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后的第二天，是王加根与父亲约好回王李村过客的日子。

天蒙蒙亮，他和方红梅就起床了。顾不上吃早饭，两人步行前往花园汽车站。从花园镇开往双峰管理区的班车比较少，每天只有两班，上午下午各一班，错过了上午的班车，就得等到下午。王厚义筹办的酒席是中午，加根和红梅上午必须赶回王李村。

他们快步疾行，时不时还小跑一段儿，到达花园汽车站时，距头班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

买好车票，两个人在候车室里坐下来，等候进站。

见时间尚早，方红梅说她出去买几个馒头过早。

“背包里有瓶梨子罐头，你把它打开，待会儿就着罐头吃馒头。光啃馒头太干了，咽不下去。”方红梅临走时吩咐。

王加根于是把搁在长条椅上的双肩包打开，拿出梨子罐头。

罐头是玻璃瓶装的，瓶口用白铁皮封着，打开并不容易。没带刀子，王加根只能靠钥匙串上的折叠小剪刀。他把一直拎在手里的黑皮包放在长条椅上，用小剪刀把铁皮盖剪开一个口子，然后一点儿一点儿地撬。铁皮盖很结实，撬起来特别费劲，还得防止把玻璃瓶弄破。

王加根专心致志地弄了好半天，总算把铁皮盖撬开了。一股水果味的清香扑鼻而来。他忍不住把罐头瓶送到嘴边，舒舒服服地喝了两口糖水，算是对自己忙活半天的犒劳和奖赏。

当他把罐头瓶重新放回长条椅时，却发现椅子上的黑皮包不见了。把帆布双肩包拎起来，长条木椅上空空如也。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会不会刚才放进背包里面了？他马上把双肩包的拉链拉开，里里外外地翻找，仍然不见黑皮包。

无助的王加根抬眼环视整个候车室。

大家要么规规矩矩地坐着，要么面无表情地站着，要么不紧不慢地走着，看不出任何人神情慌张，更没有哪个在跑动，或者露出贼眉鼠眼的模样。显然，黑皮包是在他一心一意撬罐头瓶盖的时候，被别人顺走了。黑皮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自学考试准考证、钢笔、银行存折、几斤全国粮票和八十多元现金。刚才买的汽车票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逃过了一劫。

方红梅拎着装有几个热馒头的塑料袋，兴致勃勃地回到候车室，一听说黑皮包被偷了，脸色霎时也变了。

她埋怨王加根太大意，检讨自己不该让他开罐头，又诅咒不得好死的小偷。但是，埋怨、检讨和诅咒都无济于事。他们只能自认倒霉地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啃馒头、吃罐头，享用这顿代价惨重的早餐。

进站上车后，他们完全没有赴婚宴的喜悦之情，面色凝重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最初，他们并没有打算回王李村过客，准备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之后，抽个时间回趟王李村，发喜糖，散喜烟，向乡亲们通报一下就行了。但王厚义执意要他们回去——这位王李村的前任生产队长想在村里热闹热闹，显摆显摆。

王厚义说，他为人一场，只有加根一个儿子，如果儿子结媳妇连客都不过，太不像样子，会让他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他希望儿子媳妇回王李村过客，为他和胡月娥长脸面。

王加根想起这些，难免怒火中烧，埋怨父亲固执自私，遇事只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他执意在王李村过客，既有脸面的考虑，也想借操办儿子婚事的机会，收一些礼金。

按王厚义的想法，江汉农场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这些亲戚，本家二爹、皮匠三爷这些关系不错的乡亲，都会来捧场。加上他担任生产队长多年，积攒的人脉关系，而且他在别人有红白喜事时总在送礼，这次前来参加他儿子婚宴的人肯定不会少。

他考虑的就是这些因素，丝毫也没顾及儿子儿媳回王李村的难处。他更不会想到，为了参加这场婚宴，加根与白素珍彻底闹翻，几乎断绝了母子关系。当然，这种结果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

如果王厚义知道儿子回家的路上遭遇偷窃，又会作何感想？

和以往坐汽车一样，王加根又晕车了。尽管在车上没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把刚刚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路边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他沿着土坡走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回到公路上。

