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里的人络绎不绝，忧伤懊悔的罪人排成长龙，队伍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此消彼长，他们在中殿绕了两匝，聆听告解的神父一刻不停地工作，有时会因为疲倦而走神，有时又突然被讲述中的丑恶所惊醒，最后，总是走过场般的代祷悔罪。不知多少句“我们的天父”，多少句“万福玛利亚”，然后匆匆完成赦免。

不过，某些神父待在难闻、阴暗的告解室纯属强打精神。上帝知道他们是费了多大力气。因为，就在当天早晨，他们收到那份手抄的稿件。在下午三点，坐在早就安排好的席位上。

从来都不存在的神父与从来都存在的神父，因为一场告解而诞生的运动矛盾地在每个人的心底工作，因为信仰而疲倦地聆听忏悔。

出路不是出路，不是出路的出路。棕榈树暴露在阳光下，混合着皮革与汗水，奇妙地产生玫瑰的气味。

那些来自物质世界的凡夫挤在一起，会魔法的、不会魔法的，如同尾羽长一些或者短一些的鸽子，一起在闷热的夏季淌着汗水。

我拄着拐杖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边坐着的是一位不认识的先生。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大约是认得我，也认可我。这位像苍蝇般嗡嗡作响，挑/逗我的神经。以至于我在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仍试图跟上来，诉说他刚刚构建的友谊。

法官敲击那只精巧的锤子，陪审团的几位大人高高坐着，书记员忠实记录他们的说辞。

这场被告缺席的会议荒谬开展。

“由于邓布利多先生无法到达会场，将由——”

念诵稿件的官员停顿一下，似乎还在惊讶于那张之上的词句。他大概也不愿意去揣摩“最高领导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亦或者只是为了摆脱属于他的尴尬境地，于是，他忽略来此背后福吉的咳嗽声，忽略所有可能存在的权力漩涡，自顾自地念着：

“——派丽可·博克代为陈词。”

正如同康奈利·福吉展示他的权力，一意孤行地宣告这场审判开始一样，我也在极力炫耀自己的权柄，越过魔法部众人修改法官先生的文稿。

书记官的羽毛笔兀自写着。他会记录福吉先生咳嗽几声吗？他会记录我拐杖搭在地板上的声音吗？

这场审判是不和情理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但是，游戏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有人能够擅自结束。

虽然说，唯一获胜的可能就是“不玩”，但是，那所谓的“不玩”也仅是指不参与到游戏中，而并非在游戏中不作为。我们都被绑在文明的战车上，在车轮“吱呀吱呀”的声响中被碾成碎末。

时间就是那只被拴住的驴。

邓布利多或许是老了，或许他也开始变得傲慢。我能够理解这位老人的心境。在他看来，康奈利·福吉不过是戏台上的小丑，他自诩不需要靠着政治身份而活着，因而也不再需要尊重福吉部长。

但是，他活了太久了，久到时间已经开始令他忽视一些东西，令他的眼珠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上看。那些他所鄙夷的鬼蜮伎俩，恰恰也是摧毁他合法性的利刃。

邓布利多并不信任魔法部，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仅有的信任只给到那些能够被他掌控的人。因此，像我这样对他百般讨好付出，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略显温柔的警惕。

相比起一开始就被他纳入羽翼下的波特，这不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吗？

不过，我并不会因为这种不公而怨恨他。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无条件信任他人的人才是蠢货，人与人的连接往往构建于友谊与利益。

我今日站在这里，陪福吉演完他的娃娃屋故事，也不过是友谊与利益的构建。当然，我也是想压过福吉的，我得告诉他谁才是操纵这一切的主人。

“部长阁下，法官阁下，女士以及先生们，”我代替被告站在席位上，语气平缓，“我作为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学生，代替他出席这场审判，也代替他对自身控告申辩。”

巫师们惴惴不安，警惕地打量我。

“大家都已经见到了，我们的会场上出现一些虔诚的面孔。不必恐慌，他们并非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作为信众的，我的朋友。作为大多数人眼中的‘亲麻瓜’者，我相信邓布利多先生也愿意这些朋友出席。”

“当然，在这里，我也为这场不算平等的邀请道歉，毕竟诸位先生还在处理尘世中苦者的哀叹，如今，在忏悔的海洋中又要加入我们的争端。不过，我仍坚持我来到这里的意志：我为被控告者辩护。”

法官见人群的讨论声越来越大，又一次喊着“肃静”，书记官盯着我，又猛然回头去看福吉。至于部长先生，他的脸开始涨红，手指不断敲击自己面前的桌子。他瞪着坐在自己席位下方的法官，嘴里不断嘟囔。

象征着法律的法官却闭上眼睛，安然居于魔法部部长之下。

法官先生慢悠悠地问：“那么，请问代理人派丽可·博克，你是1980年生，伦敦人？”

