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港火车站上车后，王加根看到车厢里还有不少空座位。

他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拿出从方红梅那儿带回的一本《辽宁青年》杂志，准备用看书来消磨即将开始的半小时车程。

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打打闹闹的少男少女，看上去年龄与他不相上下。从这些人的交谈和议论中，王加根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孝天县师范学校学生。

王加根听到他们在点名道姓地抨击学校书记张雨桓，对县师范的一些教师和食堂师傅评头品足。他猜测，这些师弟师妹们很有可能是回家过了周末，坐这趟火车返校的。

他们抱怨县师范的住宿条件太差了，宿舍里没有厕所，而校园里的公共厕所又太少。女生们晚上起来方便要跑那么远，不安全；一些男生又站在宿舍走廊上撒尿，不文明。谈起学校食堂的师傅，他们争抢着吐槽。有的说食堂师傅不讲卫生，一边抽烟，一边炒菜，烟灰都掉进了锅里面；有的说食堂师傅洗菜不仔细，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学生们吃饭时，居然从菠菜里面挑出了卫生纸！话题最后又转到了“迎新文艺晚会”。他们争相评价哪个班的舞蹈排得好，哪个班的合唱水平高，并且评出了他们印象中的几个好节目：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和男声独唱的《乌苏里船歌》……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一个男生提议道。

“唱什么呢？”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怎么样？”

“行！”

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还有人还从背包里翻出口琴，吹起了这首歌的前奏。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

师范学生们都敞开嗓门儿，声嘶力竭地吼唱着，歌声完全掩盖了列车奔驰发出的轰鸣声。一些受到感染的旅客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王加根却没有随声附和。

他合上杂志，面带笑容地看着这群无忧无虑的歌唱者，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曾几何时，他也和这些师弟师妹们一样，少年不知愁滋味。可从师范学校毕业才几个月，他就时常“无言独上西楼”，喜欢“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

花园公社小学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由大礼堂改建的职工宿舍完工后，王加根花了好几天时间，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未来的奋斗目标。他觉得，人生在世必须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有希望实现的。

记得他到孝天县师范学校报到时，走近校园，看到学校大门口拉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横幅，横幅上醒目地书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小学人民教师！

坦率地讲，他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横幅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那本来就不多的热情。学校为什么要拉这样的横幅？这不是故意给新生们添堵么？谁心甘情愿当小学人民教师啊？

当时他并不清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师范院校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本科师范大学培养高中教师，专科师范学院培养初中教师，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孝天县师范学校拉出这样的横幅，就是给新入校的学生们打预防针，提醒他们作好当小学人民教师的思想准备，不要好高骛远。可是，包括王加根在内的很多中师学生都心有不甘。别说小学教师，就是中学教师，也并非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和志向，都觉得自己将来会成就非凡的事业。

那么，王加根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或者说，他这一生到底想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呢？

小时候，他有过当科学家的梦想。进师范学校之后，他以“华罗庚没上过大学同样成了数学家”自勉，废寝忘食地自学《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原理》。后来确实没有办法学通弄懂，只好无奈地放弃。紧接着，他又加入到文学青年行列，跟风写起了小说，做起了作家梦。他觉得，当作家没有学历门槛儿，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并且把马克西姆·高尔基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高尔基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却写出了《母亲》这种享誉世界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他王加根是农民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受欢迎，又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单亲家庭里长大。学历仅为中专，起点如此之低，他还能希望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为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以教书为职业，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争取写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最终实现理想，就算是成功的人生。

王加根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周游世界，看看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到底是什么样儿，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要实现这个梦想，他觉得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人身自由，不受束缚，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二是要有足够的钱，没有钱肯定寸步难行。三是要懂外语，至少能够用英语与别人交流。而他觉得自己通过努力，是完全能够达到这三个条件的。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保证衣食无忧，他就能够全力追逐“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梦想。

他清理了自己现有的书籍，有两百多本，逐一登记造册。整理了近几年剪报收集的资料，重新分门别类。制定了个人《作息时间表》，规范每天的日程安排。在备课、上课、改作业、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的同时，增加了读书和写作这些自我加压的任务。