阴沉沉的天空这时飘飘洒洒地下起雨来了。

西装革履的王加根，穿着高跟皮鞋的方红梅，只得跑到路边的屋檐下躲雨。这对满怀忧伤的新人相拥在一起，面对风雨交加的天气，回想起失窃的经历，心里又增添了许多愁绪。

“存折上面有多少钱？”方红梅一直记挂着被偷走的东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四十多块钱吧。”王加根回答，“是准备油家具用的。”

方红梅的目光突然定在加根的脸上，担心地问：“小偷会不会去银行把这些钱取走了？”

这个问题让王加根大吃了一惊。对呀，刚才怎么没有想到这？小偷完全可以拿存折去银行取钱呀！

“我们应该去银行挂失。”方红梅事后诸葛亮地提议。

唉，刚才怎么就没有想到去银行挂失呢？开户银行就在花园汽车站斜对面，上车前完全来得及。当时他们只是着急、愤怒、懊悔、埋怨，把最重要的事情忽视了。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存折上的钱恐怕早就被小偷取走了。

“我们赶紧回花园吧！”方红梅提议，“说不定小偷以为我们挂了失，怕去取钱时被抓住，钱还没有被取走。”

王加根表现得比较冷静。

他说，如果小偷贪得无厌，钱可能已经被取走了。要是小偷害怕被抓，不敢去银行，钱就不会被取走。现在急着返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既然已经坐车回来了，王李村近在咫尺，还是应该回家看看，至少与家里人打声招呼，然后再回花园也不迟。

方红梅还是觉得早一点回花园镇比较好，去银行看看，心里踏实。四十多块钱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

她抬头看了看天空，顾不了雨点越来越密集，果断地说：“那我们就赶紧回家吧。谁知道这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两人一前一后冲进雨幕，踏着泥泞，艰难地跑向王李村。

他们回家时的狼狈相，让王厚义、胡月娥和客人们大吃了一惊。

家里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风光和热闹，反而显得冷冷清清。江汉农场的大伯、伯母、三叔、三婶和四婶都没有回来，本村的乡亲也寥寥无几。因为天公不作美，晚上放电影的计划取消了。

进家门之后，新郎新娘就通报了他们的悲惨遭遇。

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嘘唏不已。

王厚义和胡月娥也很着急，不约而同地说：“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就赶紧回花园吧！”

就这样，王加根和方红梅在家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共用一把雨伞，顶风冒雨地去双峰管理区赶车回花园。

还好，仁慈的小偷手下留情，没有去银行取他们的存款。那四十多块钱成了他们结婚后仅有的金融资产。

现金、存折、粮票、钢笔这些东西丢了，只能自认倒霉。最让王加根感到痛心的，是那本记载着他恋爱经历的日记本，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考证。时过境迁，日记是没有办法补记的，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体会不到当时的心情，而那些经历、那段感情又是多么珍贵啊！还有自学考试准考证，补办起来也相当麻烦。

看到花园镇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子上经常张贴着《寻物启事》，王加根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美好的幻想：我也写个《寻物启事》，就说日记本和准考证不慎遗失，不提其他东西，要求拾到者邮寄给我。小偷看到后，或许会良心发现，邮寄给我呢！

反正那些东西在小偷手里也没什么用处。

天真善良的他于是用毛笔写了两张《寻物启事》，分别张贴在花园汽车站和花园火车站候车室的外墙上。

不难想象，这种举动无异于白日做秋梦，徒劳无功。即使等到海枯石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接下来是婚假，还有“五一”假期，加起来可以休息七天。

因为没有钱，他们没有外出旅游的打算。可就这样呆在牌坊中学，或者主动要求上班，又怕别人笑话，说他们傻。

假期去哪里呢？除了牌坊中学，也只有王李村和方湾。

刚刚去过王李村，就遇到钱包被偷这么倒霉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与王厚义和胡月娥在一起，他们觉得特别不舒服，没有家里人的感觉。还有加叶和加花，整天哭哭闹闹，吵得不成样子。两人慎重考虑之后，决定还是去方湾菜园子村，权当是红梅出嫁后回门。正值摘棉花、收割小麦的大忙季节，可以帮忙干干农活儿。

