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白素珍七点钟不到就起床，洗漱完毕，拎起手提包，蹑手蹑脚地走出李艳红的家门。

街上一片寂静，孝天城似乎还在睡梦中。偶尔有早起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独行，或者拖沓地慢跑着，咳嗽声听起来特别响亮。

白素珍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烧饼，一边啃，一边急匆匆地赶往孝天市法律顾问处。魏律师说好今天帮她写起诉状的。

八点钟上班，法律顾问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踩着钟点到，主任汤正源也按时上班，可魏律师还没来。

白素珍坐在魏律师的座位上，耐心地等待。

一直等到八点半，仍然不见魏律师，却等来了魏律师的老公。

原来，魏律师病了，她老公是来替她请假的。

真倒霉！运气这么差！白素珍有点儿懊恼。想到魏律师与自己素昧平生，就那么爽快地答应帮她写诉状，她到街上买了两瓶水果罐头，跟随魏律师的老公一起前去探望。

当然，她也想去求证，看看魏律师是不是真的病了。

到了魏律师的家，看到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

白素珍坐在床边，简单地陈述了一下案情。

魏律师有气无力地说：“我还在发高烧，一时半会儿恐怕好不了，也不可能去单位上班。您最好去找找我们汤主任，让他另安排一个律师帮您写。”

“行。那您好好休息。”

白素珍原路返回法律顾问处，向汤正源转达了魏律师的意思。怕汤正源敷衍，她还拿出了冯婷婷写给政法委书记的那封信。

看过信，汤正源笑容满面地说：“我跟省司法厅的冯处长是老熟人。至于市政法委曹书记，既是我领导，也是打坐场的朋友。”

他询问了官司进展情况，也为白素珍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您每天在街上啃烧饼、吃包面，中午坐在汽车站候车室里等别人上班，像个没娘的孩子。看您那么可怜，我心里也很难过。”

听汤正源这样讲，白素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我本来就是没娘的孩子。有娘的话，就不会落得今天这地步。我并不觉得自己可怜。养母被王厚义和胡月娥逼死了，我为养母申冤，吃这么一点儿苦，算不了什么。如果不是养母抚养，我的命早就没了。所以，为养母报仇雪恨，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汤正源没有吭声。

他找来一个姓周的男律师，安排他帮助白素珍写起诉状。

在案件管辖问题上，周律师比较认同检察院刘主任的观点。房产纠纷案找法院，虐待致人死亡案去公安局报案。因此，他决定写两份法律文书，一份起诉书，一封控告信。

当天晚上，在汤正源的陪同下，白素珍见到了孝天市政法委书记曹云安。

曹云安看过冯婷婷的信，答应去找市法院院长，催一下。

该找的人找过了。起诉书也重新写好了。白素珍又信心满满，觉得法院受理案件应该没有问题。

她趁热打铁，赶紧又去孝天市人民法院。

接待她的依然是年轻漂亮的楚法官。

楚法官把周律师重新起草的起诉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挑出什么毛病，就对白素珍说：“起诉书一式两份，正本留法院，副本由法院送达被告人。你去外面复印一份，签名后交给我。”

白素珍连声答应，忙不迭地照办。

楚法官办理完签收手续，对白素珍说：“行了。起诉书我们收下了，你回去听消息吧！”

“估计什么时候开庭呢？”白素珍小心翼翼地问。

“一个月左右。”

“这么久啊！能不能快点儿？”白素珍又急了，恳求道，“你看我大老远地从河北保定跑来，去来一趟多不方便，路费就得好几十块钱。现在住在旅社，每天吃呀住呀开销也是挺大的。你们考虑一下我的实际困难，早一点儿开庭行不行？我就在孝天城等消息，免得跑去跑来，多花冤枉钱。”

楚法官笑容可掬地看着她，慢条斯理地回答：“法律上对诉讼期间有明文规定，并不是想快就能够快的。今天收了你的起诉状，算是我们正式立案了。立案后，我们会在五天之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人，要求被告人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收到被告人的答辩状后，我们会在五天之内把答辩状副本送给原告人，开始组建合议庭。两个五天加一个十五天，这二十五天是雷打不动的。因此，一个月能够开庭审理，就算是比较快的了。”

