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王加根送进车厢，目送奔驰的列车一路向北，消失在视野之外，方红梅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五脏六腑如同突然之间被掏空了一样。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

为了不让候车室里的同学看出破绽，方红梅在出站口站立了一会儿，掏出手绢把眼泪擦干，直到情绪完全平静下来，才强作笑颜地走进候车室。

南下的慢车很快就来了。

进站上车后，同学们在车厢里谈笑风生，丝毫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离愁别恨。只有恋爱中的方红梅是个例外。她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轰鸣声，手里捧着全班同学的合影。凝神注目，视线始终没有离开那张亲爱的脸。

本来，她是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孝天城，然后转长途汽车回方湾公社，但列车到达中途的肖港火车站时，她就下车了，决定从肖港走路回家。一只装满杂物的木箱，一捆铺盖行李，一根锄把长短的木棍挑着，方红梅开始了十五里路的步行。

走在路上，她满脑子想的还是王加根。

列车现在应该已经进入河南省，明天凌晨才能到北京站。这趟火车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吧？加根下车后，那么大一提包东西，他拿得动吗？我为什么同意他去河北？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既然答应了他去河北进行那么重要的谈判，我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加根能够说服他妈妈吗？

方红梅挑着行李，一路行走，一路胡思乱想。

到了瀤河岸边，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着漂浮在河面上的小木船。她必须坐小木船过河，然后再步行七八里路，才能到达方湾公社。

这段行程，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时，她肩膀磨破了皮，渗出的血染红了衬衣。晚上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她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才醒。

加根现在应该下了火车。他是去北京农业大学找他姐？还是直接转长途汽车去河北迁西？这么早，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行走，会不会遇上坏人？菩萨保佑他一路平安！

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方红梅睁着大大的眼睛，一直到天明。

白天，她无心听奶奶和父母的絮叨，无心参与弟妹们的斗嘴和打闹，更不愿意去街上买菜或者下地干活，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地呆着。看小说，翻杂志，或者和衣躺在床上，放纵着她的思念，推测心上人此刻到了哪儿、正在干什么。她真想给加根写封信，倾诉自己的相思之苦，询问一下他眼下的情况，但又不知加根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北，不知道信该往哪儿邮寄。

唉，还是等加根来信之后再说吧！

此后的日子，她就天天盼望着王加根的来信。

在她因为得不到王加根的消息而煎熬的时候，家里其他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她妹腊梅和大弟敬文身上。

他们两个马上就要参加中考——这当然是全家的头等大事！

中考前夕，方父已经没有心思上班了。他向方湾卫生院院长请了假，在家里悉心侍候两个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

正式考试那天，早餐过后，眼见腊梅和敬文走出家门，方父双手在围裙上揩着，不停地嘱咐：“要沉着，莫慌！”

目送孩子们远去的背影，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眶里旋转着泪水。他一会儿进厨房，一会儿到堂屋，一会儿进卧室。时而站着，时而坐下，六神无主，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上。

到了上午放学的钟点儿，他老早就在大门口翘首了望。

看到腊梅和敬文的身影，方父又赶快拿起身边的扫把，在已经很干净的地面上扫着，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眼睛的余光，却在孩子们的脸上顾盼，观察他们的表情。

如果孩子们主动汇报考试情况，说的是好消息，他就故意浇冷水：“你容易别人也容易，水涨船高，不能骄傲，再接再厉，把下一门考好。”

要是孩子们说的是坏消息，他又不失时机地给孩子们打气：“没关系，没关系！这科不行有下科，农业损失副业补。快点吃饭，吃完饭后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门考试。”

全部科目考完之后，两个考生喜形于色，自我感觉良好，预估的分数都超过了往年中专和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

前段日子阴云密布的家里云开雾散，大家再也没有那种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方父还是比较谨慎，嘱咐孩子们不要盲目乐观，在外人面前不要张狂，毕竟中考的卷子还没有改，分数没有出来。就算自己感觉良好，也不一定就百分之百能考上。