大清早，趁着学校里没什么人，他们步行前往花园镇，准备坐八点多钟的火车到孝天城，然后从孝天城换乘长途汽车到方湾。

花园火车站候车室与售票厅在一起，是一幢外墙刷成奶黄色的砖瓦房，与四周灰不溜秋的民居形成鲜明对照，显得富丽堂皇。售票窗口通常是关闭的。只有等到列车即将到站的前半个小时，才开始售票。

八点钟临近，王加根准备排队买票。

方红梅阻止道：“买什么票！从南边进去算了。”

新娘子的意思是逃票。从花园镇坐火车到孝天城的乘客中，买票的通常是不熟悉情况的外地人，本地人绝大多数都是逃票族。

花园火车站的进站口与出站口，是能够绕道避开的。从火车站候车室往南走一段距离，就可以找到穿越京广铁路的小巷子。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里进站与出站，因此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火车站还没有开始检票进站，站台上已经站满了候车的乘客。

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省去车票钱，大家都觉得值。至于在火车上遇到查票的怎么办，逃票族自有高招。或钻进厕所里不出来，或逃往其他车厢，想方设法与查票人员躲猫猫。

万一被逮着了，就补票呗，多掏五角钱的手续费而已！

从花园火车站到孝天火车站票价六角钱，两个人得一块二。为了节省这笔开支，方红梅试图铤而走险。

上车之后，王加根心里一直不踏实，眼睛不时往车厢两头看。一听到有人在车厢里喊叫，他就特别紧张。而那些喊叫的人，有可能是推着货车卖香烟、啤酒、矿泉水的，或者是送餐卖饭的，或者是来检查旅客行李中有无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还有一些兜售冰棍、汽水、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卤鸡蛋的小贩。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经受一次精神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考验。

为什么要逃票呢？如果买了车票，不是能够理直气壮地坐在座位上？心安理得地读书、看报、聊天，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或者闭目养神，不至于搞得这么紧张。这种精神、心理和身体所遭受的折磨，是几角钱或者块把钱的车票款能够弥补的么？

王加根有些后悔，在心里埋怨起了老婆。堂堂人民教师，坐火车居然逃票。这要是让学生知道了，自己的脸往哪儿搁？车厢里说不定就有认识我们的熟人，还有可能是学生家长。如果学生家长知道我们这样为人师表，怎么可能放心地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们？

内疚和自责让王加根难受得不行，但他又拿不出勇气去补票。他怕方红梅不高兴，也希望侥幸逃票成功，省去这一块二角钱。

说白了，还是因为穷啊！

被偷走的存折挂了失，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取钱，补办新的存折。他们两人手头的现金全部加起来，只有四块多钱，刚刚够买往返的车票。如果省下这一块二角钱，他们就可以买一包糖果或者点心，作为方红梅带回娘家的礼物。

快快到站吧！到孝天火车站就可以安心了。王加根一个劲地在心里祈祷。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火车快些跑，赶在列车员查票之前到达孝天火车站。可列车一直老牛拉破车般咣当咣当地前行，就是达不到他所希望的速度。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列车竟然停下来了，说是临时停车，为其他的直快和特快列车让道儿。

这真是要命啊！如果列车员这段时间来查票怎么办？补票倒无所谓，王加根担心被查出逃票时面子上过不去，说不定还会被别人训斥，遭别人白眼。要是那样的话，该有多么难堪啊！

临时停车这段时间让他倍受煎熬。

好在列车停了十几分钟后，又重新启动了，摇摇晃晃地继续向南行进。还有两站到达孝天城，中间就隔着一个肖港站。当列车在肖港火车站停下时，王加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坚持要下车，从肖港步行前往方湾。

步行十五里，渡船过河每人五分钱，两个人只需要一角钱。这比到孝天城转长途汽车更便宜。

方红梅表示同意。她此前之所以没有规划这条路线，是因为身体有点儿小情况，刚好来了月经，步行不方便。既然王加根临时改变路线，她也欣然接受，乐于克服困难，陪老公一起步行。

