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此再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黄梅戏《天仙配》的故事，也让无数人泪流满面，感慨嘘唏。不过，如果问起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恐怕并不是很多。

其实，这个故事发生在湖北孝天。孝天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董永“行孝感天动地”而得名。

相传东汉时期，少年董永跟随父亲躲避战乱，从山东博兴迁居湖北孝天。后其父亡故，董永为换取丧葬费用，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此举感动了天帝的千金小姐七仙女，她下凡到人间与董永结为夫妻。男耕女织，共同偿还债务，还生育了儿女……

孝天是孝文化之乡。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除董永卖身葬父以外，还有“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我国清朝县志记载的孝天孝子，有近五百名之多。概而言之，孝天是一座因美好传说而得名、有着深厚孝文化底蕴的城市。

王加根从毛陈镇返回孝天城时，已经临近午饭时间。

问了好几个人，他才在书院街上看到孝天县司法局的招牌，可大门紧锁。星期天是休息时间，没人上班。

去哪儿找汤正源呢？

正犯愁时，他发现这栋有些年头的砖瓦房旁边还有一个侧门，正对着孝天县大礼堂。侧门敞开着。他带着侥幸的心理进入侧门，看到一条长长的走道。走道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只有一间房门似乎是开着的——因为黑暗的走道里，唯有那里透出些亮光。

他缓步走向那里，结果让他又惊又喜：开着门的房间里站着一个人，正好是汤正源。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汤正源黑瘦的脸上露出笑容，风趣地调侃道，“这才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刚在外面办完事，回办公室取点儿东西。正准备去你刘阿姨那儿吃饭。你要是来早了，我不在，进不了门；你再晚来一会儿的话，我就走了，也见不着。”

“这就叫缘分！”王加根应和道。

汤正源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一边收拾桌上的文件，一边提议：“走吧！跟我一起去县一小，到你刘阿姨那儿吃饭。我们边走边聊。”

去县一小刘阿姨那儿吃午饭？怎么会是县一小，而不是去他家里？王加根有点儿纳闷。

汤正源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笑着说：“对了，还没有带你参观我们住的地方呢！临时住所，名副其实的陋室。”

出了办公室，汤正源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径直往过道里面走，到了最顶头的房门前，停下脚步，打开房门。

王加根亦步亦趋地紧随着。

进门后，他看到了那对曾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坐过的沙发，还有熟悉的方桌和椅子。房间正中央摆着一排大衣柜，把一通间房隔成两小间。外间是客厅，里间是卧室。橱柜、床头柜、电风扇、音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见缝插针，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县司法局新办公楼和宿舍楼还没有修好，我们只能暂时栖身于此。”汤正源略显尴尬地介绍道，“因为和办公场所在一起，不能开火。做饭只能在你刘阿姨上班的县一小。我们每天都是两头跑，在县一小吃饭，回这里睡觉。早餐一般在外面解决。晶晶在上幼儿园。县幼儿园与县一小隔壁邻墙，还算方便。”

“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王加根安慰道，“并且，道路已经不那么曲折了。”

汤正源赞许地笑了笑。

重新锁好房门，他们一起走出了县司法局。前往孝天县一小的路上，汤正源得意洋洋地谈起了工作变动情况。

调到毛陈中学不久，也就是去年“十一”前后，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了解到中国法制建设的紧迫性与法律工作人员奇缺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自学法律的想法。紧接着，又从报上看到湖北省司法厅招录法律工作人员的消息，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正好符合报考条件，就不假思索地报了名。然后，根据考试大纲紧张地复习了几个月，结果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我报考的是律师，本应该安排到法律顾问处。但县司法局法制股正好缺人，就留在了局机关。法制股眼下就我一个人，既是股长，又是办事员。工作任务主要是编辑司法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负责全县的法制宣传。”汤正源不无炫耀地侃侃而谈，又提醒王加根，“你可以给我们投稿呢！我们付稿费的。”

到了孝天县第一小学，进入一间低矮的平房，王加根见到了体态丰腴的刘老师和胖墩墩的小晶晶。

饭菜已经上桌。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大家就围坐就餐。看到王加根带来的人参酒，汤正源吩咐老婆拿来两个酒杯，师生二人对饮。