听楚法官这么讲，白素珍又无话可说，望着漂亮的楚法官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市人民法院。

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她又赶紧前往孝天市公安局。

接待她的是年轻的郭警官。

看过她的控告信，郭警官问：“人都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到现在才来报案？”

白素珍叹了一口气，又开始讲述她养母死亡之后发生的故事，讲述她曲折而又艰难的告状经过。

郭警官听完之后，若有所思，愤愤不平地说：“本来蛮简单的事情，怎么弄得这么复杂？刑事案件的报案、控告和举报，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可以受理。就算不属于他们管辖，也应该先受理，再移送给管辖部门。”

“控告信我们收下了。但具体经办不一定是我们市公安局，有可能会移交到杨岗派出所。王李村属杨岗派出所管辖，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方便一些。”郭警官最后这样讲。

“你们什么时候移交给杨岗派出所呢？”白素珍问。

“应该很快。”郭警官回答，又补充道，“如果你想更快些，可以直接到杨岗派出所去报案。”

白素珍沉思片刻。想到法院那边的房产纠纷案开庭还得一个多月，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催办公安局这边的案子，回答：“那我就去杨岗派出所报案吧！”

告别郭警官，白素珍回到了孝天地区实验中学。

她向艳红夫妇讲了官司进展情况。一边说，一边清理自己的衣物。吃过午饭，她就拎上大帆布提包，到孝天汽车站搭班车。

历经长途汽车一个半小时的颠簸，总算到了杨岗。她顾不上寻找落脚的地方，直接前往杨岗派出所。

运气还不错。在杨岗派出所，她见到了曾经为她养母“开棺验尸”的杨所长。

杨所长接过控告信。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公事公办地承诺：“我们公安机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如果你所写的情况属实，我们一定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白素珍追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侦查？需要多长时间结案？”

“这个就不好说了。”杨所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靠在沙发转椅上，打起了官腔，“这要视案件的复杂程度而定。快的三五天，甚至当天就能破案；慢的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有，甚至还有几十年都没有破的积案。你这个案子，人已经死亡是事实，而且确实喝了农药。你认为死者是被虐待致死，这就需要证据。收集证据要时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眼下春节刚过，农村抹牌赌博成风，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很重。一时半会儿，我们恐怕抽不出人手办你这个案子。当然，你也可以协助我们调查取证。只要收集到的证据确凿充分，我们同样可以惩治犯罪嫌疑人。”

白素珍回答：“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愿意协助你们调查取证。”

“这样最好。”杨所长笑着说。

就这样，白素珍在杨岗街上找了家旅社住下，以“业余警察”的身份，开始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的工作地，当然是王李村。

杨岗街上距王李村有八里路，可以坐长途汽车，不过班次很少，而且得花钱。白素珍坚持步行往返。

她每天一大早从杨岗街上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王李村。

重回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有家难回，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熟悉的老宅早已不见了踪影。亲爱的三弟和养母离开人世，化作了泥土。而本应属于她所有的房屋，仍被王厚义和胡月娥霸占着。

想起这些，白素珍就满腹悲怆，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等着吧，王厚义。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我一定要争回养母的遗产，让你、胡月娥和你们的非婚生子女无处安身！”

有了这种坚定信念，白素珍变得异乎寻常镇静。

她开始接触那些多年不见的父老乡亲，走进那些熟悉的家庭。有些人家她正月初一初二已经去过了，但那时目的性不强，也不知道要告王厚义哪些“罪行”，都是泛泛而谈，聊天叙旧的成分比较多。这一次不一样了，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了解王厚义和胡月娥是如何虐待老人的，在发现白氏喝药之后，又是如何假装抢救，遮人耳目，故意不作为，让白氏悲惨死去的。每次谈话，她都想方设法把话题往这些方面引，让别人讲实情，形成“铁证”。别人讲的时候，她就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认真地记下来。

