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这句话是在7月的一个周六。晚上10点多，我刚刚结束例行加班，等回家的地铁。

极度的疲惫，夹杂着一股一股的烦躁。

环顾四周，都是等车的人。没来由的烦躁之中，连周围人的长相也可憎起来。我打开手机听音乐，回避这种感觉。

远处传来隆隆的振动，地铁要来了。我扫了一眼玻璃安全门。

那是谁啊？玻璃中的我面无人色，像个机器人。

我听到心中一个声音。

“你这一生，就要这样度过了吗？”

话音未落的瞬间，玻璃门的影像里，我看到自己未来一生的展开，一年又一年，像火车车厢从我眼前掠过。工作，说不上热爱，但也不讨厌。感情生活同样乏味。今后的六十年，都将是这一刻状态的无限复制。

一股细微但深刻的恐惧爬出来，周围的一切仿佛是假的。

从那以后，我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我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控制。我开始重新审视在父母安排下的全部过去，意识到这20多年的不由自主。

最终，我辞了职，和不支持我的男友分了手，又和父母不欢而散，独自踏上了去欧洲的旅程。

在莫德林的湖边，两只天鹅悠然远去，我望向水面。

看到了西贝尔的脸。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一根蜿蜒的细线，串起了两个世界。也许我应该试着抓住这条线，而不是逃避和拒绝。

“书签是买的时候送的，他们说梵高以前就爱用这个牌子的笔记本——”

阿尔伯特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没有给我拒绝的机会，直接把日记本放在了桌上。“您不喜欢？”

他问得也很巧妙，即便出于礼貌，我也不可能说“不喜欢”。

“我这就走了。不过，想借一本书在火车上读，就歌德的那本，可以吗？”他指着钢琴上面。

我随手递给他，他接了过去。看了看我，又看看书。

“怎么啦？”我问，他瞧得我莫名其妙的。

他微笑着打开书，拿出装照片的信封还给我。

呃……要不是他主动拿出来，就不小心把照片给他了。

他走以后，我好半天才意识到，他借这本书，也许就是在间接地讨照片？这个年代的人是这么委婉的吗？还是他这个人想法复杂？

唉，真烦人。在以前的世界无论学习还是工作，我从来都没有搞不定的，可是到这里怎么跟他一打交道，脑子好像不太够用了？

这天睡前，打开新本子，把海因里希给的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夹在里面。还有昨天取的照片。

一张是西贝尔和父亲的合照，一张是西贝尔的单人照。我对着镜子比较了半天，也许是相由心生，觉得照片和我不太像。性格心态变化以后，人的表情也有了区别。

在翻页的时候，发现在日记本里面还夹着另一张纸，上面写着柏林参谋学院的地址。他最终还是把这个难题丢给了我。

本子的纸张色泽淡黄，质地光滑，都让人有写字的欲|望。我的钢笔尖几次碰触纸面，又收了起来。这个本子很好，不能随意。

夜里的梦中，我听到有人叫我。阿尔伯特站在窗外，一手按着窗台：“如果你想在那本子上写下一句话，你会写什么呢？”

梦中的日记本摊开在桌上，上面有一行字迹。我上前去看，却一头跌进了虚空，像在太空行走。周围是闪耀的光芒，不，似乎是星体。

我看不清。意识里一片迷雾，或一片帷幕？晃动着，背后有什么东西隐约欲出。帷幕太大了，我看不清。

我不敢看。

我怕帷幕后面的东西太过庞大，吞噬了我的意识，使我找不到自己的存在。

梦在这时候醒来。天色已微明，窗帘没拉，我望向梦中阿尔伯特站立的窗外，一只鸟雀惊飞而去。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我们把行李都放在客厅。我嫌热，把门敞开着。

“西贝尔，”父亲叫我，“把门关上，否则显得我们在迎接他们似的。”

诺娜妈妈坐在角落里抹眼睛，父亲没有让她一同去柏林，而是多发了三个月的工钱，让她回维也纳新城自己儿子家里。

外面响起汽车声，两辆黑色奔驰停在门口，车里出来两个带妠粹袖标穿黑色制服的人。

门铃响了。

中间有一段路，车速很快。路面宽阔平坦，双向四车道，还有辅路，没有护栏。这是妠粹时期德国的高速公路。

“时间可能会久些，但最近火车人多。坐汽车更方便。”司机党卫军很客气，带着一副眼镜。他叫雷德。

“是的，先生。最近到前线的小伙子比较多。”父亲微微颔首。

汽车绕过了动物园和勃兰登堡门。

“前面就是施潘道区了，给您二位租住的房子就在那。”雷德说。

下午不到2点，汽车停在威廉草地街一所两层房子前面。灰白的石头外墙，棕色半旧的木质百叶窗。房子不大，楼上楼下可能也都只有两个房间大小，但和邻居的房子是分开的。墙的一半爬着一树紫藤花。花期已过，只有一两朵寂寞地开着，被绿意全然包围。

送我们的人下车，拿出钥匙打开锁。房间里的家具是用过的，但都打扫过，墙上有小紫花点缀的壁纸，底色已经发黄。一楼客厅里还有架钢琴。

雷德帮忙把行李都提进去。下楼后，又带我们看楼梯间，指着地面上一个铁皮活动板说：“下面就是地窖，空袭来了可以躲进去。”

他拉开铁板，下面就是台阶。我沿着台阶走进去，里面的高度刚好够站一个人，头顶和地板都是水泥抹好的。角落里有两个很旧的木头架子。在临街的一面，有一扇很扁很窄的横向窗户，透进来一些光亮。

“上来吧，西贝尔，里面空气不好。”父亲在外面叫我。

“还好，打扫得很干净。”我边上台阶边说。

“是的，我都打扫过。”雷德说。

外面隐隐传来汽车声和军乐的喧闹，雷德仔细听了片刻，“今天市区有游|行活动。”

参观完房间，雷德走了。走前在桌上放了一叠不像钞票的票证。

我的房间在楼上，打开窗户，沿着辅着潮|湿地砖的街道望去，远处的胜利纪念柱隐约可见，那是一个罗马高塔式的建筑，顶端站着一座金色雕塑。

不一会，工人来安装了电话。晚上6点左右，接到了第一个电话。我喂了一声，里面传出海因里希的声音：“埃德斯坦小姐，欢迎来到柏林。”然后说要找父亲。

父亲听了一会，放下电话说：“希拇莱8点要宴请一些专家，我出去一趟。你用配给券买些东西自己吃。”指了指桌上那叠票据。

原来如此，战时状态，买东西也要用券。

空气中弥漫着湿土的腥味，要下雨了。

路面上有个孩子飞速跑过，追他的两个男孩穿着儿童团的制服，跑着向前丢出两个黑煤块：“毒蘑菇！毒蘑菇！”

关上窗户，雨滴在玻璃上划出长长的痕迹。

我在新日记本上写下：

1940年7月26日柏林阵雨

昨天我梦到有人问我，要在日记本里写一句什么话，我在梦里看到本子上写着：“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其原因，然而，怎么知道那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