和方红梅一样，他每天早晨也是五点半起床，开始早锻炼。沿通往花园镇的柏油马路，跑到花园大桥头再往回跑，往返三公里左右。回宿舍刷完牙洗过脸之后，喝一杯白开水，拿上英语广播教材和小收音机，到学校周边的田埂上去听英语广播讲座，或者朗读英语课文。接下来是早餐、上班和午餐。中午小憩一会儿，就在宿舍里看文学书。下班之后晚餐，再就开始写作。直到困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上床睡觉。偶尔，他还会和同事们一起去花园镇看电影。

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平静如水。

为了多读书，扩大知识面，王加根到花园镇文化馆图书室办了张《借书证》，开启八小时之外的阅读生活。他借阅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著，尤其喜欢俄国、法国和英国一些近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中他只喜欢《红楼梦》，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多大兴趣。每次去花园镇文化馆，他还会到报刊阅览室转一转，浏览近期发行的报纸和杂志。翻报刊，他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搜集“征文”“约稿”之类的信息和编辑部地址。有了这些信息和地址，他就能够把自己苦心孤诣写出来的东西投寄出去。

投稿和等待编辑回信，是他追求梦想的重要途径。

稿子写好之后，他就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装进牛皮信封。写好收件人地址及姓名，同时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再用剪刀把封好的信封剪去一个角。这样，他就无须粘贴邮票了，邮资由编辑部支付了。

与工作日相比，周末显得有点儿混乱。

王加根得赶车去方湾中学，或者到花园火车站接方红梅，有时还要回王李村，或者接待来访的不速之客。

近段日子，他父亲王厚义来过两次，敬文来过一次，同村的二瘌痢——就是小时候跟他抢牛屎、脑袋上挨过加枝一粪耙的那位小伙伴，居然也来找过他一次。此外，就是如走马灯一样的县师范同学和师弟师妹。

王厚义第一次来这里，是因为家里种麦子要下底肥，没钱买化肥，寻求儿子的支援。第二次来这里，是去胡月娥娘家送礼，顺路来看看。

敬文是打着帮他姐买手表的旗号来的。说是方红梅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但孝天城的大小商店里都没有。他特意来花园镇看看，兴许在这里能够找到。

王加根当时就纳闷儿：红梅买手表怎么不对他讲呢？她完全可以让他在花园镇购买呀，还用得着敬文专门跑一趟？再说，孝天城都买不到的“上海牌”手表，花园镇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呢？

他带着敬文在花园镇为数不多的几个卖手表的地方找了找，结果都没有“上海牌”手表。送敬文去花园火车站搭车的路上，这家伙才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敬文十五岁生日快到了，想请同学聚餐庆祝，手上没有钱。王加根只得把身上仅有的十五元钱给了敬文……

二瘌痢出现在王加根寝室门口时，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二瘌痢身穿翻毛领棕色皮茄克，紧身牛仔裤，脚上是锃光发亮的方头牛皮鞋，完全是一副港商的模样儿。

这“小恶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二瘌痢比王加根大两岁，从小就调皮吊蛋，是王李村出了名的“恶霸”。他读书拿锥子都钻不进，打起架来一向不要命。他头上的黄癣老早就好了，满头的黑发比一般人还要浓密。不过，被加枝拿粪耙挖破的地方，再也没有长出头发来，成了永久的空白。

二瘌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父母让他投奔广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学开汽车。因为没有办法在广州落户，两年之后又回来了。

书是读不进了，又不愿意在家里种田，于是就外出跑生意。

他在花园镇的农贸市场上收购乌龟、脚鱼、黄鳝之类的水产品，贩运到广州出售。再从广州带回尼龙伞、牛仔裤、夹克衫和各种布料等洋玩意儿，在花园镇出售。一年上头来来往往地跑，赚取两地之间的差价，据说收入相当可观。

前些年，二瘌痢的这种行为定性为投机倒把，是被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兜售，还是在火车上贩运，总是提心吊胆，做贼一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看到或者听说市场管理人员来了，就如同受惊的兔子，时刻准备抱头鼠窜。也有多次被抓了现行，东西被没收，处以罚款，甚至人被关押，受了些皮肉之苦。改革开放之后，对这种买卖管得松了一些。二瘌痢认为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南来北往的频率明显提高，贩运东西的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多。他这次来找王加根，主要是想借做生意的本钱，顺便推销他的“广州货”和“香港货”。

王加根一贫如洗，自然没有钱借给他。

二瘌痢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他把自己带来的帆布提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拿出花花绿绿的折叠伞、布料和衣服，丢在王加根的床上，任他挑选。

