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想起自己失败的第一次婚姻，白素珍心里就五味杂陈。

怪谁呢？全都是命。

如果姑父没有死得那么早，王厚义就不可能来王李村。如果她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不单独和王厚义一起进山打柴，她就不会被□□。如果不是因为意外怀孕，她就不会同意与王厚义结婚。如果王厚义心胸开阔一点儿、脾气温和一点儿、对三货好一点儿，她可能会与他凑合着过下去，不会那么铁了心要离婚。如果不是养母逼她复婚，她就不会赌气离开王李村。如果她不离开王李村，王厚义就不可能拆掉王李村的老宅……

这么多“如果”，只要有一个没有成真，就不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遗憾的是，所有的“如果”都变成了现实——这就是命。

离婚后回到白沙铺，素珍、三货和加枝得到过那么多人的帮助。特别是生产队长——汤正源的父亲，不仅帮他们上户口，分工派活时，对白素珍也格外关照，还把喂养耕牛的差事交给三货，让他也能够挣工分。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白素珍满怀感激，慢慢开朗起来，有时还咿咿唔唔地唱几句歌，哼她最喜欢的“洪湖水，浪打浪”。回到家里，加枝就是她的寄托和希望。她要加枝喊她“姨”，教加枝认字、数数、唱歌、做游戏。

三货的瘌痢完全好了，长出了一脑袋黑油油的头发。除了放牛和照看外甥女，他还抽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历尽苦难，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这期间，白氏来过白沙铺好几次，劝他们回王李村。不与王厚义复婚也行，只要和她在一起，和加根在一起。

老人家的哭诉无法打动白素珍。好马不吃回头草。她说什么也不回王李村，决心就这么在白沙铺生活下去。

后来的日子里，她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对儿子的思念。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她就把加枝托付给三货，自己一个人去王李村。走在路上，想起王李村的儿子和白沙铺的女儿，素珍总是泪流满面。当她脚上打起血泡，精疲力竭地赶到王李村时，迎接她的，往往是王厚义的辱骂，以及惨无人道的毒打。

王厚义不准她与儿子见面。

一看到她抱着加根，王厚义就拼命地从她手里抢走。闹得鸡飞狗跳，大人小孩儿哭成一团。

接二连三这样，素珍确实被王厚义打怕了。再到王李村时，看到那栋气派的“厅屋”就胆颤心寒，没有勇气走进去。踌躇犹豫过后，只好转身离开，前往好朋友李艳红家里。

她让李艳红偷偷地去报信，或者想办法把加根带过来。

李艳红也是王李村人，从小和素珍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小时候，她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说，好得如同一个人，是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李艳红结婚比白素珍晚几年，嫁给了同村的王青松。王青松在杨岗中学教书，上班时住校，周末才回王李村。

就这样，李艳红和王青松的家就成了白素珍到王李村的中转站和避风港，成了她和儿子加根见面的地方。

不过，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跑来跑去，白素珍也实在累得够呛。有时心里想念儿子，却完全没有力气走那么远的路。懂事的三货看出了姐姐的愁肠，自告奋勇去王李村接加根。

三货只有十三岁，往返跑一百多里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有一半儿的路程上，他还得背着加根走。

有一次，三货背着加根横穿一个村庄时，一条大黄狗突然向他扑过来,撕破了他的裤子，把他的小腿咬得鲜血直流。三货强忍疼痛继续赶路，嘱咐加根到家后不要告诉白素珍。

加根懂事地直点头，可一见到妈妈，还是忍不住说出“三舅被狗咬了”的实情。

家里人又哭作一团。

王加根一天天长大。上小学的时候，到了寒暑期，他就吵着闹着要去白沙铺。王厚义不准，他便深更半夜偷着往那里跑。

他事先收好父亲抽旱烟用的麻杆和火柴。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总是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

鸡叫三遍，他便摸黑穿衣起床，从熟睡的奶奶身边溜过。轻轻地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过堂屋，走过天井旁的过道，走过黑咕隆咚的巷子，轻轻拉开大门的门闩。出门后，再小心翼翼地把门带上。然后，就沿着通往村外的公路快步疾行，时不时还小跑一阵儿。

