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带女儿去保定的这段日子，老婆竟然会自作多情地暗恋别的男人。

他们父女俩乘坐火车从保定回到牌坊中学时，方红梅也刚好结束面授学习，从孝天城回到了家里。

小别胜新婚。那天晚上，为了让王欣快点儿入睡，夫妻俩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放轻音乐，一会儿唱《摇篮曲》，好不容易把王欣引入梦乡。确认孩子已经熟睡，两人便急不可耐地亲热，了却这段日子的相思债。亲热过后，方红梅双肘支在加根结实的胸脯上，手托着下巴，突然泪流满面的抽泣起来。她哽咽着，哭着道歉，说自己对不起老公，因为在这次面授学习期间，她的感情分了神儿，单相思地喜欢过外县的一个男学员。

王加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万分惊诧，好像突然间不认识老婆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

道出内心的小秘密，方红梅似乎一下子轻松了，表现得坦然自若，非常平静地向王加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她以往参加面授学习，打交道的都是来自本县市的函授学员。大家在同一个县市工作，由同一个辅导员带队，因此显得比较亲近。而外县市的函授学员，尽管一起上课，一起就餐，彼此之间没什么交往，至多碰到了点个头、打声招呼。女函授学员人数少，不同县市的经常被安排在一起居住，彼此还算认识，方红梅与她们相处得也不错。不过，对于外县的男学员，她从来没有打过交道。

这次面授的情况与以往也差不多。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正值就餐高峰时段，餐厅里没有多少空位子，一个外县男学员就与方红梅坐在了一张餐桌上。

那男学员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显得比较老成。他坐下之后，先自我介绍，又主动与方红梅搭讪。

两人开始了交谈。

第一次与陌生男子近距离接触，方红梅神情显得慌乱，有点儿局促不安。她回答问题比较简短，声音发颤，非常不自然。

跟她交谈的那个男学员恰恰相反，思维敏捷，说话不紧不慢，言语风趣幽默，声音极有磁性。

因为这次交谈，方红梅记住了这个男学员，知道他叫蔡东明，来自应城县第二高级中学，也是语文教师。而且，蔡东明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她脑海中。上课或者吃饭的时候，她开始在人群中搜寻蔡东明的身影。在她眼中，蔡东明身材高大魁梧，相貌英俊潇洒，言行绅士得体，举止风度翩翩，身上全是优点。目之所及，常会让她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太帅了！生活中竟然有这样的极品男人。

“他结婚了吗？从年龄上看，他应该已经成家，并且做了父亲。那么他老婆是干什么的？长得好不好看？能够拥有这么优秀的丈夫，肯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方红梅天天这样胡思乱想，后来竟然为这个不相干的男人吃不香、睡不好，经常在梦中与他相会。

“我这是怎么了？我们只能算一面之交。未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见钟情？可我是有家庭、有老公、有孩子的已婚女人啊！我不爱自己的老公了么？我移情别恋了么？”这样扪心自问，方红梅常会产生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觉得对不起王加根。

她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个蔡东明，但脑子又不听使唤，难以控制感情的洪水放纵奔流。

“有时，我真想主动去找他，说出对他的暗恋。”方红梅显出非常痛苦的样子，一脸诚实地对王加根说，“我整天像神经病一样，其实是自作多情，别人什么都不知道。这种单相思的痛苦折磨得我好难受。我想，要是向他讲出来，或许会觉得好受一些。但真正看到他时，我又没有勇气这么做。我怕被他拒绝，遭到耻笑。更害怕因为一时头脑发热，做出荒唐的事情，招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我真的好难受。”

听过老婆如泣如诉的陈述，王加根心里五味杂陈。

首先当然是愤怒。他觉得方红梅不可理喻，认为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不过，他并没有责备方红梅，连一句不满的话都没有讲。

睡在旁边的王欣突然哼了一声。

两人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慌慌张张地穿好内衣。

王欣并没有醒，也没有睁开眼睛，可能是在做梦，小脸上浮现出非常安详的笑容。

王加根为女儿拢了拢毛巾被，又把老婆揽入怀中。

他抬起手掌，抹了抹方红梅脸上的泪水，轻轻地揪住她的鼻子，用委屈的语气嗔怪道：“没良心的东西！我和欣欣天天想你，欠你欠得发疯。你倒好，不想我们也就罢了，还去想别的男人。”