乡亲们见她这样，难免产生顾虑，说话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不愿意畅所欲言。

发现这个情况后，白素珍再去调查取证时，就不带笔记本和铅笔了。她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聊天，听到的情况反而更有价值。把乡亲们讲的牢牢记在脑子里，回到杨岗旅社之后，就开始奋笔疾书，一点点地回忆和记录下来。

一些敏感的乡亲意识到白素珍准备与王厚义打官司，就好心地劝她算了。理由是，农村虐待老人的事情比较常见，很少有人为这事去打官司。

“素珍呀，你要是打这场官司的话，起码要掉二十斤肉。最终，还未必能赢。”皮匠三爷断言。

这些奉劝和忠告，丝毫也动摇不了白素珍的决心。别说掉二十斤肉，就算搭上这条命，她也要为养母报仇雪恨，要把王厚义送进监狱。

辛辛苦苦地跑了几天，白素珍调查取证成果丰硕，两个软面抄写本记得满满的。她拿着笔记本，到杨岗派出所找杨所长，询问这些证据够不够。

杨所长把笔记本翻了翻，回答：“内容差不多了，问题是被调查的人都没有签名。这些人过后要是不认账怎么办？证据材料必须有证人签名。”

“可是，这些证人里面好多不会写字呀！”

“不会写字就让他们按手印。”

“这……”白素珍感觉非常为难。

杨所长继续说：“如果他们既不签字，也不按手印。到了审理案子的时候，出庭作证也行。”

白素珍觉得，要做到这点更难。

杨所长耸耸肩，两手一摊：“那你这几天调查取证就白搞了！”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好答应，再去王李村试试。

结果呢？那些曾经提供证词的乡亲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证据材料上签名或者按手印，更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

他们说：“你白素珍打完官司，拍屁股一把灰走了。我们还要在王李村活人呢！又不是说这场官司你就一定能赢，王厚义一定会坐牢。我们将来还要和他相处几十年，哪个又愿意为你打抱不平，去得罪厚义呢？要是与厚义结了怨，他不光会骂我们，说不定还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白素珍觉得这些人太势利，没有正义感，可又说服不了别人。

皮匠三爷出主意，建议她去找村支书，要求村党支部以组织的名义出证明，证明乡亲们说的都是事实。

“这样的效果，肯定比个人签字画押更有说服力。”

白素珍眼前一亮，觉得这主意不错，谢过皮匠三爷，就去了村支书家里。

村支书是看着白素珍长大的，又一直生活在王李村，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从内心里讲，他愿意出证明，但又不想一个人背责任。

“这事我还得和村委会主任商量一下。”他对白素珍说。

正在这时，皮匠三婆来找白素珍，请她去家里吃午饭。

白素珍于是向村支书告辞，跟着皮匠三婆去了他们家。

吃中午饭的时候，皮匠三婆老两口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劝白素珍赶快离开王李村。

白素珍不解地望着他们。

皮匠三爷告诉她，厚义已经听到她调查取证的风声，正在到处找她，要打她。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躲一下吧！”皮匠三爷说。

听到这儿，白素珍心里确实害怕。她知道王厚义心狠手辣，打起人来不管死活。匆匆地扒了几口饭，她就离开了，一路小跑地去了村支书家里。

村支书不在。他老婆说可能在村委会主任家里。

白素珍于是又前往村委会主任家。

村委会主任的老婆说，她男人和村支书一起去大队部开会了。

白素珍来到王李村的“首脑机关”。

她发现王李村所有带点儿职务的干部都在，大家正在开会研究，给不给白素珍开证明的问题。

白素珍趁此机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开了。她恳求村干部们拿出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公正，为她主持公道，提供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

接下来，村干部逐个表态发言。

经过好半天讨论和研究，村支书最后拍板，同意出证明。

拿到红印堂堂的证明，白素珍如获至宝，不停地给大家弯腰致谢，一刻也不敢耽误地赶往杨岗派出所。

提到结婚，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婚纱照、钻戒、大花轿，红盖头、鞭炮、唢呐、玫瑰、喜宴……总而言之，那是美得不能再美的大喜事。可是，对于穷困潦倒的王加根，这桩喜事却如一块沉重的石头搁在他心里，成了他最大的精神负担和压力。