“这种天蓝色的涤纶布特别好，特厚涤纶，是从香港进口的，十一块钱一公尺。”他向王加根重点推荐。

东西都是些好东西，问题是王加根没有钱。

“暂时不付钱也可以。”二瘌痢非常大度地说，“东西先给你留下，你下个月发了工资再给我。”

王加根月工资三十二元，交纳十五元的互助金，就剩十七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往返于花园与方湾之间的路费、人来客往的招待费和不可预见的零花钱，都指望着这十七块钱。

他哪儿还敢买什么东西呢？

没钱借给别人，又不买别人的东西，王加根觉得面子上实在过意不去。他只得把住在学校里的青年教师都喊过来，希望这些同事们能够照顾一下二瘌痢的生意。

遗憾的是，只有宋双清买了一把折叠伞。

王加根把二瘌痢带到县砖瓦厂食堂吃晚餐。运气还不错，食堂卖的热菜是土豆炒肉片。他买了三份，装在一个大碗里，又到小卖部买了皮蛋、咸鸭蛋、油炸花生米和兰花豆，打了半斤散白酒。

两人边吃、边喝、边聊。

二瘌痢叹息王加根生活清苦，并且说，没有想到他考上了学，也只混得这个样儿。人活一生，就是个碰运气的玩头。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受穷受苦，不如出去冒险。运气好的话，就能发个横财。运气不好被逮住了，至多拘留几天，罚几个钱，也算不了什么。

王加根被二瘌痢的高谈阔论惊得目瞪口呆。

二瘌痢说，中央刚刚召开了会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报纸上也发了文章，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像他这种全国各地到处跑、低进高出做买卖的，不再定性为投机倒把，是促进商品流通的合法行为。

“花园镇那些租门面卖鞋、卖衣服的，还有十字街那些摆地摊卖书、卖皮带和小玩意儿的，工商人员根本就不管。生意做得好的还得表扬呢！国家现在提倡繁荣经济。”二瘌痢越说越兴奋，已经有点儿炫耀的意味，“他们的好多货都是我从广州弄回的。我看你挺喜欢看书，以后要什么书就给我讲。我从广州给你带回来，保证比新华书店便宜一半儿！”

二瘌痢的这次造访，让王加根的心情好些天都难以平静。

他和二瘌痢年龄相仿，人生规划却完全不一样。孰对孰错，谁是谁非？将来，谁又会拥有更成功的人生呢？

参加工作这几个月来，王加根感觉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有时激情高涨、热血沸腾，有时又郁郁寡欢、悲观失望。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十大金刚”，他的思想起伏和情绪变化很大，表现明显与众不同。

争取到与民办教师同住一间宿舍之后，“十大金刚”中的好几个人都开始了独占房间行动。他们把自己的弟妹或者侄子外甥等亲戚带到身边读书，睡在另一张为民办教师准备的单人床上。这些从农村考出来的娃娃，家境都不是很好。父母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供他们读书考学，参加工作之后，自然到了他们回报家庭、承担责任、为老人减轻负担的时候。家人、亲戚和他们本人都觉得，小孩子由自家人教育放心些，多少还能得到一些特权和关照。

涂勇带的是他哥嫂的儿子——也就是他侄儿。

他专门买了一个煤油炉，添置了锅碗瓢盆等炊具，率先在宿舍里开火。每天早上和中午，他把大米洗干净，装在铝盒子里，送到学校食堂蒸成饭，菜则自己在家里炒。

学校食堂为教师和学生蒸饭是免费的。教师们在食堂就餐，则按就餐的次数交钱和粮票。无论是荤菜还是素菜，每餐的价格都一样。涂勇精于算计，特别爱占小便宜。逢到食堂供应鱼肉这些荤菜时，哪怕他已经在家里炒了菜，也要去学校食堂打一份。学校食堂的饭菜是按计划供应的，前一天报了多少人，第二天就准备几个人的饭菜。涂勇事前没报餐，看到好菜又强行来打，搞得炊事员没得吃的。炊事员老实巴交，又不敢说什么，总是窝着一肚子火。

还有一件事涂勇做得也不像话，那就是每个月交团费。

共青团组织对团员交纳团费没有数额规定，特别是对学生团员，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交纳。通常情况下，中小学教师中的团员每月交两角钱，中学生团员交五分钱。