方红梅苦涩地笑笑，不好意思地把脸贴在王加根的胸口上，撒娇地哼哼着向老公道歉，又说了一声“对不起”。

第二天，方红梅就带着女儿回了娘家菜园子村。

王加根一个人留在牌坊中学补课。送走老婆和女儿，留在心上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他的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心如刀绞一般难受。他不怀疑方红梅的坦率和忠诚，但还是有一种大厦将倾的危机感。

已婚女人爱上别的男人的事情在小说中并不少见。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小说里的包法利夫人，《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这些红杏出墙的女人，有的是主动投怀送抱，有的是被男人缠得没办法而缴械投降。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婚姻有不满意的地方，家庭生活或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

现在，方红梅也试图追随那些堕落女人。这说明她和王加根之间可能也出现了问题。意识到这一点，过往就在王加根脑海中如同放电影般浮现，促使他开始认真地检视和反省。

他和方红梅是师范学校同学，同班同桌，两人恋爱完全是出于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恋爱的基础只有爱情，不存在金钱、地位、权势或其他庸俗势利的东西。为了能够走到一起，他们排除各种干扰和阻碍，甚至不惜牺牲亲情和友情。结婚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后来又遭遇生小孩难产、大人患病等多种灾难，夫妻俩并无悔意和怨言，而是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含辛茹苦，相互帮扶着过光景，并且一直在为改变现状而努力。眼下，他们都成了牌坊中学骨干教师，工作能力和业绩得到普遍认可。奔文凭也比较顺利，王加根有望下半年拿到专科文凭，方红梅再过一年半就本科毕业。他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既定目标迈进。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两人对未来满怀憧憬和希翼。坚贞不屈的爱情，积极向上的态度，拼搏进取的精神，温馨和睦的家庭。没什么问题呀！

莎士比亚说，得到爱情就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一切财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王加根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会不会是外界的影响，让方红梅心理上产生了变化？

一个人在恋爱和结婚时往往是很感性的，为了至高无上的爱情，鱼死网破，奋不顾身，但真正成家之后，过起日子来就会回归理性。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生儿育女，柴米油盐。这些实实在在的需求，开始取代“爱情”。女人到这个时候才会明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方红梅对婚后生活的不满意，当然不是因为没衣穿没饭吃。两个公办教师组成的家庭，温饱还是不成问题的。她失落，主要还是由于攀比心理引起的。

如果她没有读本科函授，没有外出参加面授学习，一年上头关在学校里唱“园丁之歌”，不接触外面的精彩世界，或许她会和牌坊中学大多数教师一样满足，自得其乐。问题是，她走出了牌坊中学，去过更大的地方，认识了更多的人，知道了更多的事情，产生了更多的欲望，对生活就有了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她并非不切实际地胡思乱想，也不是贪得无厌地“这山望着那山高”。她的参照系或者说攀比对象，就是师范的女同学和函授的女学员。池中月、马静、岳小晶、王莉，这些与她能力和水平差不多的女同伴，一个个都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为什么唯独她走不出农村？她也是凭本事考上的师范学校和本科函授班，为什么衣食住行处处不如人？

每次参加面授学习，看到其他女学员穿的衣服、背的包包、戴的首饰、用的化妆品，方红梅都望尘莫及，因此自惭形秽。而一旦听到她们谈论家庭、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她只能沉默不语。别人住楼房，看彩电，听组合音响，用空调、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别人的公公有权有势又疼媳妇，丈夫英俊潇洒且无微不至地爱妻子。别人的孩子三岁前能进托儿所，三岁后能进幼儿园，星期天能跟着爸爸妈妈逛公园，平时爷爷奶奶争着带，外公外婆抢着疼……

而她呢？公公婆婆倒都是“双份”，但没有一个真心实意喜欢她，更没有谁能够帮助她。丈夫和她一样，只是个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要样子没样子，要条子没条子，教书没教出名堂，写作没写出狗屁。工作好几年了，仍然呆在孤坟野庙一般的农村中学。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还没有一个摆地摊的小贩收入高。菜一买，柴米油盐一买，别说买新潮服装高档化妆品，给孩子买水果零食都得精打细算。一日三餐，缝补浆洗，扶侍丈夫，照料孩子，再加上辛苦工作，她天天如陀螺一般地旋转，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人面黄肌瘦，皮肤粗糙，和女同伴们在一起，总是不好意思伸出手来与别人相比。