也难怪，除了摊在办公室风干的二十几块木板，他什么都没开始准备。主要是因为没钱。眼下，他和方红梅两个人的积蓄加在一起，只有一百多块钱。靠这一百多块钱结婚，怎么精打细算也不够啊！

家具是非打不可的，打好家具还得做油漆；棉被、床单、被面、被里、枕头、枕套、枕巾这些床上用品是必不可少的；每人还得置办一身新衣裳；再就是请客。就算在牌坊中学举办婚礼，不邀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学校有二十多个同事，起码也得置办三桌酒席……这些最基本的花销，少说也得五百元。

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三百多块钱的缺口。

确定了在老丈人家里打家具，王加根天天盼望着来拖木板的顺路车。顺路车却迟迟没有来，加根的母亲反而不请自到。

白素珍突然造访，让加根和红梅感到很意外。不过，他们并不紧张。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反正他们领了结婚证，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其他人的态度无所谓。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白素珍见到方红梅，居然表示很满意。她夸方红梅模样儿长得俊，知书达理，言谈举止得体，还会体贴人。

“老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真是一点儿也不假。都怪加根以前写信时没有把你介绍清楚，让我产生了误会。看来，我儿子还是蛮有眼光的，没有看走眼。”白素珍拉着媳妇的手，笑呵呵地发感慨，“当然，我反对你们恋爱也是有私心的。我一直希望加根到河北工作，让我们母子在有生之年能够生活在一起。唉，这都是命中注定。我也不强求了，不干涉你们的婚姻自由。”

白素珍说完，从手提包里拿出两百元钱，交给方红梅。说是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也是送给他们的结婚贺礼。

方红梅没有客套，红着脸收下了。

见到这种场面，王加根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与春节时相比，母亲明显瘦了，眼眶大了，脸上只剩一张黄皮，他有些心疼。

拉了一会儿话，喝完一杯水，白素珍突然转移话题，卖起了关子，得意洋洋地问：“你们猜，我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

加根和红梅疑惑不解对望了一眼。除了王李村、白沙铺和孝天城，她还能从哪儿来呢？

白素珍如此郑重其事地提问，显然不是这三个地方。

“菜园子村？红梅家里？”王加根猜测。

白素珍抿着嘴摇摇头，笑了笑：“说出来，吓你们一大跳。”

加根和红梅更觉蹊跷。

“我是从胡月娥前夫家里来的！” 白素珍得意地告诉他们。

这简直是条爆炸性新闻！加根和红梅惊讶得目瞪口呆。

白素珍开始喝第二杯水，慢条斯理地介绍缘由。

她首先骂胡月娥贱，对胡月娥看上王厚义难以理解。因为胡月娥的前夫健在，长得高高大大，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看上去像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虽说患有精神病，但只是间歇性的。不发病时，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每天五更不到就起床，到澴河里捞鱼虾，天麻麻亮送到花园街上去卖。胡月娥公公婆婆健在，身子骨都很扎实。婆婆在家里带孙子，公公开了个豆腐铺，打豆腐赚钱。胡月娥的前夫是老大，后面还有两个弟弟，都已结婚成家。老二是木匠，做家具和农具卖，一个水车就可以卖到两百元。老三在部队当兵，是个连长。两个弟媳也通情达理。”

这些情况加根和红梅都是第一次听说。

“胡月娥前夫家里还不晓得她的下落，一直在到处找她。”白素珍神神秘秘地继续说，“现在终于知道了她的藏身之处，他们准备去王李村扯皮。”

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觉得母亲的这种做法不妥当，又不敢指责她，于是转移话题，问母亲这些天是在哪里度过的。

白素珍又谈起了她在孝天城告状和在王李村调查取证的情况。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听得身上寒毛直竖。

白素珍说，拿到王李村党支部开的证明之后，她还去了杨岗卫生院，找负责抢救养母的医生了解情况，让医生出证明。

带着这两份证明，她再次找到杨岗派出所。

派出所杨所长看过之后，认为证据比较充分，准备向孝天市公安局汇报。如果市局同意逮捕王厚义，他们就去王李村抓人。

告别杨所长，白素珍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孝天城，到孝天市人民法院催问房产纠纷案子。