小两口一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来到瀤河岸边。

河里涨水了，河面显得比平时要宽很多。渡口也改变的位置，从以往的河中心滩地挪到了堤岸。渡口那里聚着黑压压好大一群人。小木船似乎也停靠在这边。

大家为什么不上船呢？

王加根和方红梅加快脚步，迅速加入到等候过河的人群中。从大家的议论中得知，摇船的木桨断了一只，固定木桨的轱辘也坏了，没办法行船。他们挤到河岸边，看见摆渡的年轻人手里拿着断桨和坏轱辘，左看右看，似乎在探寻出现问题的原因。

检查了半天，摆渡人还是一脸无奈，抱歉地对等候过河的人说，他得去肖港街上修理木浆和轱辘，请大家耐心等待。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水涨得那么高，湍流那么急，不可能像秋冬枯水季节那样，用一根竹篙就能把船撑过去。少了木桨，是绝对不能行船的。

那就等吧！能有什么办法？上下游附近没有其他的渡口和桥梁，怪自己运气不好。

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自告奋勇，主动提出送摆渡人去肖港街上修木桨。

大家都为小伙子点赞，说骑车往返比较快，花不了多少时间。

目送摆渡人坐着小伙子的自行车走远，聚在小船周围的人们便四散开来。大家开始议论不断上涨的河水，互相打听上午去肖港街上做生意的收入情况。还有人从口袋里掏出扑克牌，席地而坐，吆五喝六地斗起了“地主”。

王加根和方红梅沿着河岸走了走，感觉没什么意思，就坐在草地上休息等候。

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不见摆渡人返回。

“都快到吃午饭的钟点了，谁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方红梅有些不耐烦，提议说，“我们还是到肖港坐汽车，到孝天城转车吧。”

因为决策失误，王加根有点儿内疚。现在方红梅提出新方案，他也不好意思反对。

“再走七八里路，我没什么问题，你能行吗？”他问。

“没事，我没那么娇气。”方红梅笑着回答，“如果在路上碰到修船桨的人，我们就跟着他返回。”

王加根羞愧难当。什么话也没有说，老老实实地陪着老婆一起返回肖港。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方红梅今天竟然没有唠叨，也没有冲他发火，只是轻描淡写地嘲笑他心理素质太差了。

一直走到肖港街上，也没有碰到那个修船桨的摆渡人。

从肖港坐长途汽车去孝天城，票价六角钱，与从花园镇坐火车去孝天城是一样的。他们不如早上就规规矩矩地买火车票，心安理得地坐到孝天城。既然动了逃票的心思，就索性冒险到底，说不定现在也到了目的地。唉，这事闹的！羊肉没吃到，还惹得一身臊。

站在公路边等车的时候，王加根懊恼万分。

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差劲，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还害得“大姨妈”来了的老婆跟着自己跑去跑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钱又没省一分一文。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心里别扭。

对了，与红梅对调的舒建新不是在肖港中学教书么？干嘛不去找他借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回方湾，不是可以省下车票钱？一直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根，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兴奋起来，拉起方红梅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临出发前，舒建新还去邻居老师家里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轮胎加了气。

“走起！”王加根用四川话喊叫一声，向舒建新告辞，开启了他们的骑行之旅。

从肖港到孝天城十五公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十五公里，总共有三十公里的路程，但王加根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这几步路算什么！凭借一辆自行车，他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牌坊中学为起点，他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牌坊中学。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可以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歌唱，看着田野里挥汗如雨的农民，以及塘埂上悠闲啃草的水牛，王加根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甚至与方红梅打情骂俏，说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时，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

两人先后下车，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

一个戴着“交通稽查”红袖标、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根，瞅了瞅自行车龙头，说：“这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你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这车不是我的。”王加根解释说，“是我朋友的。”

“不管是哪个的，没有登记就必须打钢印。”小胡子催促道，“快去！交三块钱。”

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方红梅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用，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没有钱。就算他们打了钢印，她也不会给钱。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僵持了好半天，小胡子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方红梅，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王加根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小胡子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子。

