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过，寒假就不远了。

正在大家期待着放假，为即将到来的春节而忙碌的时候，牌坊中学屡遭小偷盗窃，连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也未能幸免。

学校领导前往花园派出所报案。

很快，就来了一辆转动着警灯的吉普车。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跳下车，查看现场，照相，取指纹，量脚印，做笔录，忙了大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学校的电视机被盗后，欣欣又看不成动画片了，天天哭闹，吵得王加根和方红梅心烦意乱，白天晚上不得安宁。

“还是买台电视机吧！”王加根准备缴械投降。

几个月的省吃俭用，他们攒下好几百块钱，买台黑白电视机应该够了。

“要买就买彩电。黑白电视马上就过时了，将来还是得换彩电。”方红梅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彩电得一两千块，家里没那么多钱啊！”

“借！”方红梅斩钉截铁地回答。

“借？去哪儿借？谁愿意借这么大一笔钱给我们？”

“去潜江找你爸借。”方红梅显然早就想好了，语气异常坚定，“今年寒假我们去江汉农场过年，找你爸借一千块钱。”

王加根没有答腔，烦躁油然而生。

王厚义上次回王李村拿卖房子的钱，从牌坊中学路过时，隐藏在黑皮包里的秘密，王加根一直没敢对老婆讲。这么一个视钱如命、吝啬透顶、冷酷无情的父亲，怎么可能借一千块钱给他们呢？更何况，加根早就声明过，不要祖上留下的房产，不参与父母无益的纷争，只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的话，我就一个人带欣欣去！”方红梅开始使用激降法，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他不把你当儿子，总不能不认欣欣这个孙女吧！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把这些年的难处向他摆一摆，把欣欣对电视的迷恋程度对他说一说。我不信，他就不产生一点儿同情心。话再说过来，我们现在也确实其他办法，找不到可以借到钱的地方。”

王加根仍然一言不发。方红梅嫁给他，确实受了不少的委屈。乱七八糟的家庭，冷酷无情的父母，让她的心灵伤痕累累。他没有理由拒绝老婆。去就去吧！如果父亲能够良心发现，发慈悲借一千块钱给他们，说不定还能消除方红梅的成见，改善僵持了多年的家庭关系。从这个角度考虑，他就答应了去江汉农场过年。

方红梅满心欢喜。她抽空去花园镇买了几斤毛线，赶着织了两件毛线衣，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加叶加花。

寒假一到，他们就把家里的门钥匙交给照校的肖金平，托付他照料家里的鸡。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当天下午就赶到孝天城。

他们先到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买了一条香烟、两瓶酒和几盒孝天麻糖，再去地区汽车站看班车时刻表，决定坐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长途汽车。

一家三口本来可以在敬文家借宿，又想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得起床，公司的大门肯定没有开。这么冷的天，喊门卫起来开门，担心别人不耐烦，后来还是去国光旅社开了一间房。

多花八块钱，省得给别人添麻烦，值得。

翌日凌晨，夫妻俩喊醒睡梦中的欣欣，给她穿好衣服，动身前往地区汽车站。出门便觉彻骨的寒冷。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如同刀子在脸上割一般。

方红梅提着大包小包东西，王加根则抱着用棉大衣裹着的女儿，走到孝天城路灯映照的大街上。

没多大一会儿，欣欣就清醒过来，闹着要自己走。

方红梅担心她感冒，叫她就躺在爸爸的怀里。

欣欣不住地扭动身子，说爸爸抱着不舒服。

王加根估计女儿是想看城市凌晨的街景，就把她放下来了。

方红梅埋怨欣欣不听话，又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把欣欣的脑袋和脖颈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然后把手里的东西交给王加根，她牵着女儿，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行走。

行人寥落。商店的门窗都紧紧地关闭着。树上的枯叶在寒风中瑟瑟抖动。一切都如冻结了似的，毫无生气。

屈指算来，王厚义胡月娥带着两个女儿从王李村搬家到江汉农场已经四年，王加根和方红梅还是第一次去看他们。他们迁居之后，多次托人给儿子媳妇写信，叫他们去江汉农场。每次到牌坊中学时，也向儿子儿媳发出邀请，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

王厚义对加根说：“我们到江汉农场这么长时间，你们一直不肯露面，让我和你后妈很没面子。遇到别人问，儿子媳妇怎么没来呀？我们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哪怕到农场来打个照面，马上就返回也可以。只要让外人知道你来过，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王加根跨不过心理上的那道坎儿，不愿意去看父亲。可以想见，他这次主动去江汉农场，肯定会受到王厚义和胡月娥的热烈欢迎。