三杯酒下肚，汤正源的话更多了。他情绪亢奋，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溢于言表。他说，自己能有今天，得感谢孝天县师范学校的领导。如果不是张雨桓排挤他，把他赶出县师范，他可能还在五里棚唱“园丁之歌”，还不知要在那座破庙里吃多少年的粉笔灰。

“一个人的潜能往往能在最低谷时迸发出来，这就叫置死地而后生。”汤正源如同哲学家一样演讲，“记得我离开县师范时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因祸得了福？”

王加根笑着点点头。

酒足饭饱，王加根起身告辞，说明天还要上班。

汤正源没有挽留，笑着起身为他送行，并嘱咐他别忘了给《法制宣传》投稿。

王加根准备乘公交车前往孝天火车站。路过地区汽车站时，突然又萌发了去方湾中学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孝天城离方湾公社仅十几公里，坐汽车只要半个小时。他完全可以先到方湾中学，在那儿呆几个钟头，然后去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这样也不耽误明天上班。去不去方湾中学呢？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去吧！已经二十多天没与红梅见面了。她肯定和我一样，被思念折磨得不行。近在尺咫，为什么不去了却这二十多天的相思债？一个王加根这样说。

马上又有一个王加根提出反对意见：你有没有一点儿自制力？说话还算不算数啊？再过几天就是“五一”假期，你未必连这几天就等不得？讲好了这个周末不见面，你贸然前往，就不怕方红梅笑话？万一她外出不在方湾中学，你去了不是要扑个空？

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设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王加根不再三心二意，坚定不移地走向后湖边的公交汽车站。

事实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此时此刻，他的心上人正在方湾中学望眼欲穿地等着他。

每周见面已经成了习惯。方红梅觉得，她与王加根分开的极限也就一个礼拜。七天后的每一天，就感觉度日如年。思念的煎熬，已经把她折磨得形容枯槁，整个人瘦得变了形。

上班时，她用疯狂工作来麻痹自己。尽可能把教案写详细一些，把作业布置多一些，把作文批改认真一些。每一节自习课，她都会守在教室里。遇上其他老师因病因事请假，她都欣然用语文课顶替，而且不计报酬。

八小时之外，她收听英语广播讲座，看文学书，写日记。灵感来了，还会写篇把文章，只是没有投过稿。她对文学的爱好，不如王加根痴迷和执着。如果不想看书和写作，就用运动打发时间。跑步，做广播体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早晨和傍晚，她都会走出宿舍，呼吸户外的新鲜空气。

最难熬的还是漫漫长夜。

天黑之后，她就如同一个精神病人，疯疯颠颠。有时去办公室晚办公，或者去会议室看电视，多数时候又没有办公和看电视的心情。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看看书又重新躺下，电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王加根。相爱一年多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场景和片段，都如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重现。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悲，时而喜，泪水如涓涓细流在脸上流淌，感觉肝肠寸断。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就翻出王加根的来信和情书，细细品读，或者捧着王加根的照片，凝视注目好半天。

“根，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我听着。根，快说呀，喊我一声梅！根，你听见我在叫你么？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就是不能没有你！”她对着照片与王加根交谈，自言自语。

不知不觉中，总算睡着了。心爱的人又出现在梦境中，甚至躺在她身边。

隔壁房间的扑克摊子散场了，传来余兴未尽的议论，以及拖动椅子的声音，把她从梦中惊醒。

她又开始哽咽着饮泣。

“根，抱紧我！天这么黑，我一个人好怕。根，我的亲人！你为什么不来看你的梅！你知道她正在痛不欲生地思念你吗？你怎么能够这么长时间不到我身边？未必真的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你心爱的梅置之脑后？把思念抛到九霄云外？我多么可悲！为什么要酿下这爱情的苦酒？”