直到进入田野，他才放慢脚步。路上看不见一个行人。除了青蛙的鼓噪，听不到任何声音。四周静得碜人，但加根除了害怕被父亲抓回去以外，还来不及考虑其他的危险。到了双峰管理区，上了孝花公路，耳朵里听到的脚步声，比之前要清晰和响亮得多。

他老是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蓦然回首，除了道路两旁黑黝黝的松树林，又什么都没有。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轻声地唱着歌儿，还用火柴点燃麻杆，挥舞着划圈儿。

加根听奶奶讲过，豺狼之类的野兽是怕火的。只要有火星在自己的身边晃动，凶猛的野兽就不敢靠近。他就这样用带有火星的麻杆儿开路，气喘吁吁地前行。

待晨曦初露，路上有了行人，加根便如出笼的小鸟，朝着白沙铺的方向飞翔。只要看到那银带一样的澴河，他就心花怒放。而一旦投入妈妈的怀抱，又泣不成声……

从王李村到白沙铺，从白沙铺到王李村，在这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留下了加根和白氏、素珍、三货和加枝的多少脚印，洒下了多少泪，融合了多少情啊！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白素珍离开王李村时，王加根才一岁半，还没有断奶。按说，这么小的婴儿应该跟随妈妈，可白素珍带走的，为什么是三岁的女儿加枝呢？

一种说法是，白氏和王厚义不让素珍带走加根。他们都指望这个“带把儿”的小家伙为王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有一种说法是，白素珍主动提出留下加根，目的是让儿子将来继承王家的祖业，免得祖上留下的“厅屋”落入他人之手。

王加根虽说在父亲身边长大，但他从小就不喜欢厚义，同情和支持的天平，一直倾向于妈妈白素珍。他之所以如此爱憎分明地厚此薄彼，与大人的教育和影响息息相关。特别是白素珍，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放松对他进行“仇父教育”。

当然，王厚义也一直对他进行类似的“仇母教育”。

如果发现加根跟素珍亲，王厚义就凶神恶煞地怒骂、斥责，或者苦口婆心地开导和教育。他叫加根要懂事，要争气，好儿不理下堂母。既然白素珍这个狠心的女人不要你，你就应该对她充满仇恨。不吃她给的东西，不穿她做的衣裳，把她纳的布鞋用斧头剁成两截儿，扔进池塘里……但王加根只听妈妈的，而把父亲的话当成耳边风。

在夺子较量中，王厚义输得一塌糊涂。

白素珍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就是与儿子保持书信联系。用纸和笔冲破时空的阻隔，拉近与加根之间的距离，进而牢牢地控制儿子的思想情感。她让儿子爱她之所爱，恨她之所恨，与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及爱恨情仇，保持高度一致。

早在加根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白素珍就鼓励儿子给她写信，并托付闺蜜李艳红作为儿子的“启蒙老师”。

李艳红教加根书信的格式，教加根如何写信封，告诉加根称谓长辈时应该用“您”，而不应该用“你”。

王加根在艳红姨和青松叔的辅导和帮助下，逐步成长为写信能手。当然，他那时的通信对象，只有白素珍一个人。从白沙铺到陕西“三线”，从宜昌到到河北迁西，白素珍走到哪里，王加根的书信就会跟到哪里。

王厚义也意识到了如此频繁的书信往来存在的风险隐患，曾试图阻止加根与他妈联系。除了苦口婆心地劝告，他还动用自己身为生产队长的权威，找到本村一位在小学教书的女教师，让她私自扣留白素珍写给加根的信件，带回来直接交给他。

很长一段时间，王加根完全收不到白素珍的回信。可艳红姨告诉他，母亲一直在给他回信。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这事与他父亲有关，因此非常愤怒。万般无奈，他只有让妈妈把信邮寄给艳红姨，再由李艳红转交给他。

