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劳妮女士的死亡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她活着也好，死去也好，生活给予她的不过是一个存在着的符号，符号本身并不会存在什么含义，一切的定义只由诠释着摆弄。

我见证过她的死亡，命运吞吐烟圈，我所做的不过是将那团烟雾打散了。

【罪不在我】

我致电邓布利多，他将与我一同处理这位女士的葬礼。

唉！

看着她躺在病床上的尸身，我仿佛又回到躲藏于木箱中的那个下午。当时乌鸦敲响汽灯，它澄黄的喙撞击玻璃，圆而深邃的瞳孔望着我，询问道：

派丽可，历史的三个下午是什么？

未等我做出回答，它已说出答案之二：一个是盛满毒芹汁的酒杯；一个是十字架的锈钉。

至于第三个呢？

我们至今仍未做出回答。

不过，人生就像在时钟上旋转，一圈又一圈，无穷的时间总能伴随我们找到答案。

“这是我送走的又一个人。”我对邓布利多说。

他露出一个疲惫的微笑，说：“我们总是在做道别。”

“即使我无法理解她，但是她从未冒犯过我。”我说，“我希望道别就此为止。”

邓布利多嘴角下撇，过了一会，又露出笑容。他靠在我们面前的栏杆上，姿态十分放松：“派丽可，‘失去’是人之常情。”

“没有人来制止一下吗？”

“什么？”

“死亡。”

九号床的病人又开始嘶吼，那种竭尽全力的哭嚎将整栋楼层填的满满当当。这里令我感到窒息。

于是我离开了，像个小偷一样躲回属于自己的房间。

忘了它吧！忘了她吧！

不！我错了。那天下午，我伤心地对邓布利多说，我已经决心忘了她。绝非如此，我当然没有忘记她。

首先，让我们来揭示我绝对不愿意告诉邓布利多的那个秘密。我的母亲叫做迪明迦·伯德。我对老宅的水井讲述她的一切，全都是实话。我对自己的母亲的描绘也是确切的。她既愚蠢又狡猾，顽固又轻言放弃，还要加上一条，她是个难以付出代价的女性。

迪明迦千方百计地打探林吉的下落，自然是一无所获。她只能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过起原样的生活。

当然，她恐惧我，她爱我，她像丢弃垃圾一样丢掉我，让我跟着莱丽莎过着孤儿样的生活。

然而，当肮脏的积雪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散去，当带着腐败气息的春风从气窗里吹进来，迪明迦的思念比冬天更加强劲起来。

她终于愿意见我。

她常于冬日哭泣，难以想象我是死是活。随着这种绝望时节的迁移，她不免总在日落黄昏时想到，她正在与思想中的死者难舍难分。

必须将她忘掉，或者自己死去。只是不能这样苦度光阴。忘了她吧，无论如何忘了她吧！然而，从出生起所吮吸的那口乳汁以来，子嗣总是那样令人难忘，这便是痛苦的理由。

“我犯了同样的错误。”迪明迦坐在壁炉前望着火焰说。她生起火炉是为了怀念她与林吉相见时点燃过的炉火，“为什么那夜我要离开？为什么？真是犯傻，第二天我就回到那里，我没有食言，可惜已经晚了。是呀，我回去了，就像马太一样，只是太晚了！”

当然，这些全是傻话。即使那夜她留下来，情况就会变得两样吗？她能够挽救我吗？

多么可笑！

我真想这样大声说，只是对于这个怪物不忍心说出口罢了。

星期五那天，特里劳妮的死亡像是湖心中投入的一颗石子，除了激起小范围的讨论外，没有任何波澜。乌姆里奇在其他教授的课上窜来窜去，据说她抓住接替海格教授的那位女士讨论教授失职，另外还发生许多莫名其妙的事。

就在那天，我在自己的房间内醒来。

死亡的阴影已经离开我，因为我有一种预感：今天终于要发生什么。

我在心中呵护这一预感，生怕它也离我而去。

“我信！”我捏着钢笔在自己的本子上庄严写着，“我信！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我喃喃自语，跌跌撞撞爬上塔楼。望着被阳光照得通红的地砖，不知所措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黑湖的水安静地盛放在石头边，等我回神的时候，我正光脚，啪嗒啪嗒地踩着湖水。我哼着歌，大概是《在十字架歌》的某一段——我记不清了，它总是与我的劳动结合在一起。

于是我倒在水地里，伸开双肢躺着。从远处传来一阵扑棱声，我反应过来：我在恐惧。

嘿！我已经有太多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的伟大构想，我的未尽计划——即使对他人来说，这是愚蠢渺小的——然而此事之于我，确实一个宝藏。