方红梅最感痛心、最觉得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女儿。

欣欣出生时遭遇难产，经三天三夜垂死挣扎，才来到这个世界。不满周岁就断了奶，和大人一样吃粗茶淡饭。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单另为她做吃的。能走会跑了，又只能在没有小伙伴的“大人王国”里生活，傻乎乎地在孤寂的校园里面东游西转。每次带她去花园镇，遇到同龄的小朋友，她总是高兴得手舞足蹈，玩得不想离开。大人见状，难过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

一想到女儿的悲惨境况，方红梅心里就绞痛，叹息她们母女俩命苦。她们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还不是因为家里的男人没本事！她坚定不移地认为，王加根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作为丈夫和父亲，你不能让老婆在外人面前昂首挺胸，你不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环境，那就是无能！你自己受苦受累活该，但不应该连累老婆和孩子。无数次，方红梅把满腔的愤怒和怨恨泼向王加根，甚至恶毒地骂他“白占了一个男人指标”。

因为心怀不满，曾经在方红梅眼里完美无缺的男神，现在浑身上下都是毛病。身高只有一米六五，那么矮，还上身长下身短，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走路老爱迈“外八字”，又不注意抬头收腹挺胸，佝着个腰，像个小老头儿；没有胡子，皮肤太白，奶油书生味太重，没有高仓健、达式常、王心刚那样的男子汉风度；性格倔犟，脾气又臭，不会体贴人，总是要老婆来哄。

想起这些，方红梅气就不打一处来，甚至常常骂自己当初瞎了眼睛！平日只要与王加根闹矛盾，吵架之后打冷战，她就不想在家里呆了，盼望着早一点儿出去面授。面授学习快结束时，其他女学员归心似箭，她却显得很平静。尽管对女儿满怀思念，但想到回家之后又要置身于那种孤寂破败的环境，开始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就不寒而栗，希望面授的时间能够延长。

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函授学员们也会谈到爱情、婚姻和家庭。她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爱情需要更新。看到池中月如换衣服一样地换男朋友，看到已婚男女学员逢场作戏，暧昧调情，方红梅起初嗤之以鼻，后来观念似乎发生了改变。有时，甚至为没有男学员向她讨好、与她约会而感到自卑。

当王加根对她的堕落意识予以声讨时，她还振振有词地反问：“你并非我的靠山，也没有带给我幸福，连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都难以提供。除了丈夫的名义，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忠贞不渝？你有哪一头值得我为你守身如玉？”

王加根被噎得哑口无言。

不过，他相信方红梅只是说说而已，绝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可这次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方红梅不只是牢骚、愤懑、烦恼、痛苦和矛盾，而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心里惦记着别的男人，甚至想过主动向别人表白。

怎么办？怎么办？面对这种危险苗头，王加根往日的自信瞬间土崩瓦解。他会采取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劈头盖脸地臭骂？恼羞成怒地教训？痛哭流涕地央求？苦口婆心地劝说？失去理智的拳脚相加？或者主动提出离婚？

显然这些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他并不认为老婆“安娜式走神儿”全部是老婆的错。作为丈夫，不能让老婆在外人面前扬眉吐气，那就是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作为父亲，不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那就是不称职的父亲。想到这一点，他感觉万分的羞愧、内疚、苦恼和难受。能用什么办法改变现状？怎样才能让老婆孩子过上好一点儿的光景？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可眼下，既无钱财，又无门路，学历平平，才疏学浅。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王加根有时想，如果有谁能够把方红梅调到孝天城或者花园镇，能够帮忙解决女儿上幼儿园的问题，他宁愿倾家荡产，奉送家里的所有。但转念一想，他家里的所有东西加在一块儿，也值不了几个钱，别人未必看得中。

“那就让我卖肾吧！就算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一筹莫展的时候，王加根也想过离婚。既然没有能力让老婆幸福，那就放手嘛！何必两个人捆在一起难受。要是他们没有孩子，他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可现在不行。他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知道“没妈的孩子”或者“没爸的孩子”该有多么可怜。

他不能让欣欣步自己的后尘。就算含垢忍辱，也要让女儿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开学没几天，牌坊中学就出了一件大事情：体育教师程彩清被公安局抓走了！