涂勇从上班到现在，每个月的团费总是交两分钱！比学生团员交的还要少。除了不愿意多交团费，他对团的工作也不热心，很少参加团的活动，而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他的文学辅助会。

前不久，他宣告文学辅助会正式成立，创始会员有二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友。这些人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都会聚到涂勇的宿舍。谈古论今，针砭时弊，卖弄风骚，相互推荐书籍和作品，显得热闹非凡。有时，因为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他们会面红耳赤地辩论起来。争吵的声音在大礼堂里回响，每个房间里都听得清清楚楚。身为文学辅助会会长的涂勇，好胜心强，喜欢夸夸其谈。当他自认为有理，或者找到了别人的破绽和漏洞时，他就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让对手完全没有插言反驳的机会。慷慨陈词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不停地晃动，时而前仰，时而后俯，右手挥舞，打着幅度很大的手势。

王加根一直没有加入这个热闹火红的组织，也从不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显得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作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空谈除了浪费时间、消耗精力，对创作没有实质性帮助。自古文人多寂寞。文学创作就是一项默默无闻、单打独斗的工作。作者必须安静下来，用心体验和观察生活，从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和身边普通人物身上，寻找出非凡的东西，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闪光点。独到的眼光、深入的思考和超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才是造就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十大金刚”里面有三人参加了文学辅助会，其他几个人和王加根一样，各有各的梦想。有的想专心复习，重新参加高考；有的想认真教书，通过勤奋努力的工作得到领导重用，进而得到提拔；有的想托关系、找路子调往条件更好的学校；还有的安于现状、按部就班，想尽快谈个女朋友，娶妻生子，过上安宁稳定生活。

与方湾中学那些求偶无门的青年教师相比，“十大金刚”要幸运得多。这里毕竟临近花园镇，方便接触有工作或者有城镇户口的未婚女青年，选择的余地比较大。每隔一段时间，“十大金刚”中就有人带回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引起一阵骚乱、躁动和热议。大家互相转告，某某的女朋友来了！于是所有人都来看稀奇、看热闹，如同选美比赛的评委一般，对来人评头品足。从外貌、身材、气质、言谈举止、着装打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按百分制评分。由于审美观不同和评价标准不一样，得出的分数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差异，结果就会导致唾沫四溅的争论，脸红脖子粗的争吵……

咸吃萝卜淡操心，其实这事与他们屁不相干！

大家说好说坏，评分高或者评分低，对当事人并不会产生影响。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他们喜欢的，就会继续交往下去；他们不喜欢的，很快就会分手，重新再找。

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如果动了心思，又被拒绝或者遭到抛弃，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素养高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强一点儿的，可能会友好地分手，但也有不少姑娘胡搅蛮缠，在学校里闹得前后左右不得安宁。

她们骂这些受人尊敬的男教师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臭流氓，玩弄她们的感情。不就是个穷教书的么？有什么了不起！

“十大金刚”中挨骂最多的当数宋双清。

短短三个月，他就换了六个女朋友。有的是他自己挑的，有的是别人介绍的，其中两个姑娘还是花园公社小学同事的亲戚。没办法，有钱就是任性。他也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飞短流长，心甘情愿当“花心萝卜”。

在谈恋爱方面受非难最少的自然是王加根。

他与方红梅爱得死去活来。心里有自己的女神，就很少正眼看其他女孩儿。再说，他也没有时间。又是工作，又是英语，又是写作，周末还要舟车劳顿地往方湾跑，或者去花园镇接车。正事都忙不过来，哪儿有闲工夫参与同伴们的胡闹？更别说到外面去沾花惹草了。

王加根有时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着急。他着急的事情主要是班级和学生管理。戴帽儿初中班调皮捣蛋的学生太多了，三天两头给他惹麻烦。

眼看冬天就要来了，而花园公社小学所有教室的窗户都是敞开的，看不到一块玻璃。窗框也烂了，或者被拆下来扔了。学校前期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把各教室的门换了，换窗户却无能为力。

陆定国往花园公社文教组跑了好多次，文教组组长刘福民才勉强答应，等春节过后——也就是下学期再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寒潮，让学生们免遭寒风冷冻之苦，学校就买了一些塑料薄膜和炕席片，把所有的窗户都封起来。冬天多半吹的是北风，所以，靠北的窗户钉的是炕席片，而把塑料薄膜蒙在靠南的窗户上。这样既能有效抗击雨雪风霜的袭击，也不至于教室里的光线太暗淡。