好不甘心啊！

我摇摇晃晃起身，却感觉身下的淤泥再竭尽全力地挽留我。城堡的梯道上已空无一人。

“还得去！还得去！”我想着，走下楼梯。

我耗掉属于自己的整个夜晚，而这一夜别人却在享受生命的曼妙之处，我从来都明白，这一夜已无法挽回。

只要从烛火下望望湖水，就知道今夜已一去不回。家养小精灵忙着打扫地板，桌边有几只乱窜的猫，也一只只是早晨的模样。

好吧。

我躲在沙发下，仰望还残留着月光的湖水。

过了六点钟我就忘记她。

在混乱中，我扯出曾经未寄给莱丽莎的信件——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已经忘记了。上面写着：

原谅我并尽快忘记我吧。我永远离开你。不必找我，那是徒然的。我已变成女巫。我该走了。永别了。

我怀着释然地心情走回卧室。

忘记！忘记！

我最后在回忆中看一眼孤儿院那栋小楼，那是我的苦难之乡。我在灯火彻亮的窗口望见自己变了形的脸。

“再见了！T、L以及D女士！”我挥舞双手，道别属于我的这一天。

——

属于乌姆里奇的时间是在周一的下午——这些教授的名字背后的那些东西令我感到头痛。午餐之后，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捏造着诞生于自我认知中的乌姆里奇，设想，又给这个老小姐生命。

老小姐一旦有了灵魂，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譬如我，拧着她的耳朵取乐，她会感到剧痛。不用多久，她身上会产生对人的恐惧，因为人人都想玩玩这脆弱的耳朵，而老小姐的生命将只会有恐惧与疼痛。

老小姐会对自己的创造者怀有神圣的敬意吗？她会感激我给了她生命吗？她会向我祷告吗？

有朝一日，有人递给她一面镜子，于是她便会想用手捂住面孔，因为她在我们面前羞愧难当。

我思考：设想老小姐会羞耻是多么有趣，她要对自己的红耳朵负责吗？她会不会无动于衷地耸肩？

不会。她不会耸肩。她会羞愧。

当一个人直视旁人眼中的自我时，她首先感到的不是无所谓。也不是愤怒，而是不安。这种不安往往被引导成羞愧。

不过以老小姐这样的性格来说，即使她被人指认，抱怨她赤|身|裸|体不够协调，她也会恶狠狠地，以站在她背后的权势，咄咄逼人来硬要旁人承认她裸|体的权利。

不过，一个人的一生中往往充满插曲。

这里的插曲是亚里士多德《论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不喜欢插曲，在他看来，在世间万种事物中，最糟糕的就是插曲。

插曲是游离于整个因果链之外的，不产生任何事情的，不是任何前提条件的必然结果插曲可以省略，在人物的一生中，插曲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

或许在真实的乌姆里奇女士看来，我与她的相遇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插曲；不单这个插曲在她人生中占据微乎其微的地位，而且乌姆里奇禅精竭虑要阻止我在她的世界中起到动因作用，小心谨慎地将我置于她的传记之外。

然而，亚里士多德也好，乌姆里奇也好——很抱歉我将这两人相提并论——她们都没有掌握这种相对性：

没有人能够保证，插曲的突发事件并不包含有朝一日突然发生的、对一系列结果起关键作用的潜在力量。

或许有朝一日，即使他们已经死去，这一天仍旧会到来。

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补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任何插曲不会预先注定永远是插曲，因为每一事件，即使是最无意义的，都包含以后成为其他事件起因的可能性。

就像是握起笔写申论的那个下午；劝告与承诺的晚餐。

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故事，一个经历。头如同地雷，大半永远都不会爆炸，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越不起眼的，往往成为越致命的。

作者有话要说：今天是第一天上班，下班的路上，我总是在想：是什么令我变得庸俗了？

阳光照在大楼的玻璃上，反射出的二手光在我的视网膜上放声大笑。少年时期可怖的噩梦与幻想成长到青年已经变成抽象的线条画，手已经不存在，只有剪刀、虚线以及被裁开的人形。

乌干达的民主令人厌恶，分析它的民主更让人厌恶。然而工作才是最可笑的，我的工作使客户大部分时候都会对我撒谎，每年都在失去业务，每年都有新的谎言。T先生与F先生令人难以忍受，S先生的业务报价也令人呕吐，H也是一样。倾轧到最后，哪怕被吃得一干二净，也能在二手的东西里酣睡度日。