到了星期六下午，明知道两人约好不见面，明知道王加根不可能来方湾中学，她还是满怀希望地在宿舍里等待。等待着心上人违约，从天而降，出人意料地站在她面前。

恍惚中听到有人敲门，她就会从床上或椅子上弹起来，奔过去打开房门。结果，外面什么也没有。

这种无望的等待往往要到次日早晨才告一段落。

星期天，她强迫自己正视现实，回归自然。

没精打采地回到菜园子村，听祖母叨唠，帮父母干家务，检查弟妹的学习。或者，一个人穿过田野，到绿草如茵、杨柳依依的河堤上散步。置身于大自然，她的心情才开朗一些，感到舒畅和快乐。碧绿的麦浪，金黄的油菜花儿，蜂飞蝶舞，河水欢唱，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见鸟儿成群结队，蜜蜂与花蕊紧紧拥抱，遥望小河中戏水的鸳鸯，她又难免黯然神伤。唉，动物都能够朝夕相伴，我和心上人为什么只能天各一方？

“五一”假期总算到来了。当他们再次在花园公社小学相聚时，那刻意压抑的感情如火山喷发。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难以自控。方红梅抚摸着王加根消瘦的面庞，亲吻着他颤动的嘴唇，一声声地呼唤着“根”“我的根”……□□的欲望让她如饥似渴，但又不敢迈出那可怕的一步。欲罢不能，欲进又止，欲言还休。

那种感觉真的比死去还要难受。

“让我死吧！我忍受不了！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她一次次地低吟，死去活来的样子。

王加根同样抓心挠肺一般难受，泪如泉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呼吸急促。有时扯下身上唯一的遮羞布，准备趴到方红梅身上时，眼前突然会出现白素珍凶神恶煞的面孔，脸上似乎又挨了重重一耳光。于是悬崖勒马，懊恼地停了下来。除了对母亲的恐惧，还有对冲动后果感到担忧。

按法律规定，男子必须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他才十八岁，如果现在就急不可耐地把生米做成熟饭，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如何度过？更何况，花园公社文教组出台了新政策，要求公办教师晚婚晚育。男教师必须年满二十五周岁，女教师必须年满二十三周岁，才允许结婚。否则，所在学校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领不了结婚证书。

忍忍吧！不能图一时快活，惹百日烦忧。…

王加根又重新把短裤穿好，上齿咬着下唇，无声地痛哭起来。

方红梅抱着他的头，与他一起流泪。

这对被爱情的烈火烧得体无完肤的年轻人，最终还是用意志扼住了欲望的咽喉，阻止了感情的洪水放纵奔流。

急风暴雨过后，他们平静下来，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实在是太困太累了，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计划，他们准备利用“五一”假期去武汉玩两天。不买东西，不走亲访友，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了解一下大城市的生活。

这是他们恋爱之后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旅游，两人都比较兴奋。晚上，他们趴在《武汉市交通旅游地图》上研究了好半天，基本上确定了游览的景点和出行路线。

天亮之后，在煤油炉上煮了点儿白菜面条，香滋滋地吃完，两人就怀着激动的心情上路了。王加根背着已经洗得发白的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钢笔和存折。

他们先到银行取钱。办业务的显然是个新手，一会儿账算错了，一会儿找不到记账单。打起算盘来像捉虫，数钞票的样子也很难看。一笔简单的现金支取业务，办了二十五分钟。这种人要是在教育系统，早就靠边儿站了。本来蛮好的心情，一下子受到了影响。走出银行时，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有点儿愤愤不平。

来到花园火车站，刚进候车室，竟然碰到了徐磊。更巧的是，徐磊也是坐火车去武汉，到他大伯家里玩儿。

三个人买好车票，一起进站上车。

车上人满为患，找了好几个车厢都没有座位。后来在堆放货物的“货车厢”里，看到长条木椅上有几个空位子。

他们赶紧跑过去坐下。

徐磊是花园公社人，家住花园镇北头的徐家河。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季店公社教书。他从家里去季店，或者周末从季店公社回家，总是走襄花公路，正好路过花园公社小学，因此常去王加根那儿。王加根也去过徐家河他家里。两人交往甚密，关系不错。

他与方红梅是师范毕业后第一次见面，交谈的话题相对比较多。

“你跟池中月怎么样？”方红梅明知故问。她已经从王加根那儿听说徐磊与池中月分了手，只是想确认一下。

“还能怎么样？”徐磊玩世不恭地回答，“我们的交往，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小孩子过家家，玩玩儿而已。”

“你们这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方红梅笑骂道。

徐磊为自己辩解：“话可不能这样讲，王加根不就是一个例外？再说，男女之间的事情，都是你情我愿，又没有谁强迫谁。就算我玩了她，她不同样玩了我？”