他还说了句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至理名言：“你易他易，易中失分；你难他难，难中取胜。”

这一天，方父从方湾卫生院下班回来，显得特别激动，并且把方母和大女儿红梅叫到堂屋里，神秘兮兮地告诉她们，下午方湾中学周东明老师到卫生院看病，给他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说是今年孝天县中考阅卷工作集中在杨岗中学。

“你赶紧给加根发电报！”方父对大女儿说，“让他快点回来，到杨岗中学找找他中学时的老师，看能不能给腊梅和敬文帮点儿忙。”

“我才不发电报呢！”方红梅一口回绝，“谁知道他现在是在河北，还是在北京。就算他收到了电报，家里人也不一定同意他回。才去了几天！再说，这种小道消息谁知道是真还是假。”

方父方母于是轮番对大女儿进行轰炸。

一个说，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就算是假消息也应该去试试，事关腊梅和敬文的前途和命运，绝不能当成儿戏。另一个说，让加根回来办完这件事情，再返回河北，不影响他在那里过暑假。

“加根来往的路费由我们出，不让他多花一分钱。”

方红梅充耳不闻，坚决不同意发电报。她冷静地分析之后，觉得周东明所谓的“信息”纯属无稽之谈。中考试卷阅卷地点不可能在杨岗中学！她听王加林讲过，杨岗中学规模很小，条件极差，根本就没有接待阅卷教师的能力和条件。再说，就算阅卷地点真的在杨岗中学，这样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周东明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周东明，因为我踹了他儿子而怀恨在心，又知道我谈了个杨岗公社的男朋友，就故意编造这样的谎言，愚弄我父亲，想看我们一家人的笑话。

方红梅把自己的这些推测讲给父母听，指出周东明没安好心，提醒他们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当受骗。

“能上多大的当？能受多大的骗？”方父固执己见，“不就是往返河北的路费么？就算浪费了，又有几个钱？”

“你让加根回一趟，有那么难么？万一真是在杨岗中学改卷子呢？这么好的机会不是错过了？”方母跟在方父后面打边鼓。

方红梅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讲道理，两个老的都听不进去，于是开动脑子想对策。发电报让王加根回来绝对不行！这是底线。但她又不能表现出对弟妹升学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于是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这样吧！我去杨岗公社找师范同学杨保胜。他和加根都是杨岗中学毕业的，让他去找以前的老师，效果一样。”

口里这样说，实际上她心里并没有打算让杨保胜去干这件完全不靠谱的事情，而是准备和杨保胜一起去游览双峰山。

长这么大，她还没有见过山是什么样子呢！王加根多次在她面前提到双峰山，吹得神乎其神。

据说，双峰山顶峰海拔接近九百米，是孝天地区第一高峰。山上有个白云寨，是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王仙芝屯兵聚粮的地方。还有个天然溶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当地人称为仙人洞，现在改叫青龙洞。洞口在山顶上，有如一口深井。地下有暗河，可以听到流水声。青龙洞洞中套洞，径道曲折幽深，加起来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洞中最宽敞的地方，可以容纳百把人。山上有座寺庙叫回龙寺，其名声一度超过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明代皇帝朱元璋还在这里避过难呢！山上的双峰书院有清代乾隆皇帝御批的“天下第一泉”……

这些传说与典故，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方红梅。她本来准备等加根从河北回来后，一起去双峰山游玩。现在父母逼她去杨岗公社，不如趁此机会去双峰山看看，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这样想着，她就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背上黄挂包出发了。

到方湾街上坐开往孝天城的汽车，准备从那儿转车去杨岗公社。但是到孝天县汽车站时，开往杨岗公社的最后一班车已经发车了。

怎么办？回方湾明天早上再出发？两个老的又会不依不饶，唠叨得让她心烦。方红梅记得王加根每次从师范回家，总是到花园镇坐汽车，下午很晚还有开往杨岗公社的班车。

“我干脆坐汽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汽车去杨岗公社。”这样想着，她就买了一张开往花园镇的汽车票，进站上车。