这种转交麻烦死了！他得经常去李艳红家里询问。李艳红收到信后，也只有瞅合适的机会，偷偷摸摸地交给他。他还担心这事让父亲知道了，艳红姨受牵连。

在烦恼和苦闷中煎熬了一段日子之后，这个聪明的小学生终于想出了一个对付父亲的好办法。他写信告诉妈妈，回信不再往艳红姨那儿寄了，还是寄到学校，收信人的名字写成他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再由那个同学把信转交给他。为保险起见，他还嘱咐妈妈不要写寄信人地址，直接写成“内详”。

童年时的王加根，一直把妈妈的话看作金科玉律。那真是说一不二、说东不西啊！他十一岁那年，刚刚改嫁的白素珍不声不响地来到王李村，与儿子在李艳红家里见面。

白素珍告诉儿子，她和加枝马上就要去河北迁西。她希望加根能够跟她们一起走，加入那个新家庭。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河北吗？”白素珍盯着儿子的眼睛问。

王加根满眼是泪，抿着双唇，头连点直点。

白素珍于是告诉儿子应该怎么做。她怂恿儿子去孝天县法院，找一位姓何的院长，表明自己不愿意跟王厚义一起生活，要求跟随母亲。

“过了十岁，你就可以算作半个成年人。具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白素珍有理有据地告诫加根，“法院会尊重你的选择的。你就说王厚义经常打你、骂你、虐待你，不给饭你吃，不给衣你穿，说他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不关心照顾你。你坚决要求离开父亲，跟母亲一起生活。如果法院不答应你的要求，你就不吃饭，扬言饿死在法院里。”

王加根不住地点头，把妈妈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当天下午，白素珍把加根带到杨岗公社街上，一起住进了杨岗旅社。她为儿子买好去孝天城的车票，耳提面命，教儿子怎么说，怎么做。最后，满怀期望地把他送上了长途汽车。

“我在杨岗旅社等你的好消息。祝你马到成功！”白素珍挥了挥拳头，算是为儿子打气加油。

因为有母亲的坐镇指挥，王加根对告状充满了信心。

他到孝天城之后，根据妈妈描述的路线，找到了孝天县法院。

望着法院大门上方的国徽，以及大门两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他的两条腿如筛糠一般哆嗦发抖。

接待他的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小伙子。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来告状，而且话没出口就直抽泣，那个小伙子不停地叹息“可怜可怜”。

小伙子倒了一杯热开水给加根，又在一个黑封面本子上详细记录着。最后，他还根据加根的要求，找来了白素珍提到的何院长。

何院长弄清楚情况后，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他一直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何院长问：“是谁让你来法院的？”

“我自己来的。”加根按照妈妈教的回答。

“那你怎么知道我姓何？”

“我向别人打听的。”

何院长意味深长地笑笑。然后转移话题，问加根是什么时候到的孝天城，吃过饭没有。并且从口袋里掏出餐票，叫加根先去法院食堂里吃饭。

“不！”王加根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不吃饭，饿死在法院里！”

何院长听到这里，简直惊呆了。

他停顿片刻，突然露出恼怒的表情，厉声吼道：“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再在这里胡闹，铐起来丢到牢里去！”

负责接待的小伙子先是有点儿吃惊，但很快就领会了领导的意图，也表现出生气的样子，还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副亮铮铮的手铐。

王加根吓得哇哇大哭。

何院长吩咐那个小伙子骑自行车送加根去县汽车客运站，买好车票，让他返回了杨岗公社。

王加根回到白素珍坐镇指挥的杨岗旅社，意外地见到了眼睛又红又肿的李艳红。

李艳红哽咽着说，因为加根突然失踪，王厚义认定是她伙同白素珍搞的鬼。这个失去理智的男人，手持菜刀找到李艳红家里，破口大骂。甚至扬言，如果不交出加根，他就杀她全家。

王青松和李艳红夫妻俩吓得面如土色。

王青松也觉得，白素珍不声不响地带走加根的做法有点儿过分，是想让厚义哥断子绝孙。他因此与李艳红吵了一架，叫她赶紧去找白素珍，放弃这种不仁不义的举动。他向厚义哥保证，他们会想方设法，尽快把加根找回来。