方红梅无言以对。

“听说她又与七九级的殷彬好上了。殷彬分在县一小，她分在车站中学。这回算是门当户对了。”徐磊酸溜溜地通报。

“殷彬？”方红梅倍感意外，饶有兴致地问，“她与殷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快半年了吧！”

方红梅忍不住暗自发笑。去年国庆节，殷彬到方湾中学找她时，还说要等到她“幡然醒悟”的那一天，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方红梅没结婚，他就会一直等下去。没想到，这才过了七个月，殷彬已经与池中月恋爱了半年。

列车快到肖港火车站的时候，乘客们纷纷起身，把开着的窗户关上。徐磊也跪在长条木椅上，花了好大的劲，才把身后半开着的窗玻璃放下来，关得紧紧的。他说，肖港到武汉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绝大部分是贩运蔬菜的农民。因为火车在这里只停三分钟，他们担心货多了上不了车，通常不走车门，而是翻车窗户往里挤。

果不其然！列车刚在肖港火车站停稳，就见站台上聚满了挑着大筐小担、背着麻袋竹篮、拎着木箱塑料桶的人们。他们不停地用手拍打着窗玻璃，大声喊叫着，要求里面的人把窗户打开。坐在里面的乘客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这时，从车厢两头涌进来几个刚刚上车的人。他们慌慌张张地直奔车窗，不由分说就要打开窗户。这些人完全不顾其他乘客的抗议，遇到阻止开窗的人就大声吼叫，恨不得与你打架拼命。结果，刚刚关上的窗户又被他们强行打开了。

车上车下乱成一片。

装满蔬菜的塑料编织袋、麻袋、竹篮或者铁筐不停地从窗户外面扔进来。喊叫声、咒骂声、争吵声、叮嘱声震耳欲聋。在车上接应的人们抓到从外面递进来的货物，随便乱扔。不管是过道，还是座位，他们只管货物有地方堆放。货一上完，站台上的人要么直接从窗口翻进来，要么急急忙忙地奔向车门。整个车厢被堆积如山的蔬菜、水果、活鸡、活鸭、乌龟、王八、鳝鱼、河虾挤得水泄不通。各种难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目眩。特别是洋葱和大葱散发出的刺激气味，让人简直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他们早已被这些亡命之徒从座位上赶下来，只能站在过道的空地方。

“活体动物以前是不允许上车的，现在放开搞活了。只要不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类动物，都能够贩运。这些东西在汉口特别俏，价格也高，蛮赚钱。”徐磊俨然贩运过动物一样，经验十足地介绍，“现在农民都不种田了，专门跑汉口跑广州，做生意来钱快，比种田划算。即使种田，也不种庄稼，改种蔬菜。肖港的很多农户都成了菜农。汉口人的菜篮子，有一半儿是肖港人提供的。”

王加根本来对这些穿戴破烂、蛮横无理、粗俗不堪的菜农没有好感，听徐磊这么一说，敌意减少了许多。改革开放后，一些脑子活泛的农民也加入到商品流通环节，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做生意也不是城里人的专利！什么赚钱就捣腾什么，哪儿价钱高就送到哪儿卖。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生意人共同的目标。

列车启动后，车厢才慢慢恢复平静。

商贩们开始整理自己的货物，尽可能放得整齐一些。弄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享用他们带上车的早餐。馒头、包子、油条、油饼、烧饼、发糕、热干面……品种相当丰富，每一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早点，用餐巾纸擦擦嘴，他们就从口袋里掏出纸烟，用打火机点着，香滋滋地抽着。这些烟鬼们都是各人抽各人的，只有少数几个把烟散给同伴。吞云吐雾的同时，嘴也不闲着，插科打诨，谈笑风生。从进货成本，到责任田的收成；从十二大政策，到分田到户后引发的各种矛盾。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被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不时引起满车厢笑声。

“政策合不合理，那是中央考虑的事情。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操心屁事不顶！只要让我们有钱赚就行。来打牌吧，还是赢几个车票钱实惠。”一个满身油污、胡子拉碴中年人拿出一副扑克牌，拉起了牌局。