警察来抓人时，还抄了他的家。现场搜出三个存折和八百多元现金，还有麻将、长牌、牌九、骰子之类的赌具。

这件突发之事自然成了爆炸性新闻，在牌坊中学以及周边的学校及乡村传播，并迅速扩散到整个花园地区。

程彩清涉嫌赌博犯罪，既聚众赌博，又参与赌博，据说有可能要判刑。打麻将也会坐牢？人们在议论纷纷的同时，感到无比惊讶。平时有人打麻将被公安局抓到，至多交几个罚款，或者被拘留几天，没有听说谁因为打麻将坐牢的呀。眼见程彩清倒了霉，熟悉或认识他的人表现也各不一样。有的兴奋，有的同情，有的惊恐，有的担心。特别是那些曾经和他同场竞技、参与过抹牌赌博的牌友，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拨萝卜带出泥，把自己牵扯进去。

程芸的表现却让人匪夷所思。

按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一个女人早就吓得魂飞魄散，要么伤心欲绝地以泪洗面，要么关门闭户羞于见人，但程芸看上去却非常平静。她既没有回娘家诉苦，也没有回婆家避难，仍然带着两个女儿住在牌坊中学。白天她故意敞开大门，把家里的录音机打开，播放节奏感极强的流行歌曲，让音乐在校园里飘荡，有时还随着音乐哼唱几句。出门提水、洗菜、涮衣的时候，横眉鼓腮，吊着个脸，见到谁都不理不睬，似乎牌坊中学所有人都成了敌人。在家里拖桌子、搬凳子、开门、关窗户格外下劲，弄得乒乒乓乓作响。隔不了一会儿，她就抄起家里那把高梁穗编成的笤帚，打扫家门口的卫生，故意弄得尘土如浓烟翻滚，随风飘进邻居家里和初一年级两个教室里面……

遇到这种没素质的邻居，王加根和方红梅感到很无奈。

讲道理肯定毫无用处，他们也就不去与她计较。平心静气地关上自家门窗，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只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他们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因为暑假期间得到一个坏消息：腊梅今年高考又名落孙山。不过，她的总分数距中专录取线相差不远，还有希望上自费中专。定向录取学校为孝天地区财贸学校，需要一次□□纳学费一千五百元。

面对这么大一笔费用，家里两位老人愁得头发又掉了不少。

腊梅哭天抹泪，说不去上自费中专了，要么继续复读，要么回家种田。可复读同样要花钱，还不知复读一年之后又会是什么结果。更主要的是，这女子读书眼睛都快读瞎了，继续在高中拼命，恐怕身体吃不消。如果回家种田，那十几年的学不是白上了？

两个老人商量后达成共识，砸锅卖铁也要送腊梅去上自费中专。他们把今年新收的棉花全部卖掉，接着开始找亲戚朋友借钱。另外，腊梅考上中专是喜事，家里可以过客，能够从亲戚朋友那里收到一些份子钱。把卖棉花的钱、借到的钱和有可能收到的礼钱加在一起，估计能够凑到一千元。

“剩下的五百元钱就拜托你们了。”方父对正在娘家过暑假的大女儿红梅说，“你回去跟加根商量一下，无论如何要帮帮你妹妹。敬武以后就不用你们管了。他不是读书的料子，让他回家种田。我和你妈养了你们兄弟姐妹四个，不能说身边一个也不留啊。”

方红梅面有难色，没有马上答复父亲。

家里有多少积蓄，她心里很清楚。就算倾箱倒箧，他们也拿不出五百块钱来。欣欣出生后，他们才还完欠学校的账债。接着就商量着应该给女儿存点儿钱，以备将来读书上学或者有其他急需时用。

钱就是这样，放在手里不知不觉就花掉了，存钱必须下狠心。他们到银行去咨询，别人向他们推荐了“零存整取”业务。每月固定存上一笔钱，可以约定存一年、三年或者五年，到期后一次性支取本金和利息。这种存款方式五元起存，利率按整存整取打六折计算，比活期存款要高得多。夫妻俩咬咬牙、狠狠心，决定每月存三十元，约定存期为三年。三年期满后，存款就能够突破一千元。

就这样，从欣欣满百日的那个月起，王加根领了工资就往花园镇银行跑，首先到把那三十元钱存下，再安排其他花销。算下来，他们已经存了一年零两个月，存折上应该有四百二十元钱。这就是她和王加根参加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现在让他们全部拿出来，她的确有点儿心疼。况且，就算全部给腊梅，也凑不够五百元，还不知道王加根会不会同意。

“姐！你和姐夫帮帮我。我将来会报答你们的。”腊梅红着眼睛开了腔，补充道，“全当是我向你们借的，等我工作了再还你们。”