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西边的太阳快到地平线下面了。

王加根低声与方红梅商量：“这些人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折财免灾。老是这么犟牛顶墙，他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还没有吃，肚子饿得叽哩咕噜叫，早就在提意见了。”

方红梅想了想，嘟哝了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交给小胡子，算是勉强让了步。

他们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根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执法者并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到达方湾菜园子村时，已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没人。

热情的邻居告诉红梅：“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两人刚起步，就见方母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回来了。

见到女儿女婿，疲惫不堪的方母脸上现出笑容。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就进厨房做饭。

“我们来吧！您老累了一天，先歇歇。”王加根见丈母娘累得走路都走不稳，自告奋勇动手做饭。他吩咐方红梅去洗米，自己拿起菜刀，开始削莴苣。

饭菜做好端上桌，三个人津津有味地享用。

正在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方父从门外回来了。

职业习惯，他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认为菜炒得不怎么样，太简单了，就用嗔怪的口吻对老伴说：“孩子们大老远地回来了，弄点儿好吃的嘛！”

方母停下筷子，歉疚地回应：“早知道他们要回，我就去街上割点儿肉。今天一大早就去田里了，带了两个粑做午饭，中午没有回家。割了一天麦子，腰都快断了，累得要死！晚饭还是加根他们做的呢。”

听到这儿，方父感慨万端。每年的农忙季节都像打仗一样，忙不过来。不只是红梅她妈累，他也一样。忙了医院的忙家里的，没有一点儿空闲。

“家里应该雇个人，帮忙料理一下家务，晚上还可以跟你做个伴儿。”他对老伴儿说。

方母马上反对：“雇一个人？供吃管喝，每个月少说也得二十块钱！”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你白天累得像死狗子，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还担惊受怕。有一个人做伴儿，我也放心一些嘛！”方父坚持他的意见。

为了论证雇人的必要性，他还非常动情地叨叨起了方母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大致意思是，方母刚才说中午吃了两个粑，明显是假话。家里的小麦还在田里长着呢，这两天才开始动镰刀，哪儿来的面粉做粑？这段日子，方母每天都是吃两餐。早晨煮点儿米饭，炒两样素菜。吃一半儿，再把剩下的饭菜倒进瓦罐里，加点儿水，放在灶堂里煨着。劳累一天之后，晚上回来就吃瓦罐里的汤饭。每天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埋在棉花枝或者小麦丛里，脸上身上汗水直淌，衣服浸湿了，有时热得心里作呕，连口茶水都喝不上。没人送水啊！棉花从畈里摘回来，晒在用板凳搁着的门板上或者簸箕里，有时突起一阵大风，把棉花吹得满地都是。方母就一个人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捡，还得拣干净粘在棉花上的树叶和杂草，弹去上面的灰尘。棉花今年涨价了，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又动了歪心思，偷盗棉花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几个晚上，方母听到外面有人在拨弄大门，吓得在屋里瑟瑟发抖，不敢睡觉，在堂屋里一直坐到天亮……

“我晚上又睡在医院，家里没个人跟她作伴儿怎么行？”方父望着女儿女婿说，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

加根和红梅于是开始劝说方母，花钱雇个人帮忙。

方母还是舍不得花钱，说：“敬文腊梅在孝天城上高中，每月就得七八十块。敬文今年上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赚一个钱多不容易，哪里还敢花钱雇人？自己累点儿就累点儿，出力气总比出钱要强得多。”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不是滋味。

他既敬佩岳父母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又为自己父母的自私自利感到羞愧。同样是做老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眼下他手头上没钱，帮不上红梅家什么忙，但他暗下决心，将来如果混好了，一定要对岳父母好。这样的老人值得尊敬，也应该有幸福的晚年。

接下来的几天，加根和红梅一起，帮扶着两个老人把责任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了，又捆好从畈里挑回。

挑回的麦捆堆放在大门口。天气一晴，他们就解开麦捆，把麦子整齐地铺排在门口的空地上，在炎炎烈日下暴晒。再抡起梿枷拍打，让麦粒脱落。然后，用木杈把麦秸杆掀开，重新捆扎起来。