很快就有三个人响应。

四人席地而坐，在车厢中间的空地上铺张报纸，开始“斗地主”。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少说也有二十几个。大家时而惊呼，时而惋惜，时而赞叹，时而揶揄。每一局结束，都会有好半天的总结与点评。因为意见不合，甚至相互争吵，如好斗的公鸡，脸红脖子粗。

这种激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汉口火车站。

王加根、方红梅和徐磊下车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车站，马上被汉口火车站这座“西洋建筑”所吸引。

火车站居然能够修得这么漂亮！这让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惊讶。回想起花园镇、孝天城、肖港和陆家山这些小车站，他们一下子觉得，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跟着徐磊转过好几条街道和小巷子，爬上一栋破旧的老楼房，又七拐八绕地走了好半天，才到了徐磊他大伯家里。

男主人不在，徐磊的伯妈接待了他们。虽说住的是筒子楼，房间窄小，但屋里的东西还真不少。黑白电视机、单门电冰箱、落地电风扇、永久自行车，三人沙发，各种家具齐全，典型的城市居民家庭。

女主人操一口地道的汉腔，说话很快，行动敏捷，风风火火，待人非常热情。端茶倒水之后，她又打开电视机，安顿徐磊陪加根红梅说话，自己到阳台上的厨房里做饭去了。

王加根跟着过去客套几句，见女主人已经打开了煤气炉。

不烧柴禾，不烧煤球，不用煤油，也不用电，拧开煤气罐，划着火柴，炉灶上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这太神奇了！王加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没多大一会儿，三菜一汤就上桌了：青椒炒瘦肉、红烧鲫鱼、家常豆腐、番茄鸡蛋汤。

女主人一个劲地招呼客人吃菜，叫大家不要客气，一定要把饭菜全部吃光。剩着只有倒掉，糟蹋了。

剩菜为什么要倒掉？留着下餐吃不行吗？王加根心里犯嘀咕，但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城里人讲究，可能他们都不吃剩菜吧！

听说加根和红梅是专门来武汉旅游的，女主人又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武汉好玩的地方很多，不过，最有名气的，跟餐桌上一样，也就“三菜一汤”。

“三菜一汤？”王加根和方红梅摸头不是脑。

女主人笑着解释说，所谓“三菜”，是指黄鹤楼、归元寺和古琴台，“一汤”就是指东湖。

“黄鹤楼肯定要去看看。虽说很多人去了就后悔，觉得没什么看头，但毕竟是武汉的地标。”女主人很实在地推荐，“黄鹤楼建在武昌蛇山上，正对着长江，还是挺有气势的。这座楼与滕王阁、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号称天下江山第一楼，是绝景，值得一看。”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

三个年轻人背起了与黄鹤楼有关的诗词。

“归元寺与其他佛教寺庙大同小异，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罗汉堂。里面摆放着五百多尊罗汉塑像，可以去数罗汉，蛮有意思。至于古琴台，恋爱中的情侣就更应该去走一走。高山流水遇知音嘛！”女主人显然已经看出方红梅和王加根的关系。

“风景最好、最赏心悦目的地方还是东湖。”女主人最后隆重推荐武汉的“汤”。

她说，东湖湖面三十三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屈原曾在这里“泽畔行吟”，后人因此在这里修建了行吟阁、屈原纪念馆。楚庄王曾在这里击鼓督战，刘备曾在这里设坛祭天，李白曾在这里放鹰题诗。环绕东湖的有三十多座郁郁葱葱的山峰，其中最高的是位于东岸的磨山。磨山是花的海洋，花的品种成千上万。除磨山植物园以外，还有梅园、荷园、杜鹃园和樱花园。梅花的品种和数量在国内首屈一指。

“磨山顶上的楚天台很气派，能够在里面看编钟乐舞表演。”女主人说起东湖的景点如数家珍，“这样跟你们讲吧！东湖的漂亮和美丽，环境的优美和恬静，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大家很可能会觉得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伟人们的评价总有说服力吧？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先后四十四次到东湖，除□□以外，这里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王加根和方红梅听得如醉如痴，都有点儿急不可耐，想赶快去品尝大武汉的“三菜一汤”。