方红梅听到这儿，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说：“我们尽力吧！我们也没这么多钱，还是得找人借。等我回家后，和你姐夫商量一下怎么弄。反正自费中专报名要等到十月份，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开学这几天，王加根和方红梅一直在为拿不拿这五百元钱闹矛盾。各人摆各人的道理，达不成统一意见。自己的心都操不完，他们哪儿有心思管两旁世人的闲事？

程彩清抓走的第二天，程芸找过牌坊中学代理校长张仲华。要求学校领导出面，去公安局把她男人弄出来。

张仲华不加思索地拒绝了，并提醒程芸：“这不是治安处罚，是刑事案件！程彩清已经触犯了刑律，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学校出面说话根本就不起作用，还会落个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

“抹牌赌博又不只我们家彩清一个人！凭什么其他人都没事，只抓他一个人？”程芸理直气壮地反问，“要倒霉大家都倒霉！学校不管是吧？我也不会让你们有好日子过。就算枪毙我们家彩清，我也要找几个垫背的。”

接下来，三天两头就有人被公安局叫去协助调查。

这些人都是曾经在程彩清家里抹过牌、赌过博的。一旦被请去了，就不能利利索索地回来。公安局一定要家属去交罚款赎人。

牌坊中学有好几个教师被请去过，包括邹贵州、赵乾坤、张仲华和借调到孝天市教委工作的丁胜安。还有其他学校的教师，以及花园镇和附近村庄的赌徒。这些人明知道是被程彩清两口子“出卖”的，因此对这一对狗男女恨之入骨。他们交过罚款、写过悔过书、灰头土脸地回来后，见着人就骂程彩清和程芸不是东西。

“检举吧！举报吧！报出的人越多，说明你程彩清赌博的次数越多，影响的范围越大，你的罪行就越重。自以为罪不罚众，其实是他妈的蠢猪！”邹贵州谈起疯狂报复的彩清两口子就恼羞成怒，这样发表自己的观点。

那些侥幸还没有被公安局传唤的“漏网之鱼”，见到程芸就绕道儿走，唯恐避之不及，不敢与她靠近。

只有王加根和方红梅平静如常，安然无恙。他们从不染指抹牌赌博，一次也没有参加程彩清家的狂欢，因此不担心警察来找他们。

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看到程芸如过街老鼠，人人见了都讨厌，想起这婆娘往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恶行，方红梅还有点儿幸灾乐祸，觉得大快人心。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人在做，天在看。上天还是长着眼睛的！”她像个哲人般地总结。不过，提起弟妹升学考试的事情，她又抱怨菩萨不开恩。

妈妈那么虔诚地去木兰山烧香，腊梅和敬武还是一个也没有考上。敬武落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家里人都没作他的指望。腊梅没考上，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她初中四年，高中四年，加上小学五年，已经读了十三年的书，今年又是第二次参加高考，怎么会连中专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达到呢？

经过无数轮唇枪舌剑的争吵，王加根还是顶不住老婆的软硬兼施，缴械投降，答应赞助腊梅五百元学费。他去银行提前支取了那笔零存整取存款，又交出母亲送的那一百元钱。凑够五百元，送到了方湾菜园子村，交给小姨子。

贡献出这五百元钱，他们又成了穷光蛋。仅剩下的几十块钱，得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下个月工资要等十几天之后才能发。马上就是中秋节，也没办法给父母买点什么。面对窘境，他难免心生怨恨。

王加根觉得，岳父母对子女厚薄不均，心太狠，不体谅他们。似乎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在教书，就富得流油，动不动就起心盘剥他们。而对家里的长子方敬文，却总是有求必应。无论敬文的需求合理不合理，他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满足。纵容儿子在外面恣意挥霍，搞得家里如狗子舔过一般干净。现在到了腊梅上学要花钱的时候，又把难题抛给他们。

方红梅也是一样，遇事只为她娘家人着想，完全不顾他们的小家庭。有这样的岳父母和老婆，给欣欣存钱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为了那每个月三十元的存款，这一年多他们节衣缩食，可以说是从牙缝儿里省出来的一点儿血汗钱。看到方红梅每天要洗一大脚盆衣服，如服苦役一般地在搓衣板上挥汗如雨，王加根曾想过买一台洗衣机，让她不至于那么辛苦和劳累。可买洗衣机的话，零存整取的计划就会泡汤，因此他还是狠着心忍住了。现在倒好，洗衣机没买成，存的钱也没有了——连银行账户都销了。

“去他妈的！以后再也不存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何必苦了我们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花个精光，免得老是让人惦记。只有我一个人为小家庭着想，想好也是好不起来的。等这个月工资发了，多少给父母寄点钱。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我们总得表示一点儿心意。”想起母亲和继父老马，王加根满怀感激和歉意。