看到眼睛哭得如烂桃子一般的李艳红，白素珍也很内疚，毕竟好朋友是因为她才受到牵连。加根的法院之行又出师不利，白素珍只好让他跟着李艳红返回王李村。

她精心策划的夺子行动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白素珍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的加根，会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揭竿而起，与她唱起了对台戏。

加根考上师范学校之后，白素珍就担心他早恋。她写信嘱咐儿子，一旦遇到这方面的情况，或者产生这方面的想法，务必向她汇报。

提出这种看似无理的要求，白素珍自有白素珍的考虑。

虽然争取加根的抚养权一直未能如愿，但她仍然没有放弃争夺儿子的努力，时时刻刻都在幻想着将来能够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在给汤正源的信中，她曾提出把加根分配到河北迁西工作。

汤正源回信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孝天县师范学校是为孝天县培养师资的，毕业生只能在孝天县范围内分配。别说跨省跨地区，跨县分配都不可能。

白素珍于是又寄希望于加根参加工作之后，能够调到河北省。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就是加根必须单身，无牵无挂。如果加根在湖北谈恋爱，找了老婆，她的“夺子计划”就可能落空，这才是她特别关注儿子恋爱“动向”的原因。

当然，加根也算得上乖儿子。当爱情的种子刚刚萌芽时，就把所有的过程和细节告诉了妈妈。实指望母亲能够成为他的恋爱导师，为他出谋划策，帮他排忧解难，得到的却是白素珍毫不留情的反对。

白素珍当然不会透露她自己的“小九九”，反对的理由全部从儿子的利益出发，显示她完全是为儿子着想。诸如：加根年龄尚小，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学习和事业上，不应该过早地沉溺于儿女情长；方红梅品行不端，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担心儿子上当受骗；方红梅年龄比加根大，从生理的角度讲，两人也不合适。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得到加根的认同，还激起了他的强烈不满。他接二连三地写信，针尖对麦芒，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可以这样讲，因为爱情纷争，加根彻底改变了对妈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讲，被蒙昧了多年的他，突然之间清醒过来了，开始用成年人的眼光，重新审视白素珍这个人。以前在他眼中完美无缺的母亲，现在成了一个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经常情绪失控、喜怒无常、性格上有缺陷的女人。他甚至改变了多年形成的对父母离婚的看法，不再把责任全部归咎在父亲王厚义身上。

他觉得，白素珍本性善良，对人也比较真诚，通常情况下不会存心去害人，但由于理性不足、感性有余，常会犯认知方面的错误。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就爱认死理，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容不得别人提不同意见。如果有人反对她，她就会把反对她的人看成敌人。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予以打击，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威。像王厚义、白大货这些有负于她的家伙，自然会被她划定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到死也不会得到她的原谅。而其他人——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如果不听从她安排，不服从她指挥，不积极支持她，即便是消极应付，或者保持中立，她同样会嫉恨。简单地讲，她热爱的你就必须热爱，她喜欢的你就必须喜欢，她憎恨的你就应该憎恨，她讨厌的你就应该讨厌。她的爱恨情仇就是你的爱恨情仇。别人的喜怒哀乐，必须随着她的喜怒哀乐而改变。

王加根眼中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因为担心产生冲突，闹得不愉快，他们母子俩见面好些天都实行驼鸟政策，避免涉及那个敏感话题，谁也没有提方红梅的名字。但是，矛盾和分歧已经存在，又怎么能够回避得了呢？

一天傍晚，母子俩在洒河边散步的时候，当妈的还是主动挑起了这个话头。

“你来河北的时候，方红梅哭了没有？”白素珍用玩笑的口吻，试探地问儿子。

王加根避而不答。

“实话实说嘛！这也没有什么值得藏着掖着的。”

“哭了！怎么样？”加根挑衅地反问，又补充道，“不光我来这里她哭了，我去地质大队子弟校实习的时候，她也哭了。”

白素珍的脸马上阴沉下来，变得相当难看。她说自己最不喜欢这种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鼻子抹泪的人。

加根反驳道：“那我去年从河北回家时，您不是也哭了么？”

“我哭？我与你是什么关系？她与你又是什么关系？一个是母子，一个是同学，这有可比性吗？”