“我们家离中山公园和武汉商场比较近。吃完饭后，你们可以先去那两个地方转转。”热情的女主人继续给他们提建议，还为他们规划了游览的路线，“下午看看这两个地方，就差不多了。天黑之前，坐车或者坐船过长江，到武昌找家旅社住下来。明天一大早，去东湖。估计也只能看看近处的听涛景区，磨山那边肯定去不了，时间不够。在东湖边转转，感受一下湖光山色，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再坐车到长江大桥的武昌桥头，登黄鹤楼。可以步行过武汉长江大桥，体验一下行走在万里长江第一桥上的感受，观赏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走过大桥，就是古琴台了，归元寺离汉阳桥头也不远。最后，到汉口火车站坐车回花园镇。记得不要误了返程火车！”

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感激，觉得武汉人真是太热情了。

这次武汉之行，虽然时间短暂，对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影响却很大。

此前，方红梅还没有到过武汉，只是在人们维妙维肖的描述中，听说过大汉口的繁华。她原以为汉口就是武汉，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现在她才知道，汉口仅为武汉的一部分。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江在这里交汇，把武汉分割成汉口、武昌、汉阳三部分，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武汉三镇”。

王加根一九七六年来过武汉一次，也就是白素珍带着他和奶奶来处理三货的丧事。那时他年龄尚小，懵懂无知，没心没肺，看过的东西很快就忘记了，谈不上有什么感触和印象。因此，这次专门到武汉游玩，同样让他感到非常新奇。

中山公园里人山人海，游人摩肩接踵，走路都不利索。每一个人都那么悠闲自在，不紧不慢地溜达，轻声细语地交谈。有的还提着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和好听的音乐。情侣们手挽着手，勾肩搭背，显得亲昵无比。沿路两边的假山上、亭子里、大树下，随处可见休息小憩的人们。有的在拉胡琴、吹笛子、吹口琴、吹长号，捣鼓着各种乐器，还有人随着他们的伴奏放声高歌。小湖里有人在划船。球场上有人在打羽毛球。绿草地上有人席地而坐，聚在一起野餐。高架铁轨上，有人骑独轮车慢行，喊着叫着让地面的人帮忙照相。

在一片开阔的场地，正在举办花卉盆景展览。可惜，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是“花盲”，认识不了几种花，大多叫不出名，更分辨不出花的名贵与普通。只是看到奇形怪状的盆景和花树时，他们才停下脚步“观赏”一番。如果外形平常，哪怕是奇花异草，他们也不识货，感觉索然无味。离开花卉盆景展览现场，道路两旁摆放着很多表面凸出来或者凹进去的玻璃镜。人在镜子前面走过，看到自己的面貌和形象完全扭曲，特别滑稽可笑。这些镜子因此有个形象的名称——哈哈镜。他们在哈哈镜丛林中逗留了好半天，觉得这种别出心裁的东西特别好玩儿。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动感十足、活力四射的溜冰场所吸引。

五月的武汉是不可能结冰的。溜冰场实际上是水泥地面，必须穿着滚轴溜冰鞋才能够滑动，又称溜旱冰。在溜冰场上展示技巧和勇气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他们动作舒展，身轻如燕，时而金鸡独立，时而雄鹰展翅，抬腿伸臂，变换着各种姿势。初学者则显得比较生疏，要么如步履蹒跚的老人，要么如邯郸学步的小孩。这些戴着头盔、穿着护掌和护膝的“菜鸟”，尽管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摔跤，造成连环相撞跌倒，引起场内一片混乱。一个漂亮的姑娘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被撞者竟然如中了头彩一般高兴。小伙子抓住姑娘的胳膊，没有让姑娘跌倒。接着又与姑娘手拉着手，两人一起滑行。他们如跳交谊舞一般，交换位置，旋转环绕。小伙子时不时扮着鬼脸，做着怪像，逗姑娘开心。

看着这些无忧无虑、快乐无比的城市青年，王加根满眼都是羡慕和嫉妒。方红梅也看得入了迷，扶着溜冰场边上的栏杆，面带微笑，舍不得离开。在徐磊多次催促下，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告别溜冰场，前往公园里面的动物园。

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见过不少家畜家禽。猪马牛羊驴猫狗兔鸡鸭鹅都比较熟悉，但虎豹豺狼狮子狐狸之类的野生动物，还是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过。现在终于有机会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是不言而喻的。