在地区汽车站买好车票，他们就坐在了开往潜江县城的长途汽车上。听说路上需要七个多小时，加根和红梅不约而同倒吸了一口气。他们都有晕车的毛病，尽管提前服过晕车药，心里还是不踏实。

欣欣却特别兴奋。小家伙只要出门，就乐得手舞足蹈，看来是在牌坊中学封闭的校园里关怕了。她在爸爸妈妈腿上爬过来爬过去，最后总算在挨窗的位置上坐下来。她透过玻璃窗，观看公路两旁影影绰绰的树木，以及时不时出现的路标。四周仍然是黑黝黝的，但路标上的字迹和标志却清晰可见，而且白得耀眼。

王加根头枕在座位的靠背上，闭目养神。经验告诉他，只要睡着了，就能减轻晕车的程度。记得十几年前，他第一次被王厚义带到江汉农场时，就是坐在一辆货车车厢里，一觉睡到目的地的。

那次他们是去参加厚道的婚礼，到了那里之后，厚义却不打算把他带回王李村了。厚义想把儿子托付给厚仁和厚道，让他在江汉农场上学，以此减少他与白素珍来往和接触。王加根又哭又闹，甚至以扒荒车逃跑相威胁，才让王厚义放弃了这个打算。

晨曦初露时，汽车驶过了好几个城镇。

王加根和方红梅把这些城镇与花园镇作比较，哪些地方比花园强，哪些方面不如花园镇，用这种方式来排遣旅途的单调和乏味。欣欣小嘴儿不闲地问这问那，叽叽喳喳地发表意见，可没过一会儿，她又恹恹欲睡，脸色苍白，还不住地叫心里不舒服、肚子疼。

王加根吓坏了，生怕女儿犯病。问她吃不吃东西，喝不喝水，是不是要大小便，她都一个劲地摇头。

王加根赶紧脱下大衣，铺在大腿上，让欣欣平躺在上面。

方红梅抚摸着女儿毫无血色的脸蛋儿，泪如泉涌。

到了天门镇，汽车停在汉水岸边，等着轮渡过江。乘客们纷纷下车，有的找厕所方便，有的到小摊儿上过早。

王加根抱着女儿下车。刚把女儿放到地面，小家伙就蹲下身子呕吐起来。他这才明白，欣欣是晕车。

方红梅买了几个肉包子，一家人边吃边在汉水堤上散步。

被寒冷的江风一吹，麻酥酥的脑袋清醒了许多，人也感觉舒服多了。欣欣的脸上又泛起红晕。回到汽车上，小家伙又活跃起来，看到汽车坐轮船，稀奇得不得了。

在潜江县城下车后，他们又转乘小面包车。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到达江汉农场总场。

在加根的印象中，江汉农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田地宽整，坦荡如砥，多是农机耕作。总场所在地并不怎么繁华，和周巷或杨岗街上差不多。眼前看到的，与十几年前相比，完全变了模样。新做了不少楼房，街道也拓宽了许多。他前后左右看了好半天，也辩不清方向。已近年关，街上行人并不多。商店门可罗雀，好多已经关门闭户，停了生意。偶尔看到一些卖烟花爆竹、线香红烛、对联年画的，都是沿街摆下的地摊。

一个卖水果的女人双手笼在袖子里，不住地跺脚取暖。

王加根走上前去，向她打听砖瓦厂怎么走。

“窑厂？”那水果贩子如同看外星人一般，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王加根，问他找窑厂的哪一个，说她就是窑厂的。

王加根说出了他大伯王厚仁的名字。

“知道知道！他就和我们住一排。他们家弟兄四个是不是？他老大，老二是从孝天乡下搬来的。老三原来是我们总场场长，去年调到汉南去了。老四得病死了。听口音你们好像是从孝天来的，你们是厚义的儿子媳妇吧？”

刚才看上去缩头缩脑的女人，突然变得伶牙俐齿。她说的全部是实情，连王加根和方红梅的身份也猜对了。

王加根笑着点了点头。

卖水果的女人说：“窑厂离这儿不远。沿街向南笔直走，十分钟就可以看见一个高大的烟囱，烟囱下面就是。”

王加根道过谢，按照女人指的路线，顺利地来到了砖瓦厂住宅区。

这里的房屋是清一色的平房，一排一排做得非常整齐。

王加根问了好几户人家，才看到一家门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王府”两个字。字是用黑木炭画的，估计是他堂弟或者堂妹的杰作。