学校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教师和学生们特别感动，有的抵着陆定国的面恭维，有的在写作文唱赞歌。偏偏戴帽儿初中班的学生不领情，他们班的窗户封了没几天，靠北窗户上的炕席片就被撕烂了！上课时，呼呼的北风直往教室里面灌。

陆定国非常生气，责成班主任好好查一查，看是哪个小混蛋在搞破坏。王加根明查暗访了好几天，也没有把肇事者揪出来。

这事尚未查个水落石出，陆定国又来找王加根。说他们班的学生上体育课时把学校的羽毛球拍子打断了，说他们班迟到的学生总是比其他班上多，说他们班有几个女生不做课间操，说他们班清洁大扫除投机取巧，没有其他班搞得干净……

校长毫不留情的批评，让王加根觉得很没面子。

虽然他的语文教得不错，学生的写作水平有明显提高，但班级管理如此糟糕，还是说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毕竟，他不只是一个语文教师，还是戴帽儿初中班的班主任。

王加根于是把另外两个任课教师宋双清和董志芳召集到一块儿，从期中考试质量分析入手，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挑出了十个表现最好和十个表现最差的学生，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抽出下班后的休息时间，逐家逐户地去学生家里走访。

王加根的意图很明确，就是通过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让表现好的学生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让表现差的学生迅速进步，迎头赶上；让处于中游的学生产生危机感。这一策略在教育学上叫做“抓两头，促中间”，很多知名教师都试过，据说效果还不错。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走进那些农村学生的家庭，王加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同时也有一点儿小紧张。

家长们对他都很热情。无论条件好坏，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要他品尝。他们把家里的凳子抹了又抹，让王加根坐下，然后拉着他的手，不厌其烦地叨叨起孩子们的事情。从孩子小时候说起，不放过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些孩子由于智商高低、成绩优劣、表现好坏有差别，王加根对他们有的喜欢，有的厌烦，认为他们有的前途远大，有的是无法雕琢的朽木。但是，家长的看法却不一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们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无一例外寄予莫大的希望。

这一点，对王加根的触动很大。

十几岁的小孩，可塑性是很强的。作为教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家长们对花园公社小学允许路远的学生在学校食堂搭伙蒸饭的做法大加赞赏，同时又道出了另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那就是，学生们带到学校的大米和咸菜没有地方存放。

王加根马上想到，可以把自己宿舍里的那张空床腾出来，让学生把东西放在他那里。

还有家长提出，他们家孩子坐的桌子和凳子比较矮小，座位又在教室的后面，被前面的学生挡住了，看不见黑板。

这事宋双清也反映过，王加根考虑到调整座位比较麻烦，牵一发而动全身，担心引起混乱，就暂时没动。现在家长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不解决是不行了。

花园公社小学没有公用的课桌和凳子，学生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桌椅板凳来上学。因此，走进每一间教室，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桌子大的大，小的小，高的高，低的低。桌面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正方形，还有的是圆形。屁股下坐的凳子也不一样：有长条板凳，有单人方凳或圆凳，还有靠背椅。

戴帽儿初中班教室里，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桌子，也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凳子。桌椅板凳随意摆放，位子是各人抢占的。先报名、先到校的，就可以抢到比较靠前又居中的位置；后报名、后到校的，就只能坐在教室的后面和两边儿。

这是原襄花小学多年形成的不成文规矩。

以前也有学生和家长提出类似问题，但班主任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所有调整座位的要求，一概置之不理。王加根觉得，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有失公平，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决定趟一趟这潭浑水。他的想法很简单，不考虑学生的成绩、表现、身高、家庭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只根据班上现有桌椅板凳的高低大小情况，尽可能摆放得合理和整齐一些。

下午放学后，趁教室里没有学生的时候，他亲自动手，和宋双清一起忙碌了大半天，把班上的桌椅板凳重新摆放了一遍。比较矮小的放在前面，比较高大的搬到后面，基本上能够保证所有学生能够看见黑板。他对调整后的座位非常满意，一种勇于变革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改革举措立刻掀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早晨，戴帽儿初中班教室里乱糟糟的。学生们哭的哭，骂的骂，吵的吵，闹的闹，如同一锅沸腾的开水。矛头自然都指向王加根。有的说他不会当班主任；有的说他家访时吃了别人的鸡蛋，就把好座位安排给那家的小孩；还有学生咒他不得好死……