在动物园里，他们学到了不少知识。比方，熊猫有大熊猫与小熊猫之分，大熊猫为中国特有，以竹子为主要食物。小熊猫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又粗又蓬松。辨别雄狮和雌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们的个头和身上的鬃毛。雄狮的个头普通比雌狮大。雄狮有鬃毛，而雌狮没有。孔雀为“百鸟之王”。孔雀开屏主要是为了引起异性的注意。能够自然开屏的，只能是雄孔雀。雄孔雀展开尾屏，不停地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蹈动作，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美丽，吸引雌孔雀……

游过中山公园，他们准备去对面的武汉商场。

在中山公园大门口，聚集了好大一堆人，似乎在看红火热闹。出于好奇，他们也从人群缝隙里挤了进去。原来，大家是在参与一种赌钱游戏。一个身穿黑皮茄克的中年人蹲着，地面上摆放着三个类似茶杯的竹筒。他先把竹筒逐个拿起来展示给众人看，里面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再放了一粒骰子在地面，拿一个竹筒罩上。接着，把另外两个竹筒也倒扣在地面上。然后，不停地挪动三个竹筒的位置，速度不断加快，让人眼花缭乱。最后，他停止挪动，让人们猜测骰子在哪只倒扣着的竹筒下面。猜测的方式，就是赌钱——你认为哪只竹筒罩着骰子，就把钞票放在哪只竹筒前面。

“皮茄克”大声地喊叫着，吆喝着，鼓动人们下注。

等所有的人下注完毕，他再把竹筒逐个翻开。罩着骰子的竹筒前面有多少钱，他就赔多少钱；没有罩着骰子的竹筒前面押的钱，则会被“皮茄克”收走，装进他自己的腰包。

徐磊站在一旁看了几轮，完全被这种有趣的赌钱游戏吸引了。看到不时有人赢钱后笑呵呵地离开，他心里痒痒，也想碰碰运气。

王加根马上打破，告诉他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劝他不要参与，赶紧离开。

徐磊说：“几十双眼睛盯着呢！庄家能玩什么假？是输是赢，考验的就是你的观察力。”

他没有听从王加根的劝告，又耐心地看了一会儿。在不下注的情况下，试着猜测了几轮，发现自己的选择都是对的。当下一轮赌局开始时，他毫不犹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押在了他认定罩着骰子的那只竹筒前面。结果，他输了。

五元钱的钞票马上就被“皮茄克”收走，成了别人的。

徐磊懊恼不已，对这一结果感到非常纳闷。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呀！骰子明明是在他押钱的那只竹筒下面，怎么会跑到另一只竹筒下面呢？未必是从地底下钻过去的？寻不到庄家弄虚作假的把柄，他也没有办法找别人扯皮。愿赌服输，他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

徐磊原本计划和王加根他们一起逛武汉商场的，遭遇这场打击后，已经没有了游玩的兴致，遗憾地向两位老同学告别。

接下来的旅游，就变成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情侣游。

游玩的过程比较顺利，只是在住宿时遇到了一点儿小麻烦。因为他们没有带身份证件，出门时又没有找单位开张介绍信，跑了好几家旅社，别人都不愿意为他们开房。

没有办法，他们准备去武昌火车站候车室过夜。

走到武昌大东门，恰好路过一家旅社，王加根决定再进去碰碰运气。他带着侥幸的心理走进旅社，向负责登记的服务员说明情况，希望能够让他们住宿。

服务员犹豫片刻，还是不同意给他们开房，提出可以在走道上加两张行军床，让他们睡在走道上。

王加根和方红梅欣然同意。

开票时，服务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方红梅满脸羞涩，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王加根却信誓旦旦地说是。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结婚证带上呢？”服务员反问，“如果你们带着结婚证，我可以给你们开单间房。”

“单间房多少钱一晚上？”加根问。

“八块。”

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啊！住一晚上要八块钱。就算他和红梅真是夫妻，恐怕也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住一宿。睡那么几个小时，一个月工资就去了四分之一，打死他也舍不得。

睡觉嘛，走道上与房间里有多大区别？他宁愿花几角钱睡在走道上，也不愿意花八块钱住单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