他心里陡然一热，既有找到目的地的欣喜，又有不可言状的心酸。

敲门时，他的指关节竟然有些颤抖。

开门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眉清目秀，戴一顶黑色皮帽子。

王加根以为找错了人家，正欲道歉，却见那男孩儿走路一跛一跛的。大伯的小儿子不是瘸子么？

“你是小川吧？”王加根试探地问。

男孩儿疑惑地打量着他，点了点头。

这时，从里屋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正是加根的伯母。虽然王加根一眼就认出来了，又全然不是记忆中的伯母。她头发白了大半，而且泛黄，如冬日的稻草一般，没有光泽。脸上满是皱纹，松弛的皮肤，眼睑下的泪囊陷得很深。眼珠也成了灰黄色的，看上去似乎没有睡醒，在打瞌睡一般，没有精神。

伯母用地道的四川口音招呼王加根一家子进屋，又朝里面大声喊着“厚仁”。

王厚仁搓着满是面粉的手，急匆匆地从里屋走出来。

看着他身上那件满是油污的蓝色短大衣，以及脚上过于肥大的解放鞋，加根猜想，大伯的家境并不怎么如意。

见到王加根一家三口，王厚仁甚感诧异，忙不迭地拿凳子，叫他们坐，又去找杯子泡茶。

他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小纸包，一层层地打开：“这是你三叔带给我的好茶叶。香得很呢！我一直舍不得喝。”

接过茶杯，王加根看到里面泡的是茉莉花香片。从汤色看，已经陈了——那茶叶至少放了一年以上。

王加根品着茶，和方红梅一起在屋子里转了转。

两室一厅，没有厕所，厨房是在后面加盖的。虽算不上宽敞，但收拾得干净整洁。见厨房里有两簸箕搓好的麻花，案板上还有和好的面团，王加根以为他们准备炸麻花卖。

“卖啥子哟？自己吃还不够呢。”女主人笑着回答。

江汉农场过春节有炸麻花的习惯，正如王李村过年时，人们喜欢炒花生、炒蚕豆、晒红薯片、炸年糕一样。

王加根问怎么不见大川和堂妹燕子。

“都在上班，没回。大川让你三叔带到汉南去了，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燕子在重庆打工，商场营业员。他们没你聪明，读书读不进。唉，没办法。”王厚仁虽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明显又有炫耀的成分，“还没去你爸那儿吧？他住在窑厂工棚里，地方没我们这儿宽。你们来了，他那儿恐怕住不下呢。要不，你们就住我家吧！我呆会儿带你们去看看。在我这儿做点儿东西吃了，我再带你们过去。你们肯定没吃午饭吧？”

王加根说：“不麻烦了。我们现在就去我爸那儿，安排停当了，再过来玩儿。”

王厚仁夫妇显出为难的样子。既然进了家门，怎么能够就这么空着肚子走呢？但看到王加根态度坚决，就没有强留。

王厚仁提起地上的提包，说：“那我就带你们去你爸那儿。”

王加根抢提包，没有抢过来，就抱起欣欣，跟在后面。

出了砖瓦厂住宅区，见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和巨大的轮窑。轮窑四周，到处是弧形的石棉瓦。放眼望去，白花花一片，很有点儿古战场的味道。

厚仁说，那些石棉瓦都是用来盖砖坯的。今年雨水多，砖坯不容易干，装窑又困难，没完成生产任务，收入没往年高。

他喘着气，把提包从右手换到左手，接着说：“你爸今年开荒种园子，赚了一些钱。加叶加花都上学了，一个上小学二年级，一个上幼儿园。加叶聪明得很，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分。加花不怎么听话，又倔又犟，送她去幼儿园，老是往家里跑。哟，那不是她们吗？”

顺着厚仁手指的方向，加根看到在砖场的边缘，有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房子前面，有两个小孩儿蹲在地上。

厚仁扯起嗓门喊：“加叶——加花——你哥哥嫂子来了！”

两个小孩儿抬起头，朝这边望了望，又站起身，对着屋里大声喊道：“爸！妈！哥哥嫂子来了。”

王厚义和胡月娥很快从屋里跑出来。

四个人一起朝这边儿奔走。

这场面真让人感动。王加根放下欣欣，教她喊爷爷奶奶，喊大姑姑小姑姑。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兴奋得满脸通红。

王厚义说：“真是怪事，昨晚上我梦见好大一片青草地，还有水牛和黄牯在上面啃草，我就知道有亲人要来。也不是信迷信，有时做梦还是蛮灵的。”

他喜形于色，醉酒一般，话特别多，一路上说个不停。

距那排房子还有百来米的时候，厚义突然凑近他哥，脸上晴转多云，压低嗓门：“春芝在那边……”

厚仁顺厚义噘嘴巴的方向望去，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道：“不理她！”