这些话被宋双清听到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赶紧去找王加根，笑容满面地转达了学生们的反应。

王加根非常惊讶，也很生气。

不过，他还是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马上去找那几个骂他的学生。他问心无愧，就不惧怕别人说三道四。至于那些无理取闹的捣蛋鬼和调皮精，他相信自己能够把他们搞定。

早自习钟声响过，王加根和往常一样走进教室。

整个教室霎时鸦雀无声。好几个学生嘴巴子噘得老高，有的对他横眉怒目，有的趴在桌子上，不肯坐起身来。还有一个叫刘惠珍的女生，站在教室中间的过道上，不上自己的座位。

王加根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平心静气地走上讲台，开始介绍调整座位的起因、目的、原则和过程。

他一再强调，老师只是根据桌椅板凳的高低、大小和形状不同，进行了重新摆放，不存在偏爱或者排挤谁的问题。无论大家满意或者不满意，都必须服从统一安排，没有价钱可讲，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合理或者不合理，按现在的座位坐一段时间再说。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和要求，下学期再调整。

“这学期只剩下最后两个月，再大的困难，也请大家克服一下。”王加根说完，就叫学生读书，没有搭理那几个有抵触情绪的学生。

上午第一节课是语文。王加根拿着备课夹和教材，拎着粉笔盒走进教室，发现刘惠珍仍然站在教室中间的过道上。他视而不见，喊了一声“上课”，就开始讲课，自始至终没有理睬刘惠珍。

课上到一半的样子，刘惠珍突然哭了起来，哽咽着，抽泣着，身子不停在颤动，哭得特别伤心。

王加根停止讲课，果断地说：“你要是听课的话，就请回你自己的座位。如果不听课，可以离开，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刘惠珍还是站在走道上，委屈地流眼泪。

王加根继续讲他的课。下课后，他径直走出教室，对刘惠珍还是不理不睬。据上第二节课的董志芳老师讲，上英语课时，刘惠珍已经没哭了，乖乖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王加根非常得意。

跟我斗，跟我耍无赖，我才不怕你呢！反正道理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听得听，不听也得听。我既不打你，也不骂你，连批评的重话都不说，死个不理，看你还能怎么着？站着示威，赌气不上课，背地里骂我，我都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的，更不生气。说什么死了也要在我身上踩几脚，行啊！我死了管你踩几脚，反正我也不知道，但我活着，你就必须听我的。我才不生气呢，气大伤身，笑一笑十年少，这些道理我懂。

下午放学后，王加根吃过晚饭，准备洗澡。

宋双清突然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宿舍，告诉他，刘惠珍和另外一个女生还在教室里，说是不解决座位问题，就不回家。

“你快去看看吧！”宋双清非常着急的样子，“天马上就要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可不是好玩的。”

王加根把塑料桶的热水倒进脸盆，一边拿毛巾洗脸，一边开玩笑说：“我当班主任的都不急，你着急什么？该讲的道理，都对她们讲清楚了，现在去还不是那些话。我不去！”

“刘惠珍说，她的座位正在靠北的窗户边，席子又撕乱了。风吹在脸上像刀割，太冷，她受不了。”

“这事我已经答复她了，马上让学校把撕破的席子换掉。上午我找过总务主任，明天就会派人去修理。”

宋双清继续劝王加根：“人大性大，这两个女生特别犟。要不，还是把她们的座位调整一下吧！”

“怎么可能？”王加根坚决拒绝，“调整座位牵一发而动全身。调一个人，就必须动另一个人，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这个先例绝对不能开！”

“但是，她们犟牛抵墙地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呀。等会儿天就黑了，万一晚上出个意外……”宋双清满脸愁容，着急得什么似的。

“想怎么闹，就让她们怎么闹去。想在教室里过夜，就让她们在教室里呆着。骂我咒我没关系，我认了。想调整座位，没门！”

宋双清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犹豫片刻，他还是提示道：“你知道刘惠珍与陆校长是什么关系吗？”

王加根疑惑地望着宋双清。

“刘惠珍是陆校长老婆的弟弟的女儿，亲舅侄姑娘。”