地上金黄的麦粒，就是一家人期待的收成。

帮助方父方母干完这些活儿，加根和红梅的假期也满了。

虽说人晒黑了不少，也感到特别累，但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婚假，是蜜月里一段难忘的经历。

不过，回牌坊中学上班没几天，王加根就病了。

最初的症状是手指间出现红色的丘疹和水疱，发痒。丘疹和水疱逐渐向手腕屈侧、肚脐眼四周、大腿内侧蔓延，导致他浑身上下发痒。有时奇痒难忍，只得用手指搔抓或挤压，结果总是破皮流水，甚至流血。最让他感到尴尬的是，下身□□也出现了这种讨厌的东西，白天抓起来极不方便，也不雅观。

宁海涛老师推测：“这可能是疥疮。”

“怎么会长疥疮呢？”王加根非常纳闷。

宁海涛说，疥疮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很可能是加根近期接触过患疥疮的人，或者触碰过疥疮病人用过的东西。比方毛巾、被子等，或者穿过疥疮病人的衣服或鞋子。这种病极易传染，但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儿痒，抹点治疥疮的药膏，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接触过哪些人呢？

王加根认真地回想。近段时间就是去方湾菜园子村住了几天，接触得最多的只有方父方母。也没听说两个老人有疥疮呀！那几天，王加根白天累死累活地干活，晚上单独一个人睡在客房的睡柜上。红梅则与她妈睡在一起。她不愿意与王加根同床，说是在娘家干那事不好，晦气，会让娘家人倒霉。会不会是睡柜上的铺盖行李不干净？有这种可能。因为家里平常来了客人，一般都会安排在睡柜上睡觉。这些客人中，保不准就有得疥疮的。

疾病已经传染上身，再去探究得病的原因没有多大意义。当务之急还是治病。王加根去花园区卫生院看医生。

大夫经过诊断，认定为疥疮。开了一些药丸内服，又给了两只硫磺软膏外擦，双管齐下。

一个星期后，瘙痒的情况有所好转，可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右大腿根部又红又肿，一扯动就痛，走路都困难。

再次去花园区卫生院，诊断为淋巴结发炎，必须输液。

王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打吊针的滋味。疼倒不是很疼，就是输液的时间长，等得烦人。打完一瓶吊水，往往得一个多小时。每天打一瓶，接连打了三天，同时外敷硫酸镁配合治疗，但丝毫也没什么效果，肿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最初几天，王加根能够骑自行车往返于花园区卫生院与牌坊中学之间，后来连自行车都不能骑了。

方红梅主动承担起送丈夫去医院打吊针的责任。她不会骑自行车带人，就让加根坐在后架上，推着车走。

四五里路不算远。问题是，那条刚刚铺上水泥的机耕路被附近村民当成了稻场——沿路整齐地铺排着麦草。

推着自行车走在足有半尺厚的麦草上，方红梅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时由于麦草绞进车轮，没办法走动。她只得停下车来，扶下王加根，把麦草清理干净。

眼见老婆这么辛苦，王加根非常心疼。不过，最使他感到焦虑和心急的，还是自学考试时间一天天临近。眼下这种状况，如何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呢？而耽误了这次考试，他就不可能在三年内拿到大专文凭。他非常希望成为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专科毕业生。

自学考试的前一天，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王加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他让医生开了几小瓶针剂药，说是带到孝天城去打针，然后就执拗地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到孝天城时，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患处也不那么疼了，走路没什么问题，王加根的情绪好了许多。他先去孝天市教育局领回了补办的准考证，再到国光旅社办理住宿手续。然后，前往孝天地区实验小学熟悉考场，忙得不亦乐乎。他真希望这种良好的状态能够保持到考试结束。

“明天，能够坚持到明天下午就胜利了。”王加根私下祈祷。

由于情绪紧张，他整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早晨，病情突然加重，疼痛加剧，走路难以挪动步子。他在北正街的小摊上喝了两碗稀饭，然后到孝天市妇幼保健院打针。