可是，又有哪个规定，母亲能为儿子流泪，情侣之间就不能流泪呀！王加根在心里辩解道，口里却什么也没说。

白素珍却不依不饶。

她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如开闸的洪水放纵奔流，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她再次表明，自己不喜欢方红梅，因为方红梅不稳重，见异思迁，有心计，城府深，不坚强，感情脆弱，是在用眼泪拉加根下水。她责骂加根幼稚无知，不知天高地厚，在信中对长辈出言不逊，没有一点儿老幼尊卑观念。她告诫儿子，在恋爱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要学会冷处理，不能头脑发热，盲目地陷入情网之中。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如果执迷不悟，将来肯定会后悔的。到那时，你才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才知道我今天说的这些话的分量。”白素珍警告儿子。

加根却觉得母亲危言耸听。

他笑着说：“我们最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儿意义。您坚持认为方红梅不好，我又觉得她特别好。两个人看人的标准不一样，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何必争来争去？您为了什么？我为了什么？方红梅她又是为了什么？再说，我和她又不是明天就结婚，何必要这么快就下结论？以后的路还很长，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现在争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有什么用处呢？”

“不争个谁是谁非，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你能够悬崖勒马停止与她交往吗？”白素珍不能容忍儿子和稀泥，攻击的话又像雨点儿一样劈头盖脸地砸向加根。

她说，女人最善于用眼泪拉人下水。真正的爱情应该埋藏在心底，不应该流于外表，否则就是轻率的表现。情人之间不应该偷偷摸摸地写信，应该像《人民日报》社论那样，能公布于众，能见得人。一个中专生没有毕业就去谈恋爱，是没有事业心和远大志向的表现，将来肯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她要求加根不看《红楼梦》《青春之歌》之类的书籍，不说“情书”“爱情”之类的字眼，将来找女朋友，也不能找年龄比自己大的，女方至少应该比男方小五岁……

这太无理了。

王加根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地喊道：“我自己种下的苦果，我自己吃。别人无权干涉！”

犹如火上浇油，白素珍暴跳如雷：“当然！当然该你吃！但败坏了老子的名誉！那些当流氓阿非的、杀人放火的，牢还不是该他们坐！他们的老人为什么要管？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长，走南闯北几十年，见得多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兔崽子，还想在老子面前逞能！你还想考大学，当作家，做梦！你将来要是有出息，老子把地球翻个过儿！”

谈判不欢而散。

加根和母亲的第二次争吵，是由电报引发的。

也是傍晚时分，一家人吃完晚饭，正准备去部队子弟学校操场上看电影，邮差送来了一份电报。电文是：加根接电空手速归。

这就是方父方母背着大女儿，让敬文发的那份电报。他们原本想让王加根回家，找一下杨岗中学的老师就返回河北，怕他带着行李跑来跑去麻烦，因此提示他“空手速归”。

没想到，这种表述让白素珍大为恼火。她按照自己的理解，作出了非同寻常的解读：“叫你不要老子的任何东西，空手而归。老子是再嫁的人，东西不干净。叫你不要把你妈带回去。哪个发的电报，叫哪个邮路费来。老子什么也不给你，你明天跟老子滚！”

听着母亲的痛骂，王加根感到万分委屈。

这能怪我么？我又没说什么。就算是方红梅打电报叫我回去，我也没说走啊！至于她为什么叫我“空手速归”，鬼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相信，绝对不会是妈妈臆测的那样。

王加根眼泪漫出眼眶，泪珠如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如果不是继父老马耐心的劝慰和调停，他说不定一赌气就真的走了。

他再也没有心情去看电影，擦干眼泪，进房间抱出一大摞旧报纸，查找好文章，继续中午没有完成的剪报工作。一边剪报，一边考虑如何处理电报。会是什么事情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晚上，王加根主动找到白素珍和老马，与二老商量电报的事情。如果真要回湖北的话，必须征得二老的同意，因为他没有路费。

“你回去就不用再来了！跑去跑来算什么事情？去守着你的未婚妻好了。”白素珍还是没有好语气。

王加根于是清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一去不归了。他真的特别想念方红梅！巴不得马上与亲爱的人在一起。