春芝是厚德的遗孀，加根的四婶娘。

好几年没见，王加根一直对春芝婶保留着美好的印象。

她说话轻言细语，人勤快能干。与厚德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春芝以前回孝天娘家，总要到加根家里玩，与加根比较熟悉和亲近。她三十岁开始守寡，也不知现在改嫁没有。显然，春芝也看见了王加根他们这一大群人。她本来提着一个篓子迎他们而来，后来故意低下头，准备绕到另一条道儿上去。

加根突然大声喊道：“春芝婶！”

王厚仁、王厚义和胡月娥先是一怔，继而领着几个小孩子，默不作声地朝前走了。

春芝听到加根的喊声，停下脚步，抬起头，脸上漾起笑容。

“你来了！”她折回身，朝加根走过来，把大半篓子鱼搁在地上，招呼道，“到家里去玩哪。”

春芝讲的是潜江方言，听上去感觉怪怪的，王加根真希望她用孝天话交谈。两人站在路边，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匆匆告辞了。

与王厚义住在一起的，有两户人家，都是来农场时间不长，没有分上单元房的。路过这两家时，厚义像串街的小贩一样吆喝：“我儿子媳妇来了！”

隔壁的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伸着脑袋望他们。

王加根于是掏出香烟，逐个逐个敬，还不住地点头，陪着笑脸。

工棚搭得不高，举手就能摸到房檐儿。进家门时，王加根下意识地弯了弯身子。刚伸直腰，又见屋里吊着一个饭架，晃晃悠悠的，差点儿撞着他的脑袋。十几平米的堂屋，被桌椅板凳、簸箕、撮箕、筲箕挤得满满的。到处是鸡屎，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板凳上有一大堆脏衣服。没有靠背的椅子上灰尘很厚，依稀可见鸡粪的痕迹。

胡月娥用抹布把椅子抹了好半天，可干在上面的鸡粪怎么也抹不干净，就想到了让儿子媳妇坐板凳。板凳上放着好多脏衣服，她麻利地把这些脏衣服抱到椅子上，露出来的板凳同样脏兮兮的。努力了半天，也没有收拾出一处适合坐的地方。

“房里坐！房里坐！”王厚义急中生智。

胡月娥茅塞顿开：“对对对，到房里沙发上坐。”

房？房在哪儿？怎么没看见房门？王加根非常纳闷儿。

王厚义走到大门旁边，把大门关上，门后面便出现了一个空空的门洞。钻进门洞，果然有一间长方形卧房。除了从王李村带来的双人床，衣柜、四屉柜和沙发都是添置的二手货，有可能是别人送的，也有可能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四屉柜上还搁着一部小电视机。

王厚义把沙发上的棉絮、军大衣、书包和几双臭袜子拿开，招呼儿子媳妇坐。

加根和红梅也确实累了，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加叶加花围在他们身边，嘴不闲着，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都是她们学校或幼儿园的事情。她们羡慕地摸着欣欣穿的红皮靴，问那靴子下雨天能不能穿，过不过水。

方红梅把带来的糖果分给她们吃，把香烟、白酒、麻糖和点心一样样地从提包里拿出来，堆放在桌子上。她又送给加叶好几支铅笔和一大摞新作业本，送给加花一些玩具和小人书，最后才拿出她织好的两件红毛衣。

加叶加花又喊又叫，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人抱着一件红毛衣，从房间跑到堂屋，要妈妈帮她们穿上。

厚义和厚仁不知从哪儿抬出一张单人床，挨堂屋墙壁摆好，又找出两块木板镶在里面——这就成了加根一家三口的下榻之处。

农场过春节，和农村差不多。到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就开始打扫卫生和筹办年货。屋顶的扬尘，旮旮旯旯的杂物，坛坛罐罐上的污垢，都得彻底地清扫或清洗。赶上大睛天，再把蚊帐下了，把被子拆了，把床上翻个个儿。该洗的洗，该晒的晒。筹办年货是从采购开始的。鸡鸭鱼肉、油盐米面、烟酒副食、春联年画、烟花爆竹，还有供奉祖先祭祀天地用的红烛、线香和烧纸。燕子衔泥一般，一样样地从市场上买回来，然后进行加工。

王厚义和胡月娥忙得不亦乐乎。

王加根和方红梅也帮他们打下手。

因为儿子、儿媳和孙女的到来，两个老的精神焕发，做事、说话、走路都格外起劲儿。

为了维持这种良好的氛围，王加根一直没有向父亲提借钱的事，还幻想着方红梅能够放弃借钱的打算。

加叶加花整日围着欣欣转，教她唱歌、跳舞、做游戏。得意忘形时，就要欣欣喊她们“姐姐”——跟马颖犯同样的错误。三个小孩年龄相仿，无忧无虑，玩得非常开心。但没过几天，她们之间又硝烟弥漫，战事不断。为了争夺好吃的、好玩的，加叶加花互不相让，再加上欣欣的参与，家里一天到黑哭声不断。