这个王加根还真不知道。他只听说过陆定国是襄花大队的女婿，还听说陆定国的老婆也在花园公社教书，是光明中学校长。

宋双清解释说，正因为有这层关系，陆定国不好亲自出面找他，希望他对刘惠珍予以关照。接着又告诉王加根，教室里另一个不肯回家的女生，是襄花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千金。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窜起一股无名怒火。

“小兔崽子们的，我说你们怎么这么牛逼呢，原来都有后台！越是这样，老子越不给你们调座位。不然的话，我在别人眼里成啥人了！”

他最讨厌那种拍领导马屁，见了领导就点头哈腰，甚至恬不知耻在领导面前阿谀奉承、卖身求荣的人。

眼前的宋双清，就是他讨厌和蔑视的那种人。

这家伙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整天围着陆定国的屁股转，简直就是陆定国养的一条哈巴狗！学校青年教师与领导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时，他总是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站在学校领导那一边，与青年教师形成对立面。大家斥责他的背叛行为，他还振振有词：“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不听领导的听谁的？”

也难怪陆定国把说服王加根的差事交给他。遗憾的是，王加根又软硬不吃，顽固不化，是个死不开窍的木鱼疙瘩。他听宋双清挑明了这层关系后，笑了笑，说：“陆校长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那你还是尽快去教室，安抚一下她们。”宋双清急不可耐地说。

“好的。你忙你的去吧！谢谢你的提醒。”

宋双清本想和王加根一起去教室，但听王加根下了逐客令，也不好意思继续留下，有点儿尴尬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王加根关上房门，慢条斯理地开始洗脸。洗完脸，又把塑料桶里的热水倒进脚盆，宽衣解带，□□地坐在脚盆里洗澡。洗澡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几天前学校里评选先进工作者的闹剧。

花园公社文教组分了两个先进个人指标给花园公社小学。学校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民主推荐候选人。

陆定国简短地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任务，就让大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会场陷入让人窒息的沉寂状态。

大家抽烟的抽烟，望天的望天，看书的看书，还有人拿着铅笔在白纸上鬼画胡桃，就是没有人出声。

“我先说两句吧！算是抛砖引玉。”好半天之后，董志芳用浓重的麻城口音开了腔。

王加根一阵窃喜。董志芳率先发言，说不定会推荐他呢！

他们同教戴帽儿初中班，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戴帽儿初中班三个主课教师中，王加根的表现最突出。他既是班主任，所教的语文课期中考试成绩又最好。更重要的是，董志芳前段时间意外怀孕，做了流产手术，享受十五天小产假。她休息期间，英语课程由王加根兼任，因此对王加根非常感激，多次提到要感谢王加根。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她抢着发言，是不是要兑现她的承诺？

王加根的小心脏怦怦地跳着。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董志芳抛出的“砖头”并不是他，而是校长陆定国。

推荐完陆定国，董志芳怕得罪其他领导，又推荐李主任。

李主任马上笑着说：“我已经退休了，不能算数。这个名额就给小宋吧，宋双清老师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看李主任高风亮节，陆定国也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什么先进都当过，还是把机会让给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

几个中年女教师马上跟着起哄，说先进工作者非陆校长莫属。

“鸟无头儿不飞。”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虽说陆校长平时对我们管理比较严格，但严师出高徒，也是为了我们好啊！”

“陆校长心直口快，有什么话讲在当面。就算是批评我们，我们心里也舒服。”

“骂我们也是为我们好，我们心里高兴着呢。”

“我以前上班总是闲得无聊，现在不知怎么搞的，事情就突然多了起来，总有做不完的工作。忙是忙一点儿，但人感觉特别充实，心情也比较痛快。还是陆校长领导有方。”

……

中年女教师们唱的唱，和的和，好不热闹！她们比赛式地讨好陆定国，说起那些肉麻的话来，丝毫也不觉得脸红。其他教师如看猴把戏一般地听她们演讲，没有发表意见。“十大金刚”个个沉默不语，完全被这场面惊呆了。

王加根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客观地讲，他也认为陆定国不错。一个在教育战线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同志，五十三岁时被委以重任，到这么一所破烂不堪的学校来工作，实在难能可贵。走马上任以来，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王加根记得，正式开学的前一天，陆定国弯着腰在办公室里一张满是灰尘的桌子上排课程表。当时，大家都在观望，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学生没到齐，教材没领回，食宿没着落，大家猜想，正式上课最起码也得十天半个月吧！但出人意料的是，当天下午，陆定国就召集全体教师开会，宣布第二天正式上课。他要求各科任教师赶紧出题目，印试卷，组织学生参加摸底考试。