第二天正准备动身的时候，邮差又送来一份电报。

电文是：加根暂不回，原因来信谈。

白素珍看过电报，又满脸不高兴，骂方红梅是个神经病。

“哪有像你们这样谈恋爱的？人家总是把感情埋藏在心底，说话都羞羞答答。你们呢？没一点儿稳重劲，什么都溢于言表，流露在外面。两个人谈恋爱，她看到你与其他女生交谈就不好受，你看到她与其他男生说笑就不高兴。我看这世界上只留下你们两个人好了，你们就不会闹矛盾了。什么阶级友情嘛？难道像你们这样自私自利就是革命的友情？”

白素珍借题发挥，责备加根对她越来越冷淡。去年从河北回去好几个月不给她写信，她担心得要死。而今年从湖北来河北，屁股没有坐稳，就趴在桌子上给未婚妻写信。

“小时候遇到一丁点儿小事，都跑过来对我讲。现在呢？什么话都不愿意给我说，坐都不愿意陪我多坐一会儿。对方红梅，反而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你的心目中，到底是母亲重要，还是未婚妻重要？”

王加根觉得完全没办法与母亲沟通，做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代沟。

“再看看你写的那些小说。都是什么连衣裙呀，秋波呀，望着窗外沉思呀，有什么意思？哪有像你这个年龄就去考虑这些事情？你反映了时代的新潮流么？反映了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么？谁会发表你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

王加根沉默无语。

几天后，马政委回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基建工程兵部队马上要撤销。他们所在的部队有可能改成武警水电部队。部队临时出台政策，团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如果在外地工作，可以申请调回，由部队协调当地政府安排工作。

白素珍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既可以把马杰从唐山调回迁西，也可以让王加根来河北参加工作。

“你愿意来部队吗？”白素珍直视着加根的眼睛问，“你能够抛下方红梅么？”

王加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你妈就不要方红梅，要方红梅就不要你妈。你只能有一个选择。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生活，就赶紧与方红梅一刀两断；如果投入方红梅的怀抱，我们母子就再也不要见面了。”白素珍把题目抛给儿子，又补充说，“我明天就给孝天县文教局局长写信，通报你与方红梅之间的恋爱关系，让他们不要把你们俩分配在一起。”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王加根愤怒地吼叫起来。

他的怒吼又招致白素珍酣畅淋漓的痛骂。

老马开始两边儿作揖，让他们母子保持克制和冷静。

随后两天，白素珍坚持带加根去邻居家串门。

邻居夫妇俩都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工人，生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们的儿子与加根年龄相仿，已经由部队安排在铁路上工作。女儿刚参加完高考，正在家里等成绩。

白素珍的本意是让加根与邻居家儿子多交流，熟悉部队子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但加根每次去邻居家，感觉都很别扭。因为与他们交谈，除了问工资、算奖金，就是讲级别、比舒服。

邻居家儿子说，他高考落选后，就到铁路上做事了。工作很简单，就是拿着洋镐掏铁路上的石块。每天凌晨四点半上班，早上七点半就下班了。一天工作三小时，其余时间就是玩。白天没事干，就听录音机、唱歌、跳舞，或者去街上找人打架。住在一起的同伴每人都有一个沙袋，天天在宿舍里练拳头。或者往篮球里面灌满沙子，当作沙包。他总是打得拳头流血，一直到把篮球染成褐色。

加根问：“你们那么多业余时间，为什么不看书呢？还有收录机，学英语不是挺方便的么？”

“中学读完了，都工作了，还看什么书呀？我们三十多个一起上班的，没有一个人带书去看。宿舍里的收录机，除了听歌听音乐，其他的什么都不听。英语那玩意儿学着有什么用？反正又不出国，又不准备再考大学。就算复读考大学，也只是想多玩四年，到处逛逛，再就是落个好名声。更何况，读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未必有我们拿得多！”

王加根问他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邻居家儿子骄傲地回答：“基本工资三十八，加上奖金和津贴，一个月可以拿六十二块钱。”

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听别人讲过，像他们这些师范毕业的学生，参加工作后的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