“是的，法官阁下，我生于1980年，伦敦。”

“开始你的陈词吧。”闭着眼的法官无视程序，他的偏袒令福吉再次不满地敲击桌子。这位部长似乎忘记了，我们的能量同样不可小觑。他能够威胁法官，是因为他还坐在那个位置上；我能够使法官听话，却只是因为我自己。

我已经拥有足够令人弯腰的筹码，即使从目前来看，这是“恐惧”。

“感谢您！那么，巫师以及信众们，我要代替邓布利多申辩。首先，我应该说的就是虚假的控告与最初的控告者。在很多年以前，诸位面前就已经有诸多关于邓布利多先生的控告，我们都明白，为一方谋利必然会惹怒另一方。那么，在此我强调的第一点是：邓布利多先生是一名巫师，他并不相信神。”

“对于我们的信众朋友而言，他是一个不讨喜的人。当然，对于审判，他们也会秉持正义做出理智的投票。”

“好了，接下来就是我对于这场审判做出的核心解释。诸位，这场审判的动机就是污蔑，至于控告者，他满嘴谎言，将自己的敌人污蔑成公众的敌人，将自己的利益谎称为公众的利益。信众朋友们，在这场审判中，诸位将听到谎言制成的诉状，‘不可说谎’的教条已然在控告者心中消失，他将永远不可能走进忏悔室，也永远不会悔过自己的罪行。巫师们，控告者切实损害着我们利益，他从未在意将我们绑上他的战车的后果。”

“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关于‘敌人’与‘公敌。’也再次重申那些污蔑者说了哪些谎言，他又如何精巧地玩弄自己的喉舌，将我们的利益变成对于他自身朋友的投诚信。”

“诸位，我们的‘朋友’是什么？我们的‘敌人’又是什么？或许朋友会在今晚与我们一起醉倒在酒馆，敌人会用尖锐之物刺入我们的胸膛。但是这是一种私人的概念。如今，我们的世界动荡不安，我们抱团取暖，正如同我们结伴坐在陪审席上。”

“从我们的整体出发，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在具体的生存意义上理解，不能将它们当做比喻或象征，也不能将他们与经济、道德或者其他概念相混淆，尤其是不能在私人——个体的意义上将它们理解成某些私人情感或倾向的心理表现。”

“这正是我意图申辩的——动机上的污蔑。敌人并不是指那些单纯的竞争对手或冲突的对方，敌人也不是为某些人所痛恨的私敌。只有当一个斗争的群体遇上另一个类似的群体时，才会有敌人的存在。当控告者意图代表我们树立一位敌人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团体的敌人必然是另一个团体，而并非个人。”

“作为团体的敌人，那就是‘公敌’，因为任何与上述人类群体，尤其与整个国家的群体有关的东西，均会通过这种斗争关系而变得具有公众性。广义上讲，站在这个法庭上审判的，乃是‘公敌’，而并非‘仇人’。”

“诸位，邓布利多是我们每个个体的仇人吗？邓布利多先生的仇人是哪些人？他的仇人是我们吗？”

我站在低处，见那些巫师交头接耳，麻瓜们茫然地坐着。巫师们自然不愿意被打成邓布利多的仇人。要知道，他们能够走到今天，自然是靠着左右逢源的本事。站队对于这些老家伙而言还是太刺激了。

“信众朋友们，相信诸位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我代为申辩的是怎样一位温和的老人。邓布利多先生是一位教师，一位老师又如何为站在这里呢？”

“有人将他污蔑为公敌，把他当成每位群众的敌人，仅因为他是污蔑者的敌人。先生们，经文上曾广义地引用那句话——爱你们的仇敌，诸位在告解室也多次将此语脱口而出。但是，我相信诸位也明白，此处的仇敌并非指政治上的敌人，我也认同公敌需要接受审判。正如同我们的多次远征。”

“对于公敌，基督徒与穆/斯/林历经千年的斗争中，基督徒从未因为‘爱’而放弃欧洲，向撒拉逊或土耳其人投降。对于‘公敌’的审判是具有世俗意义的。只有在私人领域，去爱敌人，爱仇敌才有意义。”

“而污蔑者摒弃这一美德，他们意图玷污法律与政治，在对立面代替我们去审判他自身的敌人。不爱、不信，这难道不是控告人的罪过吗？”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康奈利·福吉不顾身边人的反对，站起来朝我大喊：“你是想代替法律审判我吗？”

“靠着这些连局势都弄不清楚的麻瓜？”

作者有话要说：这里派丽可偷换了一系列概念， 又用尖锐的“仇人”、“敌人”来使反对派感到不安。邓布利多足够强大，但是他表现得太没有威胁性了，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与他对立会引来什么。

但是她的目的并不是使邓布利多脱罪，或者说，最终目的并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