那天晚上，陆定国抱了床铺盖行李到办公室，睡在拼在一起的四张办公桌上。第二天早晨七点半，就敲响了上班的钟声。

用摸底考试让教师们忙起来，就如同牵住了牛鼻子。接下来，他又马不停蹄联系教师生活方面的事情。睡在办公室的日子里，他总是天麻麻亮就起床，晚上工作到深更半夜。人们经常看到陆定国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写画画的身影。

有一天中午，陆定国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来到大礼堂的集体宿舍，想找个地方靠一靠。王加根当时正好在场，热情地邀请陆定国到他宿舍。陆定国说了声谢谢，把床单掀开，躺在垫絮上，两三分钟就打起了呼噜。见此情景，王加根眼眶发热，差点儿掉下了眼泪。

陆定国没有具体教学任务，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他每天的工作，除了开会、思谋、筹划、指挥、周旋、交涉以外，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当“监工”。检查教师们的教案，翻阅学生作业本，一旦发现备课不认真、改作业不仔细、作文没有按进度完成等现象，他就会召集教师们开会，点名批评那些敷衍了事、马虎从事、应付差事的人。有时，他还会围着两排教室转，站在窗外，检查各班上课时的组织纪律，看教师们讲课时的表现。

八小时之外的事情他也管。谁把公家的火砖拿到宿舍里搁箱子、放鞋子呀，谁在宿舍里偷偷摸摸地烧电炉子呀，谁晚上睡觉时没有关电灯呀，谁交给食堂的大米里面有砂子呀，他都会在校务会上唠叨一番。批评人的时候，他眼睛一会儿看地面，一会儿看房顶，一会儿看办公室里的某个物件，就是不看被批评的对象，也不看其他人，怒不可遏的样子，脸涨得通红。前段日子，他不知从哪儿了解到，涂勇代替别人参加技校招工考试，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地斥责涂勇没有教师职业道德，不配当教师，也不配教学生。勒令涂勇写检查，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作检讨。

实际上，这次代考事件的始作甬者是宋双清。他为了帮助高中同学找“枪手”，先是找王加根，加根没有同意，接着就去找涂勇。

涂勇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还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他挨批评、作检讨的时候，宋双清一直当缩头乌龟，没有出面承担责任。

对于事无巨细、婆婆妈妈的陆定国，教师们既怕又恨。大家背地里谈起他来就恨得咬牙切齿，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包括这次在评先会上拍马屁的几个女教师，也不只一次地咒“这个老东西不得好死”。但是，她们当着陆定国的面，怎么就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呢？为人怎么能够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每一个走上社会的人都会变得这么世故圆滑么？为什么大家要在互相欺骗中生活？如果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这个世界该有多么丑恶啊！当身边的人总是口是心非、尔虞我诈，我们还会有什么安全感？这样的环境该是多么令人可怕啊！

坐在脚盆里洗澡的王加根被这些问题困扰着。

对于刚刚从他这儿离开的宋双清，他也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个人。“十大金刚”中，宋双清的社会阅历最丰富，为人处世更有经验，又有“拼爹”的资本，因此深得陆定国信任。

据宋双清自己讲，陆定国正在有意识地培养他，准备让他顶替退休返聘的李主任，担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因此，尽管他所教的课程不怎么样，还是评上了年度先进工作者。

这样办事，哪儿来的公平和正义？

洗完澡之后，王加根坐到床上，拿起桌上的《红与黑》，若无其事地看起了小说。他才不愿意理睬教室里那两个不回家的女学生！在河北过暑假时，他从小幺妹马颖的身上得到启示。每当马颖调皮捣蛋的时候，大人好心相劝，她就越闹越来劲；如果大人都不理她，她反而不闹了，一会儿就安静下来，变得非常听话。

对待小孩子就是要这样，先把道理讲清楚，如果他们不听，就臭个不理！让他们闹去。闹够了，他们自然就会消停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王加根见外面已经完全断了光，就放下小说，拿起教室的门钥匙，走出了宿舍。

当他进入大门洞开的教室时，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黑漆漆的教室里面空无一人，没有看到那两个赌气的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