逢到欣欣与两个姑姑发生争执，王厚义和胡月娥自然偏向孙女。加根红梅有时也教训欣欣几句，都无关痛痒，毕竟她年龄小一些。大人的偏袒，助长了欣欣的嚣张气焰。她由被动挨打开始主动出击，有时故意去欺负两个姑姑。

加叶毕竟大些，忍气吞声地让着。

加花可不愿意受那窝囊气，稍微吃了一点儿亏，就要凭身强力壮进行报复。

挨了揍的欣欣满地打滚。

王厚义就拿起鸡毛掸子，把加花撵得像燕子飞……

闲聊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就会讲述他们来江汉农场这几年的生活，讲他们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每次谈起这些话题，他们都要说到春芝。

王厚义说，春芝两年前就改嫁了。男人也是砖瓦厂的，姓吴。改嫁后的春芝，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对王家的人总是不理不睬。平常上班碰到了，也不打一声招呼。她还不许大辉小辉与王家人来往，想让两个儿子把生父厚德这边儿的亲人彻底忘记掉。

胡月娥谈起春芝，更是怒不可遏，气得脸色发白。她说，厚德死后，大家都很同情春芝，接济她，关心她，帮助她，但春芝总是闹神闹鬼，说厚德阴魂不散，在家里又哭又闹。后来她与姓吴的勾搭上了，想改嫁又不与哥哥嫂子们商量，直到生米做成了熟饭，才通知大家去参加她们的婚礼。

“这也罢了，新社会婚姻自由嘛。再说，她那么年轻，我们未必还让她守一辈子寡不成？但她不该改嫁后，总是糟践你四叔，不该阻止大辉小辉与我们来往。春芝总是在外人面前讲，姓吴的如何聪明，如何能干，如何会赚钱，比你四叔强一百倍。其实呢？二百五一个！大辉和加叶在一所学校上学，小辉和加花也在一个幼儿园。春芝总是不准他们在一起玩。有一次，加花从家里带了两块蛋糕给小辉，春芝知道后，把小辉死打了一顿。第二天，小辉的屁股都肿了，走路都是慢腾腾了，真是可怜！”

听到这些，王加根将信将疑：春芝会变得这样不近人情？

他想抽个时间去拜望春芝，因为毕竟是他四婶娘，春芝的娘家与他家又是远房亲戚。他来一趟汉江农场不容易，不去看看春芝婶，似乎有点儿不近情理，也说不过去。

王厚义听过儿子的话，沉默了一会儿，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

胡月娥考虑的却是另一层：“去去也好，免得春芝总是糟践我们。她常在外人面前讲，加根这些年不来农场，不认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儿子媳妇其实是一个样儿。你们这一来，给我们争了面子，也可以堵堵她的臭嘴！”

腊月二十四，王加根和方红梅吃过早饭，一起前往春芝家。

春芝和现任丈夫都是砖瓦厂职工，与王厚仁住在一个宿舍区，相隔有五六排房子。王加根一路打问，来到春芝家门口。

门虚掩着，他敲了敲，没听到动静，便自行推开了。

客厅里没人。往里走过一个房间，还是没人。出后门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搭有厨房和柴草房。

“有人吗？”王加根大声问。

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从厨房里冒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纽扣掉光了的旧棉袄，袄面荡刀布一般，已辨不清是什么颜色。他左手提着一个小木桶，右手在木桶里搅动着。见到家里来了陌生人，他惊疑地放下木桶，想说话又没说出来。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比哭还难看。他双手不住地搓着。已经露出棉絮的右手袖口，摆着几根布条条，布条条上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那冒着热气的小木桶里，装有半桶猪食。

“你是吴叔吧？我是大辉小辉的堂哥，从孝天来的。”王加根也有些紧张，说话语速极快。

那男人抬起袖子擦了擦嘴角流下的口水，笑容倏忽消失，快步走到大门口，扯起嗓子喊道：“大辉！小辉！”