倒霉的是，这趟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修车花了一个多小时，到花园镇时，已是下午五点半，开往杨岗公社的长途汽车没有了。

方红梅一个人走在花园镇熟悉的街道上，相当郁闷。偶尔遇到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师，热情地邀请她回母校玩儿。她礼节性地答应着，却没有去五里棚的打算。路远是其次，主要是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再去县师范没什么意思。不明内情的人见她出现在师范校园里，还会认为她是为分工的事找人帮忙呢！她才不愿意让别人乱嚼舌根，在背后戳自己的脊梁骨。

那么，去哪儿过夜呢？

方红梅记起同年级英语班有个女生家住花园镇。就在花园大桥西头的一个村子里——她曾经去过一次。

对！去那位女同学家里碰碰运气。

幸运的是，那位女同学正好在家里。女同学的母亲对方红梅非常客气，让座倒水，削苹果，弄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吃过晚饭，女同学又拉着方红梅去花园电影院看电影。放映的片子叫《白莲花》。散场出来时，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

两个小姑娘一边嘀嘀咕咕地议论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一边加快脚步往花园大桥的方向走。刚走过大桥，就遇到了一群叼着香烟、趿着拖鞋、穿着花短裤的待业青年，其中一个男青年流里流气地问：“这么晚了，等谁呀？”

两个小女生吓出一身冷汗，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不敢继续往前走了。正僵持时，后面来了几个拖板车的农民。她们屏住呼吸，跟在板车的后面，这才摆脱了那群二流子的纠缠。回家之后，两人仍然心有余悸，都说，以后深夜再也不敢随便出门了。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方红梅就起床了。她跟女同学打了声招呼，没有惊动她的家人，也没有过早，就直奔花园汽车客运站。

到售票窗口买票时，别人告诉她只有到周巷的班车，没有到杨岗的。原因是，周巷与杨岗之间正在修路，汽车不能通行。

“周巷离杨岗有多远？”她着急地问。

“大概十五六里路。”

“那就买到周巷的车票吧！”

有好几个到杨岗公社的人，都和方红梅一样，坐上了这趟终点站为周巷的长途汽车。

汽车开出花园镇，就进入了丘陵地带。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加上夜里下过雨，土石公路上满是泥泞，行进相当缓慢。乘客们有的在高声谈论着今年早稻的收成，有的在争论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利弊。

方红梅对这些不感兴趣。

她坐在紧靠车窗的座位上，眺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以及山间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袅袅飘浮的云雾，心情非常激动。这些景致，她可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

在周巷下车后，方红梅跟着那几个同样去杨岗的乘客，结伴而行。路上坑坑洼洼，满是泥泞。出周巷街道不久，就碰到一些修路的民工。他们用掺有水泥的沙土和石块，对路面上比较大的坑洼和被压坏的路基填填补补，并没有准备大动干戈地进行整体翻修，更没有铺设沥青路面的打算。走了七八里路的样子，土石公路从一个村子里穿过。

“到双峰了，已经走了一半儿。”同行的一位老大爷自言自语。

“双峰？这就是双峰管理区吗？”方红梅追问。

老大爷微笑着点点头。

“那您知道王李村在哪个方向？”

“王李村？”老大爷停下脚步，抬手指向身体的右边，“往西看，那一片房子就是。很近。”

顺着老大爷手指的方向，方红梅看到不远处有几十栋鳞次栉比的平房，掩映在田野和绿树之中。

那就是王李村啊，加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她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亲切之感。如果不是急着去找杨保胜，她真想去一趟王李村，看看王加根的家是什么样子，拜望一下他的家人。那里，就是自己未来的婆家呢！想到这儿，她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脸上泛起了一片红云。

狠心的王加根，你为什么要去河北？要是你此时在我身边多好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双峰山。你知道我就在王李村附近么？我已经站在了你经常候车的地方——双峰管理区汽车站，你能想象得到吗？你现在究竟在哪儿？怎么到今天还不来信？你不是说一到河北就给我写信么？你未必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或者，你已经听从你母亲的劝告，准备与我一刀两断？