市法院还是让她先回河北保定，等候通知。

万般无奈，她只有摊出最后一张王牌，拿着冯婷婷的亲笔信去找孝天市那位副市长。

副市长和曹云安一样，答应去督促市法院。

白素珍于是回白沙铺等了几天。

当她再次来到市法院询问案子时，苏庭长的态度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恶劣了。

“我已经收到了好几个领导的字条，看来你能量还不小啊！”苏庭长恼火地说，“不管你托谁说情，案子还是得我来办。我不办，你找再多的人，就算搬来天官也没有用！”

白素珍不顾法院工作人员的阻拦，强行闯入院长办公室。

院长安慰了她几句，还是敷衍塞责地应付。

白素珍于是又乘车到武汉，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高院工作人员接待甚为热情，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爱莫能助，鞭长莫及。他们解释说，省高院只受理重大刑事案件，以及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民事和经济案件。

“这都是些什么当官的！”白素珍讲到这儿，怒不可遏，“难怪人们说，宁可冤死人，也不找衙门。我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事实清清楚楚地摆着，要多好判就有多好判。可他们就是拖，拖！不予审理！他们不知道，拖一天要耗费我多少钱。我已经花了四五百块钱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一定要采取行动！不闹出点儿动静来，他们是不会理睬的。昨天，我给孝天市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话当然是很不好听的。我说，我将回到王李村，住进那栋本来属于我的房子，要他对我的人身安全负责。”

白素珍说，她准备到白沙铺找大货，让大货去召集其他几个弟弟妹妹，伙同胡月娥前夫家的人，清明节到王李村大闹一场。把那栋“本来属于她的房屋”拆掉，用汽车把檩子、椽子和家具拖到牌坊中学来。

这样一闹，法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王加根听后，当然很不赞成。

说实话，他被父母闹怕了。想起父母扭打成一团，哭天喊地、争吵叫骂的场面，他就不寒而栗。小时候，他是胆怯。一见到父母打架，就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手足无措。现在呢？主要是顾及面子，顾及名誉。那种自己的父母打架、几十人或者百把人围观的场面，是叫人难堪的。何况，他父母不共戴天，为了丑化对方，都极力编造最丑恶的事实，互相攻击，说出一些最难听的话来。

加根劝母亲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任性蛮干。事情总得通过政府、通过法院慢慢解决。

白素珍哪里听得进去！

她对儿子不支持她的正义行动相当恼火，发誓般地宣称：“王加根！无论你清明节回不回王李村，我肯定是要去的，而且一定要闹得天翻地覆！”

说完，就拎起手提包，气呼呼地走了。

眼见母亲远去的背影，王加根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知道，如果把父亲逼急了，王厚义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是父母闹得鱼死网破，任何一方有个三长两短，都是他不情愿看到的。他必须想办法阻止这次冲突。

四月五号，天蒙蒙亮，王加根就起床了。

他连走带跑地赶往花园汽车站，可开往杨岗的汽车却提前发车，开走了。下一班车是午饭以后，来不及等。他只好原路返回牌坊中学，骑自行车往王李村赶。

途经周巷时，碰到了赶集的皮匠三爷。

皮匠三爷说，胡月娥的前夫和公公昨天下午就来了，还带着胡月娥与前夫生的两个小孩。胡月娥乱吼乱骂，发疯一般地赶他们走，甚至抄起锄头，扬言要挖死两个小孩。疯子父子俩吓得要命，当天又带着两个小孩回去了。白素珍是今天上午到王李村的。在村口遇到胡月娥，突然饿虎扑食般地冲过去，狠狠地抽了胡月娥两耳光。胡月娥大声叫骂。王厚义闻讯从家里冲出来。白素珍则大喊着救命，跑进了村支书家里，把门顶得紧紧的……

“你一定要理智。”皮匠三爷嘱咐加根，“不要偏向任何一方。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他们毕竟都是你的老人。”