很快便飞回两个小男孩儿。

大辉小辉模样儿变化很大，王加根已经认不出他们。两人穿着破烂，缩头缩脑，怕见生人，没有小时候活泼可爱。大辉脸上似乎有些浮肿，眼角沾有眼屎。

“去把你妈喊回来！”那男人对着两个小孩儿吼道。

大辉小辉很快便消失了。

“你春芝婶打豆腐去了，马上就回来。你们随便坐。”那男人说完，又回到后院子，继续搅拌猪食，喂猪去了。

看着眼前的男人，回想起四叔厚德，王加根心里五味杂陈，对春芝婶又多了一分同情。

过了一袋烟的工夫，春芝回了。

见到王加根和方红梅，她笑了笑，招呼他们坐，又叫老吴替她去磨豆腐，然后进厨房打开煤炉子，准备为煮面条招待客人。

加根和红梅推辞，但她执意要煮。

春芝切腊肉的时候，加根到厨房与她聊天。

春芝问加根教书忙不忙，还在与妈妈通信没，有没有去过妈妈那儿。她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厚仁、厚义、厚道和三个妯娌，也没有说起现在的家庭生活。

腊肉面条煮好后，春芝给加根和红梅各盛了一大碗，又叫大辉去喊老吴回来吃饭。

大辉出门不久，又噘着嘴巴回来了，嘟哝着：“他不吃。”

 春芝于是盛好一碗面，让大辉送到豆腐铺去。

“腊月三十让大辉小辉到我们那儿吃年饭，然后一起去给四叔上坟。”王加根想起了父亲委托他办的事情，就提议。

春芝迟疑片刻，回复道：“上坟可以，吃年饭就免了。你们大老远来农场，按说我应该接你们。哪儿又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大辉小辉又不懂事，大年三十的，闹得你们不安宁，反而不好……”

王加根说没关系，也不麻烦。这些年没见面，今年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理应在一起吃顿团圆饭。

正互相客套的时候，大辉端着面条回来了。他把那碗面搁在桌子上，什么也没说，端起自己的那碗吃。边吃边抽泣，泪水如断线的珠子，直往碗里面掉。

王加根不好过问。

春芝也沉默着，没有作声。

吃罢面条，王加根和方红梅就匆匆告辞。

路上，方红梅说，加根与春芝聊天的时候，大辉小辉都围着她诉苦。说他们的新爸爸只喜欢妹妹，不喜欢他们。妹妹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他们什么也没有，还经常挨打。妈妈春芝也向着新爸爸，不允许他们去大伯二伯家玩儿。

说不清因为什么，王加根的心情很沉重。他和大辉小辉本没什么来往，也谈不上有感情，平日提到和想到的时候都不多。那么，又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如同关心自己一样关心他们呢？

方红梅问王加根，有没有向他父亲提借钱的事情。

“还没。”王加根如实回答。

方红梅立刻拉长了脸，提醒道，银行马上就要关门放假，再不提借钱的事，就取不出钱来了。

看来这件事情捱不过去了。他们既然为借钱而来，借不到钱，方红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腊月二十四，家里准备过小年。

王厚义说，晚上多弄几个菜，好好喝几盅。

胡月娥满口答应：“把你儿子带来的好酒开一瓶，你们父子俩一醉方休。”

晚餐的气氛很好。王厚义从提起酒杯开始，嘴就不闲着。

他说，住在工棚里挤了点儿，但也有不少有利条件。电是直接从制砖车间接过来的，没过电表，不交钱，电炉子可以随便烧。职工宿舍区不让喂鸡，而这里喂鸡没人管；另外，还可以开荒种地。

“你们看见没？房前那片菜园子就是我开的。屋后面的塘埂子上，每年我都要栽一些南瓜和丝瓜。大块儿的地方种芝麻、种花生、种黄豆，臭水沟里还能栽芋头。这些收入加起来，比工资还高呢！”

胡月娥絮絮叨叨，说她刚来农场时，不会做砖坯和瓦坯，春芝总是故意为难她，出她洋相。

王厚义打断她：“别说春芝了！说点儿高兴的事情。过小年嘛，总把她挂在嘴边儿，扫兴。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

 一听说讲笑话，欣欣直嚷嚷：“爷爷快讲！我最喜欢听笑话。”

王厚义喝了一口酒，给欣欣夹了一块鸡肉，就讲起来：“这个笑话还是你爸小时候的事情。有一年夏天，天热得不得了，我在厢房里搭了一个铺，和加根就在那上面睡。为了通风凉快，后门敞开着。有一天睡到半夜里，我一觉醒来，发现加根不见了。我在屋里到处找，也没见着人。我吓坏了，以为是被狼叼走了——王李村离双峰山近，经常有豺狼进村子。我把胜枝的爸妈喊起来，一起出去找。大家提着马灯，打着手电筒，在村子里到处找。找了一两个钟头，还是没有找到。”