胡思乱想中，方红梅的喉咙一直像被什么堵塞着，胸腔里烫伤似的灼热。不知不觉中，泪水又漫出了眼眶。

到了杨岗街上，方红梅就开始逐家逐户地询问，希望找到一个认识杨保胜或者知道杨保胜家住址的人。

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新街问到老街，问了不下二十户人家，才走进杨保胜的家门。

杨保胜身穿一件红背心，手里提着毛笔，正在堂屋里练习写大字。见到方红梅，他又惊又喜，忙不迭地把来者介绍给母亲和姐姐。他母亲赶紧搬凳子让座，他姐忙着端茶倒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虽然毕业分手只有半个月时间，老同学相见还是激动万分。加上杨保胜与王加根是好朋友，方红梅对他更多了一份信任，感到格外亲切。他们回忆师范学校的校园生活，谈论其他同学和老师的趣闻轶事，介绍离校后十几天的感受，预测分工结果，展望参加工作后的前景。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保胜他姐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糖水荷包蛋，搁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招呼方红梅上座过中——这是当地人午饭前招待客人的礼节。

客随主便。方红梅道了声谢，就不客气地坐在了八仙桌旁。她拿起筷子正准备享用时，突然记起加根给她讲过的“杨岗规矩”：如果到别人家做客，吃糖水荷包蛋时，不要全部吃完，应该留一些，特别是主人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时候。

碗里一共有四个荷包蛋，如果按照方红梅的饥饿程度，完全可以干掉。出于礼节，她只吃了两个，就放下筷子，不准备再吃了。

杨保胜见此，大惊失色，慌忙劝她全部吃完。

“我真的吃不下，已经饱了。”方红梅客套地推辞。

“不行！那你至少再吃一个。”杨保胜用命令的口吻说，并且不停地对她使眼色，急得汗都快冒出来了。

方红梅满腹狐疑，只得老老实实地再吃了一个。

杨保胜这才把剩下糖水和荷包蛋端进厨房。

为什么不能留两个荷包蛋？这事让方红梅非常纳闷，但也不好意思询问。后来她才知道，按杨岗规矩，留两个蛋有骂人的意思。

杨保胜得知方红梅想去双峰山玩，自然非常高兴。同时，心里又有点儿疑惑：她为什么不等王加根从河北回来后再一起去双峰山呢？毕竟加根是她男朋友。而且王加根家距双峰山更近，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地来找我呢？未必……

看杨保胜想入非非的样子，方红梅马上向他解释原因，把她父母的无理要求以及她来这里的缘由详细讲了一遍。

“在杨岗中学阅中考试卷？完全没有听说呢。”杨保胜也觉得蛮蹊跷，拿不准在这事是真是假，大大咧咧地说，“蛮简单，我去杨岗中学看看就清楚了。”

方红梅笑着打破：“没必要。这事一听就不靠谱，何必白跑一趟？”

“杨岗中学离我家很近，走路的话，去来也就半个小时。我到隔壁去看看能不能借到自行车。”杨保胜热心快肠地说，“你在我家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杨保胜不由分说地出了家门。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他又推着自行车回来了。进门时，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

“杨岗中学只有高三学生在补课，没看见改试卷的人。”

“叫你不去你偏不听。我知道这就是谣言。”方红梅嗔怪道。

“没事啊！正好借到自行车，待会儿去双峰山用得上。”杨保胜说，“我骑车带你到双峰管理区，把自行车存放在双峰中学，再空手徒步去爬山。”

吃过午饭，方红梅又改变主意，说不去双峰山了。因为她上午从周巷走到杨岗，腿酸脚疼，已经很累了，下午根本就爬不了山。

“没关系。那今天下午你休息一下，晚上好好睡一觉。我们明天再去呗。”杨保于是建议道，“去双峰山半天时间也有点儿紧张。我们一般是早上去，傍晚回来，得一整天时间。”