注射过后，再缓慢地向孝天地区实验小学挪动。

路上，看到其他考生雄赳赳，气昂昂，意气风发地奔赴考场，他是多么羡慕啊！三四百米长的一条街道，成了难以完成的行程。走了一半的样子，实在是走不动了，他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歇。左顾右盼，又没有能够坐的地方，看看腕上的手表，时间也不允许。

坚持走吧！就算是爬，也要爬到地区实验小学。

右大腿根部完全不能弯曲，稍微弯一下，就疼得钻心。他只得像螃蟹那样横行，侧着身子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动。

谢天谢地！总算在开考铃声响起前赶到了地区实验小学。

走进校园，他看了看手表，距开考还有十分钟。四下里望了望，吃力地挪到一个花坛前面，坐在水泥台面上。

他实在是难以支撑身体继续站立了。不时有熟人过来与他打招呼，还有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出于礼节，他就回应别人一声，或者笑着点点头，一直没有站起身来。

兴许有人觉得他傲慢，没办法，要误解就让别人去误解吧。

当刺耳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站着、蹲着、坐着、倚墙或者倚树靠着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潮水一般涌向教学楼。

本来比较宽敞的楼梯，一下子显得特别拥挤。

王加根自甘落后，没有去凑热闹。等大家进得差不多了，他才双手撑着水泥台面站起身，一步步地挪到教学楼前。扶着楼梯，一级一级艰难地上着台阶，到达他所在的三楼考场时，他已经满头大汗。

找到座位坐下来，他才觉得舒服一些。摊开试卷，感觉晕晕乎乎，大脑里一片空白，很多平常背得滚瓜烂熟的名词、定义和概念，都没有印象了。《汉语写作》本来是他的强项，现在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整个人就像被糨糊粘住了一样，怎么也清醒不过来。

他无奈地放下手里的钢笔，眼睛望着窗外的蓝天和白云。

阳光明媚，却无法驱散满腹的愁绪，还是如同梦游一般。时间不允许他继续发呆。答题吧！先把试卷上所有空白的地方填满再说。作文要求字数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字，而他只写了八百字左右。

交卷之后，王加根非常沮丧地离开了考场。

同样艰难地一级台阶一级台阶走下楼梯，一步一步地挪出地区实验小学，侧着身子移到孝天市妇幼保健院打针。然后，步履维艰地挪到国光旅社。进房间之后，他倒在床上就不想动弹了。

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黯然神伤。不想看书，又睡不着，就这么呆呆地平躺着，稀里糊涂地捱过两个多钟头。眼看下午的考试时间快到了，他又强迫自己坐起身来。

走出旅社，在街上的小摊上吃了一碗馄饨，又开始向地区实验小学艰难地行进。

下午考试时，王加根感觉大脑出人意料的清醒，整个答题过程非常顺利。他提前交卷，准备去地区中心医院看医生。

走在路上，碰到了骑着自行车的周哲凡。

哲凡准备去孝天师专，正好顺路，就用自行车送了他一程。

地区中心医院的医生诊断过后，还是认定为淋巴结发炎。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小剂量注射针药不起作用，医生建议他输液消炎。可他没钱啊！再说，按规定他也不能在地区中心医院治疗，因为治疗的费用回去无法报销。花园区教师公费医疗定点医院是花园区卫生院。只有在这家定点医院看病，才能够享受公费医疗。到其他医院看病，必须事先征得定点医院的同意，由定点医院出具转院证明。

王加根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没有去划价，直接移步返回国光旅社。

这段路程可真难走啊！他也不知道究竟花了多长时间。看到过往行人健步如飞，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回到国光旅社，他意识到自己难以坚持参加第二天的考试。

万般无奈，就向服务员提出了退房要求。

“已经过了下午五点，不能退房！”服务员果断地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就算你今天不住，钱还是照扣。”

钱照扣就钱照扣吧！他还是得离开。

针剂药已经打完，疼痛依然如故，晚上是不可能入睡的。

他要赶紧回去打吊针。

接下来，他必须步行去公交车站，坐一路公交车到孝天火车站，乘坐晚上的列车到花园。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后，还要步行四五里路回牌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