欣欣紧张得眼睛瞪得大大的。

加叶加花不吃不喝，想知道最后的结果。

“你们猜他到哪儿去了？”王厚义故意卖关子，“找来找去，最后还是在床上把他找到了。床与墙之间有个空当，他就滚进那空当里，被帐子兜着。我们急得不得了，他一个人在那里睡得正香。你们说好笑不好笑！”

三个小孩儿果然都笑了。

胡月娥和方红梅也笑了。

王加根低着头喝酒吃菜，不以为然。这故事他不知听过多少回，早就听厌了。等大家情绪稳定下来，他郑重其事地喊了一声“爸”，然后，非常艰难地提出了借钱的想法。

空气骤然间如同凝固了一样。所有的人都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屋子里安静得让人心慌。

三个小孩儿吃饱肚子后，跑到外面玩去了。

王厚义闷闷地喝下满满一盅酒，清清嗓子，咳嗽了一声。

“卖房子的这笔钱，我一直不敢动。”他说，“这是祖业，我不愿意背败家的骂名。去年大川找工作，你大伯找我借钱，我没有借给他，到现在还对我一肚子意见。现在你们有难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钱我也是准备在你们困难的时候，给你们用的。”

“我们只是借。”王加根重申，“两年之内，一定还清！”

“什么借不借，又不是外人。”王厚义说。

接着，他从白素珍争夺房产，为什么卖房，来农场后的生活，娓娓道来。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说到悲伤处，还泣不成声。

王加根没料到，父亲也有这么多的委屈和苦情。

“钱在银行里存着，五年死期，还没到期，也不知取不取得出来。”王厚义突然抛出这个难题。

“定期存款凭身份证可以提前支取。”王加根果断地回答。

“可我和你妈都没办身份证。”

“没身份证，让单位开个证明也可以。”

王厚义低沉着声音回答：“那就行，我明天去找厂长开证明。”

事情这样说妥了，方红梅心里的石头也算落了地。

第二天上午，王厚义把证明开回来了。

王加根准备和父亲一起去银行，王厚义却说：“钱没存在江汉农场，是交给你三叔存的，在汉南那边儿的银行。”

王加根一听，非常懊恼。父亲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他真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暂且相信吧，那样的话，只有等过年后去汉南了。

除夕那天，厚义夫妇俩早早地起床，吃过早饭，就开始筹备年饭。他们翻出家里的各种干鲜菜，该洗的洗，该浸的浸，该切的切，该煮的煮，该炖的炖，想方设法把这些菜拼成盘儿、凑成碗儿，力争把年饭席办得丰盛体面些。

为了展示厨艺，王加根主动提出掌锅铲把儿。他腰上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对其他人呼来唤去。其他人跑进跑出，脚不沾地。

王厚义说，来农场四年了，只有今年才是真正的团圆年。他坐在灶堂前烧火，红红的火光，映在他刻满皱纹的脸上，油光发亮。他左手握着早烟袋，右手不时用火钳从灶堂里夹出炭火，燃着烟丝，悠闲地吸着，鼻孔和嘴里冒出乳白色的烟雾。

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方红梅带着加叶、加花和欣欣，一起出去接客。不过，他们只接到了厚仁夫妇和小川，没有看到大辉小辉。

他们去春芝家时，门上一把锁。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人回，问邻居，别人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

“有意回避的。”胡月娥分析，“不来就不来！娃娃够多的了，再多两个，更是闹死人。”

老老少少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王加根首先给每个人盛了一碗排骨藕汤，说是先打底子，好喝酒。

菜很丰盛，桌面被大碗小碟盖得满满的，连放酒杯的地方都没有。厨房里还搁着好几碗菜没有端上来。

厚仁两口子不住地称赞。王厚义胡月娥则一个劲地客套，说比不上大哥家菜的味道好。

王加根一会儿说这碗菜是他最拿手的，一会儿说那碗菜是他的保留节目，引导大家尝这品那，但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被油烟子呛过之后，食欲本来就差，喝了一碗排骨藕汤，也没有食欲了。