加根谢过皮匠三爷，继续骑车往家里赶。

想起父母打架的场面，他羞愧难当。一个跑，一个撵，喊的喊，骂的骂，这像什么样子啊！

加根到家时已是中午。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他正纳闷，本家二爹来了。告诉他，他爸妈都在村支书家里。

“法院来人了，正在处理。”

听说法院来人了，加根那颗悬着的心才着了地。

他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赶紧去村支书家里。

远远地，他看到了王厚义和胡月娥。胡月娥怀里抱着加花，右手牵着加叶，正在向围观的人们诉说和演讲。王厚义则坐在村支书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探听屋里的动静。

看到加根，厚义迎着他走了过来。

“走走走，回去！”厚义拉了一把儿子的衣襟。

加根只得跟着他爸往回走。

“没吃饭吧？”进屋后，厚义问。

加根说在路上吃过两个包子。

“陪我喝盅酒。”厚义拿出两个酒杯，端出一碟兰花豆和一碗臭豆腐，提起半瓶白酒，把两个酒杯斟满。

加根感觉父亲的行为有些不正常。

“我前生造了什么孽啊！”几杯酒下肚，王厚义突然双手抱着头发稀落的脑袋，号啕大哭起来。

加根默默无言地喝酒吃菜。

厚义抽泣了好半天，又抬起头来，怒目圆睁，质问儿子：“你回来干什么？你今天为什么要回来？”

加根无言以对，心里有点儿同情和可怜父亲。

厚义仍然不停地喝酒，发呆，叹气，再没有讲话。直到杨岗法庭庭长和村支书来到家里，他才起身让座，倒水递烟。

“素珍没有走吧？”厚义大声问，“打了人，可不能叫她就这么走了，社员打架还罚款呢。”

法庭庭长劝厚义马虎点儿，不要与女同志计较，又对加根说：“你去书记家把你妈弄走。”

“那可不行！”王厚义站起身抗议。

村支书吼道：“她们妇女打架，与你这个男将什么相干！”

厚义还是不服气。

加根趁机起身，前往村支书家里。

母子见面后，白素珍责备加根上午没有回来。

“幸亏法院的人来得及时，不然的话，我肯定会被王厚义打死。”

加根拎起母亲的手提包，拉了拉她的手臂，叫她赶紧走。

“你父亲打我呢？”

“法院的人在呢，还有村支书。”

“今天……今天就看你这个当儿子的。”白素珍喃喃自语，两条腿筛糠一般地抖动。

在王李村村口，厚义在村支书的挟持下，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虎视眈眈地瞪着白素珍。但是，当王加根回家去推自行车时，胡月娥突然冲向白素珍，打了白素珍一耳光。

法庭庭长迅速把胡月娥推开。

白素珍大声喊叫起来，捂着挨打的脸庞，命令加根为她报仇，去把那一耳光打回来。

加根扶着自行车没有动，像木桩一般立在那儿，痛苦地闭上眼睛。

白素珍挥舞着双臂，朝儿子身上乱打。

加根泪如雨下，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拉着母亲，失魂落魄地往前走。

路上，白素珍一个劲地痛骂加根，斥责他没有当众揍胡月娥，为她拣回面子。她用最恶毒、最刻薄的话诅咒加根，把满腔的愤怒都发泄在儿子身上。直到骂累了，骂够了，骂乏了，才告诉加根：白沙铺的大舅妈病了，在住院，大货没有来；二货和素华也扯客观，不听从安排。胡月娥前夫家里人多口杂，意见不一。爷爷奶奶觉得孙子没娘可怜，想把胡月娥弄回去。老二和两个媳妇又担心胡月娥回去之后天天吵闹，把家里搅成一锅羹。最后只有疯子和老父亲响应。

“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落了空，还致使她挨打受辱。

“我打胡月娥，是因为听她弟媳讲，她诬蔑我纠缠你继父，同你继父一起密谋害死了他前妻。这是你晓得的，我和你继父认识时，他前妻都死了一年多。那时你大舅……”

白素珍又开始无休无止地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