“不了。我出来已经两天了，家里都在等我的消息，肯定着急坏了。”方红梅说，“我下午直接回家。双峰山以后再去，有的是机会。”

杨保胜听她这样讲，也不好强留，于是推上自行车，送她去杨岗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前往孝天城。

在孝天县汽车站下车时，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半，开往方湾公社的长途汽车收班了。方红梅思家心切，决定从孝天城步行回方湾。

出孝天城区，过瀤河上的河口大桥，进入一条十来米宽的土石公路。公路两旁，碗口粗的白杨树直插云霄，宽大的树叶在秋风中哗哗作响。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到处是正在插秧的农民。点缀在平原上的村庄里，炊烟从各家各户的房顶袅袅升起，像白色的绸带在夜色中飘动。走了个把钟头，方红梅就腿脚酸软，感觉有些吃力了。回想起这两天的白跑，她又在心里埋怨起爸妈来。

“我已经说过小道消息不靠谱，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你们偏不听！好在我没有听从你们的意见，给王加根发电报。要是他千里迢迢地赶回，又是这么一个结果。他怎么看待我们一家人？”

因为始作俑者是周东明，她又骂起昔日的班主任。心里尚存的对周东明的好感消失殆尽，变成为鄙视、愤怒和仇恨。

为人师表，周东明怎么能做这种下三烂的事情？

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已是晚上七点半。一进家门，她就嚷着叫着要吃饭，说自己快饿死了。

方母赶紧往厨房跑。

方父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眼巴巴地等待她通报“出使”杨岗中学的情况。

“什么狗屁重要情报！周东明是骗你的。又不用脑子想想，就跟三岁的小孩一样！”方红梅一肚子委屈，把气都撒到她爸身上。

方父听到这儿，难免有些失望。不过，他没有像女儿那么偏执，仍然在为周东明辩护：“人家周老师也是好心。”

“什么好心？他就是巴不得看我们家的笑话！”

方父不作声了。

犹豫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对大女儿说：“今天上午，我让敬文给加根发了电报……”

方红梅一听就火了，又急又恼，气得哭了起来。

“你们能不能尊重我的意见？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你们能不能设身处地为王加根想一想，不要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需求？自私自利！总是只想到你们自己！”

嚷着，吼着，叫着，泪如泉涌。她再也没有食欲了，吃不下任何东西，气呼呼地跑进卧室，倒在床上伤心地痛哭。

“加根收到电报会怎么想？说不定以为我病了，他该有多么着急！还有他母亲，会不会更加生气？唉，都怪两个老的，怎么就这么固执和自私呢？我真不该把加根的地址告诉他们。快天亮吧！天一亮，我就再发一份电报，叫加根不要回来。”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又到方湾邮局，发电报让王加根“勿回”。

两份内容矛盾的电报接连发出去之后，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王加根的音讯。

方红梅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暑假期间，邮差隔三差五光临，生产队干部和邻居偶尔也会送信到她家里。每次有来信，她都以为是王加根的，但每次都让她失望。这些写信给她的人，有周哲凡、宋双清和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其他同学（好多她都不认识），还有曾经的高中同学，就是没有她盼望的那个人寄来的。从杨岗回来之后，她几乎天天晚上失眠，夜夜以泪洗面，枕头上总是打湿一片。回想起与加根相识、相知、相爱的所有细节，不明白亲爱的人为什么不给她写信。

是他忙于学习，忙于与兄弟姐妹们交流，没有空闲么？哪怕是写三两句话也行啊！是他妈不准他写信么？但白素珍是有工作的人，不可能总在家里守着。他完全能够趁他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写信呀！是他觉得对我无话可说，不愿意给我写信么？不！绝对不会！他肯定有千言万语要对我倾诉。未必是他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或者屈服于母亲的威逼，决定背信弃义，与我断绝往来？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成全他，再也不理他了。不为他牵肠挂肚，把他完全彻底的忘记掉。