散席的时候，好多菜都没有吃完，有的连筷子都没有动。大家正准备收场，大辉小辉推门进来了。

王厚义连忙拿筷子拿碗，夹菜他们吃。

大辉说，他们去总场买东西，回来后，他妈就让他们过来了。

等他俩吃饱后，王厚义就带着他们前往公共墓地，给厚德上坟。因为祭祀的东西多，王加根也拿着鞭炮、烧纸和线香跟着一起去。

路上，大辉小辉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完全不像是去上坟，倒像是去看红火热闹。

王厚义把他俩叫到自己身边，问他们长大后姓吴还是姓王，问他们记不记得前一个爸爸的模样，想不想他……

孩子们的回答，自然都是迎合大人的。

王厚义就欣慰地笑着，把口袋里的西瓜籽掏出来给他们吃。

看到这些，王加根又想起了小时候，厚义对他进行的相同教育，想起了白素珍要他改姓，被他拒绝时那凶神恶煞的面孔。

唉，姓氏不过是一个符号。当父母的怎么都那么在意呢？一个人爱什么，恨什么，并不是姓氏能够决定的。大辉小辉年龄尚小，他们长大之后，是倾向吴家，还是倾向王家，不确定性太大了。眼下的表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王厚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大辉小辉说王家好，说生父好，他就高兴得心花怒放。看到大辉小辉虔诚地趴在厚德的墓碑前烧纸、磕头，厚义居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正月初四，是商量好去汉南厚道家的日子。

加根一家三口先到厚仁家和春芝家告辞，然后和王厚义一起，冒着大雪，爬上了开往汉南的长途汽车。

汉南区隶属于武汉市管辖，区政府所在地叫纱帽镇。他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黄昏时分。

王厚道对二哥和加根一家三口的到来倍感意外，但还是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女主人更是喜得不得了，拉出两个女儿，与王加根和方红梅相认。大家聚在客厅里吃糖果、嗑瓜子、拉家常。这些年没有来往，值得回忆和互相介绍的东西太多了。

王厚道已经荣升汉南区宣传部副部长，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话特别多，如同开闸的洪水，关也关不住。他和厚义一直在议论厚仁，还有春芝。言辞中，除了责备和挑剔，就是痛恨和谩骂。

王加根在一旁听着，特别不舒服。都是自家亲人，何必那样苛求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转移到借钱上，但话到嘴边儿，又没说出来。

接着，菜就端上了桌，又吵吵嚷嚷地开始喝酒吃饭。

饭后，坐在客厅着喝茶聊天。王加根这才开门见山，说明了借钱的意思，并反复强调，钱只是暂时借用，缓解一下眼前的困难。

“你们再怎么难，总比你爸的日子好过一些吧？”厚道居高临下地提示，“你们这次到农场去也看到了。”

王加根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爸肯定也希望我们过得好。”

“你爸希望？那是你爸的高姿态。你们做后人的，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厚道训斥道，“你爸把你抚养成人，供你成家立业，已经尽到责任了。现在轮到你们孝敬他了！你们应该尽可能地让他和你们保持同一生活水平。你们有什么家具，就应该给他买什么家具！你们穿什么衣服，就应该给他买什么衣服！你们吃的用的什么，就应该让他拥有什么！”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开始发毛，忍了又忍，还是没有忍住，就反问道：“三叔，你说的这些都不错，可我怎么觉得，你只是拿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爷爷奶奶在世时，你穿呢子大衣，他们怎么穿的是破棉袄？你住三室一厅的大房子，他们怎么住的塌墙烂院？你吃酸的喝辣的，他们怎么在你家里连一口饭也讨不到？最后还是我爸为他们养老送终？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比我爸要强一些，但与同龄人相比，我们寒酸得不能再寒酸。我们借钱，也不是为了过奢侈生活，只是想拥有一部早已普及的电视机，难道这也过分吗？”

本来咄咄逼人的王厚道，听到这儿语塞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加根又问父亲：“你老还是表个态，这钱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王厚义嗫嚅道：“那就要看你三叔的意思了。”

方红梅也生气了，质问公公：“这钱到底是您老的，还是三叔的？我们向您老借钱，怎么要看三叔的意思？”

王厚义哑口无言。

王厚道食指中指夹着香烟，猛吸了几口，又慢慢地向外吐，脸上似笑非笑，显出嘲弄的样子，决绝地说：“这个钱谁也不能动！这是你爸的养老保障金。”

王厚义马上附和：“也不只是我，还有你后妈和加叶加花。我年纪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们靠谁去呀？”

话说到这份上，加根觉得再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养老保障金——也就是说，父亲根本就没有作他这个儿子的指望。王厚义的后半生，还有他老婆和两个小女儿，依靠的是那笔王家祖业换来的五千多块钱！

方红梅眼睛都气红了，紧咬下唇，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王加根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坐轮船到武汉，然后转火车回花园。他抱起熟睡的欣欣，不顾父亲的劝阻，走出了厚道的家门。方红梅跟在他后面，一家三口冒着隆冬凛冽的寒风，走过纱帽镇深夜冷冷清清的街道，前往长江码头。

长江沿岸，夜幕下的点点灯火忽明忽暗，如游动的鬼火一般。

江风呼啸，他们不时打着寒颤，在茫茫黑夜中，寻找着客轮停靠的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