党政机关，只能在农村学校当教师。那就认命吧！不要去做无谓的抗争。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萎靡不振，情绪颓废。

每天早晨起床后，如行尸走肉一般，在家里、后院子里、校园里、学校周围的田埂上游荡。什么事也不想干，懊恼，痛苦，郁闷。有时，他真担心会患上抑郁症，就告诫自己，要开朗起来，高兴起来，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可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怎样才能平静下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昏睡不醒。只要没有教学任务，家里没人吵，他就蒙头大睡。有时太阳还没有下山，他就上床了，直睡到次日太阳升起。

夏天雨水明显增多，连续十几天阴雨绵绵。

这天，方红梅上完课回到家里，见王加根还躺在床上。

“你没去接欣欣？”方红梅吃惊地问。

王加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抽了自己一耳光，马上穿衣穿鞋，拿起雨伞往外面冲。当他顶着密集的雨点，跑过牌坊中学的围墙，看到雨雾茫茫的田野里，似乎有个小孩儿站在稻田里，弯着腰抱着东西，还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哭声。

待他跑近一看，那个小孩儿正是欣欣。

邹肖小学放学后，欣欣左等右等不见爸妈来接她，就自己打着伞，顶风冒雨地一个人往家里走。

她穿着红色深筒胶鞋，一哧一滑地走在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

进入田野，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雨伞被风吹翻了面儿，带着她一起落入水田。雨伞打了几个滚儿，停在一片绿油油的禾苗上。

欣欣站在水田里，漂亮的红胶鞋完全被泥巴所掩埋，浑浊的泥水灌进鞋里面。双脚怎么也拔不出来。她艰难地站起身，环视四周，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她担心课本被淋湿，努力地把书包从肩膀上取下来，抱在怀里，弯腰抵挡着风雨……

欣欣的这个动作，一直深深地印在王加根的脑海里。

他满眼是泪地跑过去，一边安慰着号啕大哭女儿，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水田里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