转眼七月就过去了。

八月份一到，中考成绩出来了。家里的两个考生都没有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敬文过了重点高中线，腊梅只过了普通高中线。

按说，这个成绩不算太差，但由于期望值过高，一家人表现得不怎么快活。尤其是腊梅，整天哭哭啼啼，说她的分数肯定搞错了。

方父又开始发指示，要大女儿去找腊梅的班主任，以方湾中学的名义去孝天县文教局查分数。方红梅左右为难，因为这种查询大多不会有什么结果。腊梅的班主任又是个“半边儿户”，家里正忙着插秧，哪里抽得出时间去孝天城？

她不想去跑，可方父又固执己见。

父命难违。谁让你是家里的长女呢？

方红梅只好买了两瓶水果罐头，拉上大弟敬文，趁着夜色，摸黑找到腊梅的班主任家里。打着赤脚、满身泥巴的班主任听说要查询中考分数，推说这是公社文教组出面才能办到的事情，建议他们去找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

第二天一大早，红梅又和敬文一起，提着两瓶水果罐头，来到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家里。文教组干事以为方红梅是为她分工的事情来的，询问她有哪方面的专长，适合于教哪门课程，希望去哪所学校，个人对分工有什么想法……

天啊，她整天为弟妹的事情东奔西走，根本没想过毕业分工。

毕业前夕，她和王加根也讨论过毕业分配，但两人都比较低调和悲观。王加根唯一能够指望上的，就是班主任汤正源——名义上的干舅舅。

汤正源听过他们的要求，表态非常直白：“孝天城和花园镇想都别想！最好的结果，就是去一个条件稍微好些的公社。能不能与方红梅分配在一起，只能听天由命！这种要求绝对不能向学校领导提。如果提了，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汤正源的谆谆教诲，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受益匪浅，也对毕业分配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幻想分配到什么好地方，只要有地方上班，能够参加工作就行。分配不到一块儿也没有关系，将来再想办法往一块儿调。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现在，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主动提到这件事情，方红梅只得笑着回答，自己比较喜欢语文。至于工作单位，当然离家近一点儿比较好，方便照顾家里。

聊完毕业分工的事情，她才道明了来访的真实意图。

文教组干事答应派人去复查腊梅的分数，同时也表明，这种查询就是走过场，不会有实质性效果，还是做好上普通高中的准备。

回到家里，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腊梅是去读普通高中，还是留在初中复读一年的问题。要是读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而要是在初三复读，腊梅又没有学籍档案。如果以“黑户口”参加中考，又面临着被举报的风险。学籍档案弄虚作假，则有可能被取消考试资格。即使侥幸参加考试，中专和重点高中也不会录取。

“要是红梅能够分配在方湾中学教书，腊梅复读就没了什么凶险了。”方父这样推断，“教师的弟弟妹妹，学校肯定会出台优惠政策，在学籍档案方面予以关照。”

方红梅没有搭腔。她能否分配到方湾中学尚不确定。就算能够分配到方湾中学，学校会不会出台相关政策，她也不是很清楚。

正在一家人为腊梅的事情而纠结的时候，终于收到了王加根的来信，而且同时来了两封，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

方红梅激动得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撕开第一封信，是王加根接到两份电报之后写的，主要是询问她家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出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电报。

再撕开那封挂号信，写信和邮寄的日期居然是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王加根到达河北的第二天！

方红梅的泪水又漫出了眼眶。邮局怎么会这样？一封挂号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封平信反而更快一些。

王加根在信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方红梅的思念和爱慕，丝毫也没有变心的苗头。那些甜言蜜语，犹如一股清风，一缕阳光，驱散了这段日子笼罩在方红梅心头的阴影。她欣喜若狂，又愧疚万分。真不该胡思乱想、胡乱猜测的！让亲爱的人背了那么多黑锅，挨了那么多的埋怨和咒骂。

想起这些，方红梅暗自笑了。笑过之后，泪水又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在她憔悴不堪的面颊上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