送他和欣欣回湖北的那天，在保定火车站候车室，白素珍突然问加根：“都要回家了，你怎么不向我提欣欣上幼儿园的事情？”

王加根惊讶地望着母亲，有点儿纳闷儿：“您是怎么知道的？”

白素珍回答：“你到保定没几天，我就收到了方红梅的信。我知道了你们父女俩此行的目的，可你为什么一直不对我讲呢？”

王加根如实相告，看过家里的情况，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说了只会让老人更加为难，因此就没有提。

“那你回家后如何向红梅交待？”

“实话实说。我相信红梅是能够理解的。”

听儿子这么讲，白素珍也很感动。

她说，家里的情况加根也看到了。加枝远走高飞，跑到美国去之后，再也不管家里人的死活。出国两年多，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甚至连信都懒得写。马杰工作八年了，既不帮助家里，自己也没存上几个钱。女朋友谈一个吹一个，至今还是单身。叫他调回保定工作，他又总是不肯，不愿意离家里太近。说白了，还不是怕为家里承担责任，不愿意为老人分担忧愁。他上班上得好好的，又去读什么中专。将来中专毕业了，很有可能分配到广西柳州的穷山沟里。

暑假刚开始，马杰就从浙江建德回了保定。当时，家里正在为陈凯勇这个流氓生闷气。因为陈凯勇见部队没有处理他，就变本加厉地与白素珍作对，恨不得骑在她脖子上拉屎拉尿。老马和白素珍见人高马大的马杰回家，就愤愤不平地向他控诉陈凯勇的恶行，指望家里的长子为父母主持公道，为他妹妹报仇雪恨。结果呢？马杰不仅没有去教训陈凯勇，反而与陈凯勇哥们儿相称。他们一起打牌，一起喝酒，一起唱歌跳舞。

老马见此，气得浑身发抖，质问大儿子：“陈凯勇品质那么差，玩弄你妹妹，欺负你父母，你为什么还和他搅和在一起？”

马杰用四川话回答：“我和他之间又没啥子矛盾嘛。”

白素珍一听就火了，扑上去抽了马杰一耳光，怒不可遏地骂道：“你简直不如一条狗！狗还知道看家护院，见到主人受欺负，就去咬那欺负主人的人。你却黑白不分，吃里爬外，是不是连畜生都不如？”

马杰捂着火辣辣的脸庞，对继母横眉鼓眼。他清理好自己的衣物，气冲冲地甩门而去，离家出走了。

“马杰走的第二天，你和欣欣就来了。”白素珍看了一眼候车室墙壁上的电子钟，加快说话的语速，“姓马的几个孩子读书都不中。窝囊，蠢笨，不争气，歪心眼还特别多。你继父人又老实，在干休所没人把他当所长，在家里也没有父亲的权威。他申请提前退休的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干休所准备返聘他当门卫，每个月可以多挣八十元钱，但必须整天守在门房里，二十四小时不能离开。”

回到欣欣上幼儿园的问题上，白素珍道出了难处和苦衷。

她说，爷爷奶奶带孙女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们这样的家庭又太特殊。家里的孩子一大群，欣欣是孙子辈的第一个。如果他们带欣欣上幼儿园，开了这个头，以后的局面就难以控制。无论是外孙还是内孙，拒绝哪个都不行，还不把两个老的累死？

客观上讲，欣欣在保定上幼儿园也不方便。干休所地处郊区，附近没有像样儿的幼儿园。最近的一家，骑自行车也得半个小时。而且还是村办的，条件差不说，又不接受全托。她要上班，老马要看门，马红又指望不上，家里没有人手接送。

“更重要的是，孩子还是由父母带着比较好。这样能增进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白素珍深有体会地说，“你和红梅都是教师，家庭环境好，又住在学校，这些对欣欣的成长和智力开发都是有好处的。在幼儿园里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么多农村的孩子没上幼儿园，还不是照样考上好大学、照样成名成家？逆境出人才。艰苦的环境更能锻炼人，更能磨练人的意志。”

听着母亲的絮叨，王加根心里非常难受。他也很生方红梅的气，怪她给母亲写了那封画蛇添足的信。

临上车时，白素珍把装有一百元钱的信封塞进了加根的口袋，嘱咐他给方红梅买件连衣裙。

没想到，这笔钱却用在了腊梅上自费中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